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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ci Lu in kibitzer by 刘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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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庄公逸事
第一章 文庄公早年的经历
1.文庄公的家世
文庄公的父亲世家公是大德公的长子,字裕琪,号艺府,另号经畲,做过太学生。世家公出生在乾隆六十年十月十四日巳时(1795),同治八年八月十一日(1869)去世,享年七十五。文庄公的母亲是同乡胡佩升的女儿,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四,光绪六年六月十八日(1880)去世,享年八十八。世家公死后葬在南乡乱墩口大方墩,印形地坤山艮向兼申寅三分。家谱上还载有墓图。文庄公的母亲葬在南乡黄泥河八里坂鲍家山柴木形地辛山乙向兼戌辰。这么准确的方位当然是请风水先生测出来的。
世家公有三子,长子景赟,次子景贤,即文庄公,三子名景贞,文庄公的母亲还生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本地姓程的人家。文庄公的官名为秉璋,字希之,号仲良。
2.进京求学
文庄公小时候随无为县的潘小安(名璞,字小安)先生读书,潘先生的儿子潘鼎新与文庄公是同学。文庄公考秀才,第一次没有考上。潘鼎新先中了秀才,进了县学,况且他的聪颖又为平常少年所不及,于是潘就起了去京城游学的念头。但因怕遭父亲的反对,不敢在家人面前提及此事,这一来他也就无法筹足赴京的盘缠。文庄公为了成全朋友,背着家人将自己的衣服抵押出去,得钱后就去资助潘鼎新。但很快文庄公又改变主张,决定与潘鼎新同行。俩个人离家才两日,世家公和潘先生就赶了上来,给了他俩一点路费,又关照了许多话,然后才和儿子依依惜别。分手时潘先生特意对文庄公说:“考秀才不过是小试牛刀,不用费太大的劲深思熟虑。不然的话,这回去了北京,下次考不上,再往北又该到哪儿?”潘先生这样说,是怀疑文庄公怂恿儿子离家出游,并不知道出点子的乃是潘鼎新。
文庄公他们进京,先去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愚荃)侍御史,向他请教学问。同时,他俩也有了与王公贵卿交游的机会。在他们交游的京官中侍郎孙蓝检(铭恩,咸丰三年任兵部侍郎)、吕鹤田(贤基,咸丰二年任工部侍郎)二位对文庄公最为赏识。孙侍郎说:“学问达到这等地步,连个秀才也考不上,看来做个庐州秀才实在不容易啊!”李鸿章在一旁说:“我们家乡科举考试,应试的学子每届约在三千余人,被埋末的人才岂止一二人。”吕侍郎说“刘、潘二后生,日后定会出人头地,成为我们安徽的后起之秀。”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天的事,文庄公虚岁19,在李鸿章参加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之前。等到李鸿章考中进士,李文安便说:“我儿子刚取得功名,你们不妨向他讨教。”此后,文庄公和潘鼎新他们遇到文字上有疑难,都去请李鸿章指正。
3.古庙四友
文庄公和潘鼎新初到京城,暂住在庐州会馆,后来又搬到城内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观音寺。李鸿章父亲的朋友,曾当过湖北宜昌府通判的沈耀鋆在太平军“叛乱”中被俘身亡,他的儿子沈品莲(保靖,字仲维)那时也被家人送入京城求学,李鸿章的父亲让他也住在观音寺内。安徽巢县人周沐三到北方游学,也闻风而止。肃静的古庙中于是便有了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四友中只有周沐三以李鸿章父亲的门人自居,不肯屈居李鸿章手下,而后来他也没有怎么发达,其余几个则兼以李氏父子为师。李鸿章显赫的时候,在北洋水师衙门理事,沐三让他的儿子手执信函前往,信上的称谓如同老朋友。李鸿章大发脾气说:“我的朋友中,哪有这个人?”话里多少有点抱怨周沐三当年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最终他还是给了沐三的儿子一份小差事,由此可见前辈的性格虽然孤傲,心地却很宽厚,这两种性格其实互不相碍。
4.少爷出门乎
