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 (一)

| 2016.3.10 | 姜鸣 Jiang Ming  |   |  (二)  |

  • 浙江巡抚刘秉璋
  • 恭亲王奕訢 宣宗道光第六子,也是文宗咸丰诸兄弟中最有能力和眼光 … 办事果断,不拘小节,在处理政务时往往独抒己见,集大权于一身
  • 1884.4.08 甲申易枢 Baidu
  • Chester Holcombe  何天爵, missionary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曾说..  
  • 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上的一批言官,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许,以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出名,是光绪朝前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 Sino French War .. 法国拟索六百万镑赔款
  • 在慈禧太后一手策划之下,恭亲王奕訢退出中枢,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还带动远支宗室庆王奕劻的崛起,对晚清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
  • 咸丰十一年(1861) 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两宫皇太后与二十七岁的皇叔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罢黜先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改由太后垂帘听政
  • 湘军初起,满清执政层中赏识和支持曾国藩的,是“八顾命”中的肃顺
  • Prince Gong 他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看到了剧烈变化的世界,努力推动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工业技术和近代教育,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渐渐前行,引领出“同光中兴”的局面
  • 曾国藩对恭亲王的评价是“聪明” …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more
  • 议题是反对复修圆明园
  • 钦差大臣崇厚
  • 同属南派的翁同龢对沈桂芬的评价是:“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
  • 而“清流”张佩纶(字幼樵)则对朋友说:“吴江除夕即逝,…
  • 使得本怀善意的张树声受到罚俸处分,颜面尽失,张家父子私下与张佩纶结起仇来
  • 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
  • 张华奎仍是北京政治圈的活跃者,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张佩纶

导读
谁也未曾料到,经过七天思考之后,盛昱的奏折,被慈禧太后用来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自打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全体改组的事儿,这是第一次,所以在政坛上,不啻是场极具震撼的风暴,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1884年4月3日,盛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引发“甲申易枢”,这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在慈禧太后一手策划之下,恭亲王奕訢退出中枢,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还带动远支宗室庆王奕劻的崛起,对晚清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

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枢”发动132周年,本文采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力图复原事件的过程。

恭王其人

恭亲王奕訢和嫂子慈禧太后,均是晚清皇室中最重要的政治家。

咸丰十一年(186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两宫皇太后与二十七岁的皇叔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罢黜先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改由太后垂帘听政。恭王被封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直至1884年前三个月,清政府行政中枢的领头人物,一直是恭亲王。

恭亲王奕訢
恭王是宣宗第六子,也是文宗诸兄弟中最有能力和眼光者。那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仓促逃走,联军火烧圆明园,全靠留京处理残局的恭王与洋人谈判议和退兵。湘军初起,满清执政层中赏识和支持曾国藩的,是“八顾命”中的肃顺。恭王柄政后,依然支持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此外,他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看到了剧烈变化的世界,努力推动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工业技术和近代教育,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渐渐前行,引领出“同光中兴”的局面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曾说:

“作为一名执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鹤立鸡群。恭亲王比任何人都更加明了清帝国将来的命运和当前存在的自身的弱点。现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像他那样阅尽沧桑,重任在肩。”作为一个精于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恭亲王“既骄横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既暴躁又耐心——所有这些特点他都能根据需要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种角色进入到另外一种角色”。

曾国藩对恭亲王的评价是“聪明”。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1867.8.8),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与幕僚赵烈文私下议论恭亲王。赵烈文说:“我在上海曾见过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说:“虽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两年后,曾国藩以直隶总督身份入京觐见,第一次面见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小皇帝和军机大臣。回保定后,他悄悄将自己的观感告诉赵烈文:“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鋆则不满人口。

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宝鋆、文祥,总理衙门大臣成林

曾国藩早年任京官时,曾随大学士倭仁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对倭极为崇敬。此次又见倭仁,觉其才薄识短,其他官员更是庸庸碌碌,甚觉可忧。面对错综复杂的变局,曾国藩感慨万千地说:“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中国处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具有新观念的领导者却产生得艰难而缓慢,保守势力极为强大。恭王办事果断,不拘小节,在处理政务时往往独抒己见,集大权于一身。从内心说,他也未必看得上在他的援手之下方才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主政后不久,双方即产生了矛盾和正面冲突。最著名的,是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3.30),翰林院编修署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奏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慈禧藉此对恭王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王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慈禧盛怒,亲写懿旨: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骄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宣布“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慈禧太后亲笔撰写的罢免奕訢的懿旨,白字连篇

这篇懿旨,不仅白字连篇,而且语气也不贯通,第一人称在小皇帝与太后之间随意跳跃,一会儿说“看朕冲龄”,一会儿是“朕归政之时”,显示太后缺乏上层政治生活经验和文字表达能力。此事后来在王公大臣的调解下得到转圜,先恢复了恭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不久又重新任命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议政王的称号被免去了。

恭王在同治十三年七、八月间(1874.8-9)还与刚刚亲政的穆宗发生冲突,议题是反对复修圆明园,由此还引发出对皇帝微行出游的批评。穆宗震怒之下,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还准备以“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将恭王及其支持他的悙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重臣尽皆革职。在这场冲突中,宗室亲贵和满汉大臣都站在恭王一边,两宫太后只能出面干预,撤销上谕,将修复圆明园改为修缮三海,以作太后归政后的休憩之所。在朝中,恭王就是这样,不仅处理日常政务,还以他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伦理的原则性,承担着制衡君权的作用。

南北政争

恭王推动的洋务事业,包括派考察团了解西方,兴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推动同文馆教授西学课程时,派幼童留学美国,大多发生在他炳政的前期。在经历了同治朝诸多风雨之后,恭王渐有倦政之态,亦开始自保,逐渐将国务管理的日常工作交给军机大臣文祥办理,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后,汉族军机大臣沈桂芬在决策中取得很大的话语权。

军机大臣沈桂芬军机大臣沈桂芬 Sheng Guifen

沈桂芬,字经笙,祖籍江苏吴江,当时人常以此简称他为“吴江”,将他以及追随者称作“南派”。《清史稿》说:沈桂芬“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大体说来,沈桂芬所奉外交方针,就是主张隐忍、韬光养晦、力保和局。

光绪七年除夕(1881.1.29.),沈桂芬病逝。此后,军机处由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隐执权柄。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他的名字与李鸿章有一字之别,但没有亲戚关系,时人将其视作“北派”代表人物。他是“清流”的后台和支持者,亦用“清流”的力量来达到控制朝政之目的。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上的一批言官,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许,以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出名,是光绪朝前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批评沈桂芬主政,对外政策过于软弱和用人不当,造成钦差大臣崇厚在收回伊犁谈判中的失利,主张对外更加强硬。而在内政上,则是抨击官场大僚昏庸贪腐,治国无当。

军机大臣王文韶军机大臣王文韶
沈桂芬死后,另一位南派军机大臣王文韶作挽联云:

知弟莫若师,数年来昕夕追陪,方期沆瀣相承,艰难共济;

忘身以报国,十载间行神交瘁,竟至膏肓不起,中外同悲。

同属南派的翁同龢对沈桂芬的评价是:“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而“清流”张佩纶(字幼樵)则对朋友说:“吴江除夕即逝,予谥文定。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南北两派对于沈桂芬评价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在治国路线上的不同见解。

李鸿藻在这一时期里,依靠“清流”力量,对朝中旧派人物进行调整,又开展人事布局,外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提拔宝廷任礼部右侍郎,张佩纶署理左副都御史兼总理衙门大臣,黄体芳任兵部右侍郎,陈宝琛任内阁学士,起用已经退隐的前工部左侍郎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破格擢用徐延旭和唐炯任广西、云南巡抚。甚至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亦暗结同盟,在政坛上彼此呼应。

反目成仇

光绪朝前期“清流”气盛,不仅有李鸿藻的支持,也有慈禧太后的默许,将其作为整饬官场风气的重要工具。这样,“清流”在政坛上就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大人物都争相与他们结交朋友。人们一般将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称作“翰林四谏”,也有人用谐音,管李鸿藻叫“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叫“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此外牛皮、牛毛甚多,还有人将奔走于“清流”与疆吏之间的著名“官二代”、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霭青),叫做“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