道光咸丰时候的读书人都很注重名节,一举一动都讲究礼仪。当时有个尚书,认识一个英俊少年,还没有成家,便将他留在家中读书,借机考察他的人品。过了一年尚书拿定主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天少年到戏院的池子里看戏,尚书知道后认为他太轻浮,于是再不提那件婚事。这是因为北京旧俗,在戏院池子看戏都是下等人。
文庄公和潘鼎新一起进京,拜访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两人当李文安的面做了一篇文章,大受夸奖,于是他们被安置在会馆读书。过了一个多月,李文安私下问会馆管事的人,新来的刘少爷、潘少爷常出门乎?管事的说“两位用功读书,足不出户,会馆中人虽多,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的人。”李翁听了很为高兴,从此对文庄公他们更加照顾。前面说尚书的事是文庄公亲耳听到,文庄公读书事则是在声木伯祖在山东听贾某人讲,贾某又是亲耳听会馆管事讲的。
5.鼎新成婚
文庄公与潘鼎新都是冒充顺天府大兴县籍贯,参加已酉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北闱乡试的。潘鼎新中榜,文庄公却没有考上,那一年他俩都还没有娶亲。
潘鼎新中举后,到书坊去刻印考卷,与坊里的人斤斤计较。考卷刻成后,坊主见他尚未娶亲,调侃他说:“这么精明,不知哪家的姑娘能嫁得如此的好女婿。”那时候文庄公后来的妻子程太夫人年纪已经不小,双方的父母都催文庄公回家成婚,秋天考试季节之后,文庄公便与潘鼎新一起返回老家,那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在潘鼎新没有中举之前,父亲曾为他向青阳司巡检家求婚,巡检以“女儿不习惯下厨房做饭”为由一口回绝。后来听说潘鼎新考中了举人,反过来又向潘家求婚。潘的父亲说:“给二百两银子,我儿子才能与你女儿成婚。”巡检迫不得已,只好应允了他。恰好这时同乡的京官谢梦渔侍御有个女儿尚未许配人家,求李鸿章的父亲作媒。李鸿章的父亲说:“新科举人潘琴轩(鼎新的字),听说他还没有娶亲。现在回乡去了,不知成婚了没有,可以去封信问问。”谢侍御起身连连感谢。等信寄到安徽老家,潘鼎新已经被他父亲以二百两银子给巡检家做了招女婿。相传潘鼎新为了这件事有半个月都不和父亲说话。
太平天国“作乱”,势力日益蔓延,以至占据了三河镇。潘鼎新因为已经是举人,不能留在家中。他父亲便以车子送儿子和媳妇去合肥岳父家中。巡检收留了女儿、女婿,却把潘鼎新的父亲打发回家。潘翁本是当地的名人,岂肯和一个小小的巡检计较,他毫不在乎地上了路。潘翁自己坐在独轮车的一边,另一边放上行李,向三河镇推去。半路上经过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地区,遇到盘查的太平天国士兵,喝令他下车,说:“你是不信上帝的妖魔吗?”潘翁气愤地说:“就是妖魔,你又打算将我如何?”不料便被杀害了。潘鼎新因此留在合肥,加入了团练,打算为父亲复仇。但《清史稿》记这件事却云:潘小安死于咸丰十一年(1861),而潘鼎新已在咸丰七年入军营,且云潘小安是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
6.李鸿章从军
文庄公只比李鸿章小三岁,虽然同是进士出身,同样被授予过翰林院编修,但李鸿章考上进士比文庄公足足早了十三年:文庄公做进士时已经34岁,而李鸿章当进士,授编修那年只有24岁。
年纪轻轻的翰林院编修,很以自己的文章才学自负,当时和李鸿章、文庄公他们经常来往的皖藉京官、工部侍郎吕贤基(字鹤田,谥文节)是个很爱发议论的人,李鸿章便常常替他起草奏章,当时这种事并不奇怪。
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得了武昌(1853)顺流而下,长江沿岸都处在戒严状态,不久安徽省城安庆为太平军所占。消息传到京师的那天,李鸿章正在海王村的书店里购书,遇到一位同乡,对他说:“难道你还不知道省城已经丢失,还有闲心忙此等无关紧要的事情。”
李鸿章得知家乡的战祸自然不甘袖手旁观,离了书店他就直奔侍郎吕贤基家,怂恿他给皇上上书,提出对太平军作战的建议。吕贤基当即表示同意,并令李鸿章代自己起草。李鸿章从侍郎家回来,翻查书藉结合形势斟字酌句,写下了一篇很长的奏章,写完之后已是深夜。好在住得离吕氏的府上不远,连夜就派人送了过去,想能赶上第二天的早朝好让吕贤基把奏章给递上去。
李鸿章送了奏章刚上床,一觉睡到中午过后方才起身。当时京城的官员看不到当天的朝报,因心里挂念着那份奏章,李鸿章便驾车往吕府去打听消息。不料李鸿章刚进门,只听到合家上下一片哭泣,好像是死了人一样。等他走进客堂,只见吕贤基从里屋跳了出来,对他嚷嚷道:“你可害死我了,皇上命令我去前方,我也只好拖你下水,奏请皇上调你与我同行。”那天皇上召见吕贤基,对着侍郎大哭,吕侍郎也伏在地上哭。后来李鸿章和何莲舫的诗有“追同胞烈士魂”指的就是吕贤基,又曰:“谏草商议*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的就是这件事。

7.李鸿章逃难
李鸿章咸丰三年(1853)随吕贤基去安徽时等于徒手,官军见到太平军就逃,接二连三打了几场败仗;乡勇也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吕贤基因为是上面调来的官,对于战局更是无能为力。那年旧历八月,太平军围攻舒城,吕贤基率乡勇前去增援,李鸿章也参与了那次军事行动。当时李鸿章的父亲在庐州办团练,有个在李父京城寓所做了许多年的老仆叫刘斗斋,这时也随李鸿章到了舒城。刘见形势十分危险,偷偷把李鸿章带到个背静的地方,告诉他说:“那些人死已成定局,公子何别跟着送死,难道就不考虑你父亲站在家门口盼望你归去。”李鸿章慌忙问家人有何妙计,刘斗斋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马,李鸿章急忙骑上往城外奔去。不久舒城为太平军攻破,吕贤基死于战场。《清史稿》上说:“咸丰皇帝听说舒城失守,便说吕氏一定不会向敌人屈服,后来果然不出所料,皇帝得知后深为悼惜。”当然《清史稿》没有写吕贤基出京前合家大哭的事,李鸿章临阵脱逃《清史稿》也不曾记。
李鸿章日后一直没有忘记刘斗斋的救命之恩,他在英霍之间有上百顷田,交刘的儿子收租,管了十年也没有交上来多少。李鸿章召他来问,他呈上一份帐簿,竟然是入不敷出,还亏欠了三千两银子。李鸿章气得用脚踢他,但也不治他罪。
8.李文安之死
李鸿章从舒城逃出来之后,回到家乡随父亲李文安办团练。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免不了就要向乡里筹集款项,为此乡下便出现小字报,说翰林变成绿林强盗。不久,李文安因为焦虑而亡,事情大概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
李文安的死有人说是自杀,事实上李是无疾而终。李翁人很胖又是炎热的夏天,喝了过多的酒,晚上睡在露天,就这样一觉去了西天,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才会又自杀的谣传。李鸿章和何莲舫的诗云:“锦囊未敢忘三矢,荩匣何曾有一钱”确是纪实。由于父亲的死,李鸿章更加不得志。于是他就去投奔当时的安徽巡抚福济(字元修)。
科举时代的人都很重视师生的情谊,李鸿章出于福济的门下,为人处世也受福济的影响。福济用兵唯一可依靠的是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支,他们相互猜忌遭致失败。咸丰八年(1858)福中丞遭革职,李鸿章投奔曾国藩的军中,这才得到重用。后来福中丞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又因丢失国土被革职,李鸿章出面说他过去有功,使他得以恢复原来的官衔。李鸿章治军不使部下和睦,以免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主帅,很像是传福济的衣钵。李鸿章喜欢引用福济的话:“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从这句话足可以知道当时治军的方法,淮军最终不能振兴,恐怕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武将不能独揽大权也是不可厚非的。李鸿章晚年住在京师,福济的小妾还在,每年过年,李鸿章都要亲自去拜年,仍然不忘师恩。郑士魁死后李鸿章也要求朝廷给予抚恤,这是重视旧日同僚友谊。
9.英雄贱日
在清末的政坛李鸿章可算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但他默默无闻的时候,也常遭人轻视,尤其父亲死后凡事都不遂心。咸丰八年(1858)福济罢官,李鸿章在安徽更混不下去。因父亲和曾国藩早年是学问上的朋友,李鸿章便改投曾国藩门下。但从曾国藩的日记可知,李鸿章当时在曾军,地位和李元度之流相差无几。
英雄还未出人头地也和众人没有多大区别,这种事本不足怪。咸丰十年(1860)祁门战役钦差大臣张芾遭弹劾,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打算亲自去祁门接替军务,幕僚们都不赞成。后来改派李元度(字次青)前去,不久就遭失败。曾国藩上疏请求治罪,他身边的人竭力反对,曾氏仍然坚持。于是众人又为是否去祁门发生争论。李鸿章看曾军意见分歧不愿久留,便向曾国藩告辞去他兄长李瀚章(谥勤恪)在江西的任所(李瀚章时任吉南赣宁道)。李鸿章在途中经过益阳胡林翼的军队,胡对李鸿章说“你日后定会成为显贵,但愿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字)。你如没有涤生,怎么能够升迁?”李鸿章不以为然地说:“原以为你是豪杰,不依靠旁人也能成功,今天才知道并分非如此。”说罢他就拂衣而起,回到寓所打点行李。