光绪五年三月(1879.3-4),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入京料理同治帝安葬差事,亲自登门拜访三十一岁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到了夏天,张佩纶丁母忧去官,经济上颇为拮据。李鸿章给张华奎写信,拟邀张佩纶到北洋担任幕僚。张华奎就在张、李之间积极牵线。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早年担任安徽按察使,与回乡办团练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张李之间有书信往来但不真正稔熟。秋天,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藻又替他向李鸿章写信请予关照,张李之间迅速走近。

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

光绪八年三、四月间,李母去世,李鸿章回安徽老家奔丧并丁忧,张树声被清廷委派署理直隶总督。张华奎期望张佩纶调往天津,辅佐其父,以壮声势。张佩纶从李鸿藻的内幕消息中得知,慈禧有意要李鸿章“夺情”复出,就回绝了张家父子的盛情邀约。他告诉李鸿章,“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谁知张树声却径行上奏,点名请调他帮办北洋水师事宜并加卿衔。那天恰逢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作选拔考试,参加者有京官二百八十余人。张佩纶因故未去,监试的贝勒奕劻在考场大呼“幼樵”,想告诉此事,却发现他没来参考。不知底细者,猜他早得消息,此时正在等待降旨。这使秉性清高的张佩纶勃然大怒,遂商由陈宝琛上奏,弹劾张树声擅调天子近臣,使得本怀善意的张树声受到罚俸处分,颜面尽失,张家父子私下与张佩纶结起仇来。后来,光绪九年四月,张佩纶以日本觊觎朝鲜,法国谋吞越南,倡言请召李鸿章仍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命张树声返回两广本任,上谕立即允准。张树声行前致函张佩纶告别,提到“鄙人举名世之英而不得,公举衰朽之余而遂行,令我大惭”,可见彼此关系之微妙。

张树声不知道的内幕是,李鸿藻为了笼络李鸿章,从《国朝先正事略》中找出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故事,去与恭王商量——康熙三十二年,李天馥丁母忧回籍,帝谓:“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而在此刻,李鸿章丁忧,空出文华殿大学士位置,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决定放弃自己晋级顶缺机会,“留揆席以待”。还力主夺情,“百日后并直隶总督疆符一并奉还”。恭王认为,《国朝先正事略》是同治年间官员学者李元度的新著,《实录》及官书均未见到记载,故不能当典籍来应用。但李鸿藻坚持此意,并做了慈禧的工作,恭王也就不反对了。在这样一个大布局之下,张树声焉能安位天津?张佩纶亦据此反问李鸿章,李鸿藻“苦心经营如此,不审公意如何耳”?

张佩纶

光绪八年底,张佩纶还借清查“云南报销案”的腐败内幕,连上三折,将王文韶逐出军机处,彻底扫除沈桂芬的班底,改换翁同龢、潘祖荫入值军机。不久,潘祖荫丁忧,军机汉大臣仅剩李、翁二人。这一时期,恭王因病请假,前后达八个月之多,太后命毋庸拘定假期,一切差使毋庸派署。李鸿藻的权势益大,张佩纶更是风头独盛。李鸿章为此写信规劝:“近有都中来者,佥谓太阿出匣,光芒逼人,不可向迩。仍祈少敛锋锷,以养和平之福,至为企祷。”李鸿藻、张佩纶此时在官场上顺风顺水、却也结得颇多仇家,得随时提防暗箭射来。

与从前沈桂芬对外力保和局的宗旨相反,李鸿藻和“清流”主张对外强硬,只是这种主张既缺乏军事上的支撑,也缺乏人才上的准备。张佩纶化精力联络手握军队的李鸿章,但只要涉及对外用兵,李鸿章却并不真正予以响应。当时,中法在越南冲突日益加深,在南线对法作战部署上,却一直没有觅得真正的主帅,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因而在实施时无从下手。加之李鸿藻一系在用人路线上又藏有门户派系之见,随着前线战事失利,军机处的和战决策开始受到朝野抨击,连“清流”内部,也有后起之秀表示强烈不满,因而酝酿起内部的激烈政潮。

北宁战败

光绪十年二月十七日(1884.3.14)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法国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援越清军与黑旗军坚守的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李鸿章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日本驻津领事来谈,他也接到东京电报,看来消息是确实的。

十八日早上,慈禧太后没有召见军机,军机大臣们读罢李鸿章简短的电文,觉得缺乏详细信息,决定暂不上递,待到明天再商办法。但翁同龢感到,消息预示的前景显然不妙。这天北京阴沉欲雨,竟日昏昏,夜里又刮起大风,高层官员的心中也充满忐忑不安。翁同龢回家后写了封短信,将消息通报给醇亲王奕譞。同时在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同日,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也给李鸿章写信:“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信中所提徐延旭系广西巡抚,他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从信的内容看,张佩纶似乎对徐很是失望,早有换徐打算,而在实际上,起用徐延旭,却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

十九日,慈禧召见军机,决定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其收拾败军,尽力抵御。如再退缩不前,定当从重治罪。

北宁之败,北京官场震动。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因遭法国侵略,向中国求援。清廷暗助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又部署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出境援助。徐延旭是近期督抚中的火箭式擢升干部。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张佩纶上奏,称许他“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又说四川建昌道唐炯“知兵,可任艰巨”。认为若以徐、唐分领粤西、滇南军队,所益必大。半个月后,徐延旭就由正四品的湖北安襄郧荆道直擢从二品的广西布政使,次年九月更升任广西巡抚。唐炯亦在当年二月升任云南布政使,八年六月出任云南巡抚。

张之洞

张佩纶与徐、唐其实并不相熟,但他俩均是张佩纶的密友、山西巡抚张之洞裙带上的人物。徐延旭乃张之洞姐夫鹿传麟(时任河南巡抚)的儿女亲家,唐炯则是张之洞的大舅哥。张之洞在徐、唐二人获得重用之后,曾向李鸿藻表示:“今日中朝举动,滇事付唐,桂事付徐,可谓得人。”至于所谓“知兵”云云,仅是“清流”小圈子内部的吹嘘,徐延旭以往最大军功,不过是镇压本地农民造反和出关捕盗。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如此破例地提拔巡抚,是绝无仅有的,既反映出军机大臣李鸿藻一系在掌控官员使用上的影响力,也显示清廷对中越边境反击法国势力入侵的高度关注。

二十日,张之洞在太原给张佩纶写信,他听说唐炯前因擅自从越南撤退回国,有人主张将其杀头,感到骇然。认为唐已受朝廷严谴,“此时只有责其后效自赎,岂有中外战事未开,遽戮疆臣之理?”他此时尚不知北宁之变,故还反问,若按这种说法,假如北宁失陷,难道还要诛杀徐延旭不成?其实早在光绪六年,清廷派崇厚担任出使俄国全权大臣,谈判收复伊犁事项,崇厚擅签《中俄里瓦几亚条约》,划失新疆土地,消息传回国内,“清流”一片痛斥,张之洞本人就上奏,要求将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回头来看,因军事失败杀大臣和因外交失败杀使臣,均属中世纪的野蛮做法,与现代政治不相符合,但当年“清流”责他人以严苛,待己人则宽恕,党同伐异,却也是普遍的通病。

暗潮涌动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又报告越南太原失守,对垒华兵死伤甚众,法国拟索六百万镑赔款。朝廷震怒,二十九日颁旨,指出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现派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驰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

前一日,张佩纶心怀忐忑地私信李鸿章:“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李鸿章回复说:“徐延旭作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执事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执事为言官,论列贤否,向无严谴之例,枢辅壹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执事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

从李回信可见,他对徐延旭很不以为然。这种看法,其实也代表其他大员对李鸿藻及其“清流”派用人路线上的不满。但话讲得如此坦率,则表现出他与张佩纶在私交上非常亲近。

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

张华奎仍是北京政治圈的活跃者,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张佩纶。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王仁东(字旭庄,他是王世襄的祖父)、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因姐夫陈宝琛之故,而与张佩纶、张之洞友善。其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字伯羲)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当初都是走动密切的朋友,也是新一茬崛起的“清流”俊彦。光绪八年四月,张之洞奏《胪举贤才折》,推荐京官14人,第一名为张佩纶,其后有吴大澂、陈宝琛、王仁堪、盛昱;推荐外官29人,第一名为广西布政使徐延旭。这份名单,显示出圈子内的认同。

盛昱是满族宗室,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父亲恒恩,官至左副都御史。祖父敬徵,曾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光绪九年,盛昱官居翰林院侍读,迁左庶子,半年之中,迭次上奏言事。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州土匪黄金满,盛昱劾何璟等长恶养奸,请予严惩,发黄金满往黑龙江、新疆安置。兵部尚书彭玉麟数度辞官不受职,盛昱劾其抗诏鸣高,开功臣骄蹇之渐,请饬迅速来京。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后未行,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陈宝箴疏辩,盛昱责其哓哓失大臣体,再请交部议处。这几份奏折,使得盛昱名声大振,异军突起,士论推为正直敢言。

与此同时,这批后起之秀在对越作战观点上,与已进入核心政治圈的前辈出现了很大分歧,王氏兄弟以李鸿章主和,张佩纶依附李鸿章从不弹劾为耻。听到太原失守,法索赔款的消息后,王仁东致书张佩纶予以谴责,要求他自请罢斥,并以此书作为绝交。

张佩纶虽然屡次私下与李鸿章讨论自请严谴,也做好免冠而去的准备,却不容后辈指斥教训,所以他写了措辞强硬的回信,回应王仁东的挑战。表示前方失败的根本,在于军事准备不足。贸然出师,实中兵家之忌。“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以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

大家这样说话,已经不像朋友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盛昱弹劾

三月初八日(4.3)是清明前的寒食。这天,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为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

盛昱提出,北宁等处败报纷来,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等拿问,军机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又说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唐、徐既经拿问,即当另简贤员,却就近于湖南用潘鼎新,于贵州用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而依其愚见揆之,是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如此存心,是诿卸之罪也!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盛昱奏折写得尖锐而恳切,这种义正词严的笔法,站在为太后和皇帝谋划的角度,将道理层层剖析,正是“清流”们惯用的。细读可见,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张佩纶,和张的后台李鸿藻,罪名是“滥保匪人”,其余恭亲王、宝鋆,是“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景廉、翁同龢,是“才识凡下”,虽然用词犀利,但只是捎带批评,重举轻放。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当日见到盛折,自然意识到这是扳倒政治对手恭亲王的难得机会。对着军机大臣,她感慨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却将盛折留中不发,谁也不知道折中讲了什么。盛昱弹劾大臣是个突发事件,慈禧要细想想怎么用好这份奏折。

次日清明。恭王在东陵普祥峪(今河北省遵化市)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典,为了祭典,他几天前就离开北京了,这给慈禧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上午,她亲自到西直门内大街后半壁街寿庄公主府赐奠。寿庄是宣宗第九女,醇王的同母妹妹,二月十四日去世。赐奠之后,慈禧在公主府传膳,并召见醇王,奏对甚久。北京的圈子里,各种谣言开始流传。

三月十一日,张佩纶密函李鸿章谓:

“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王仁堪之弟王仁东遍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其意以论者多咎张树声,而张王之交方睦,故归狱鄙人以为树声解纷。日来盛庶子、赵尔巽均有封事,盛文并及张之洞,至今不下。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公及吴大澂均不免,深文周内,不解何意。真伪不可知,其自言如此。朝局一纷,越事更无结煞。”

张佩纶还说:“以白简相诒,所谓班门弄斧耳,一笑。”平日擅长弹劾别人的张佩纶,这次也要尝尝被别人弹劾的滋味了。

从盛折的实际内容看,其实并没有牵涉张之洞、吴大澂和李鸿章。但张佩纶获悉的情报大体还是正确的。

军机大臣翁同龢也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担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次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

三月十三日,恭亲王已经回到北京。这天早上,慈禧太后按照昨日的传旨,召见在京大学士和各部尚书,却不召见等候许久的恭王和军机。显然,这预示将有重大事件发生。待军机大臣散直之后,慈禧又随即颁发懿旨: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谁也未曾料到,经过七天思考之后,盛昱的奏折,被慈禧太后用来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自打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全体改组的事儿,这是第一次,所以在政坛上,不啻是场极具震撼的风暴,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同日还有新任军机大臣的安排: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注】此文为复原“甲申易枢”系列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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