李鸿章正准备离开,胡林翼的手下刚好赶到。来人再三挽留,李鸿章都不肯,最后死扯硬拖总算勉强把他留下。胡林翼留李鸿章一同饮酒,接连几天都不再提前面那件事,直到饮得非常的快活俩个人才分手。李鸿章到江西后,得到一个福建的官职,因道路阻塞不能赴任,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传来曾国藩攻克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荃攻克安庆]的消息,于是他赶紧寄信表示祝贺。曾国藩回信说:“足下的行踪也太突然,祁门危急你走了,如今安庆很是安全而你却不来,这是为何?”关于这封信的内容,前辈是这样说的,却与今本曾国藩集稍微有些差别。李鸿章接到这封信很快便重回曾营,曾国藩此后对他大加赏识,从政治、军事各方面悉心指点,尽到了前辈熏陶教训晚生的责任。
10.知遇张芾
文庄公参加顺天府乡试落选的那年虚岁已经23,程太夫人还长他一岁。回乡成亲之后,文庄公于咸丰元年(1851)入太学,当年便中了举人。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清为应天府),皖南一带形势紧急,文庄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很想到军营中成就一番事业。咸丰五年(1855),经孙省斋的推荐,文庄公得入钦差大臣张芾的幕中效力。张芾和文庄公见头一面,就认定他是国家的栋粱。文庄公对张芾的知遇之恩,后来也一直不曾忘怀。
张芾,字小浦,同治元年(1862)在家乡陕西参与平息西北回乱,被起事的回民肢解身亡,朝廷谥号文毅。文毅的思想作风颇受老师王鼎的影响,王鼎(文恪)和张芾是同乡,官至东阁大学士,“南京条约”签定前他因愤于时事,闭门上吊自尽,身后留下一纸反对五口通商的上疏。有人误以为王氏是因弹劾主张议和的穆阿彰才死的,其实并非如此。张芾既是王文恪的门人,理所当然要为老师辩解,这么一来他和主张洋务的人不免疏远。太平天国进攻南昌,坚守城池的功劳主要归于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然而张芾当时任江西巡抚,江氏人马是他临时召集而来,军队粮饷也悉数听江指挥。保卫南昌危城,支撑清王朝东南半壁江山,若论功勋就是与唐朝安史之乱中,坚守濉阳的张巡、许远相比,怕也不过份。相传,每天江忠源登城守备,直到天黑回军营时,已经累得倒在床上动弹不得。这时张芾总是亲自到他床前共商军事。张芾这样宽洪大量,其他人恐怕很难企及。张芾虽然立了大功,由于曾为王文恪说过话,结果影响了他一生,后来竟以小过被革职。当时涉及洋务的事就是这样的危险。
11.张芾守徽
张芾遭革职,寄居在绍兴。浙江那时虽没有被太平军占领,但毗邻的安徽已被造反的农民搅得天翻地覆。太平军在皖南以芜湖为据点,修筑了石头工事,其势力蔓延到了池州;而他们在江南广德、饶州的力量很大,正企图将两地连成一片。徽州恰好是在广、饶之间,岭隘重叠,村落殷富,所以遭受攻击不断。浙江的军政要人十分清楚,皖南是浙江的屏障,徽州休宁是入浙的门户。所以他们并不以省界自守,遣兵输饷,竭力想守住徽州、休宁。浙省先后派观察徐荣、石景芬、廉访使晏端书前来出谋划策。惟恐不保险,最后又向朝廷保举张芾。
咸丰五年(1855)五月十日张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入徽,那时休宁已被太平军占领,徽州府城形势危急,张芾轻骑从昱岭关进入,指挥各路人马收复了休宁、黟县,将太平军驱出羊栈岭,又收复了岭外的石棣。张芾以为守徽州唯有守岭,山岭守牢了,百姓自然平安。因此令周天受在关隘筑好工事小心防备。战略已定,张芾招集流亡,和睦将弁,训练士卒,抚恤灾民,捉拿间谍,维护法律,设立税卡,宣传纳税。经过几个月,百姓都有了信心,军队也士气大振。士兵外出很少干扰百姓,有钱人也乐意捐饷而少有怨言,徽州的这种风气就是从那时开始。张芾善于用人,注重筹集粮饷。最初粮饷由浙江供给,后来改从江西调拨,但经常不能及时,只有靠忠义思想激励将士。既抓物质又靠精神使徽州人乐意为张芾所用,因军事上调遣得当,战争虽然险象环生,却能一再转危为安。
咸丰六年(1856)三月太平军分两路从祁门、婺源出发逼攻徽州,张芾仓促出城安营,收罗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兵士,经两天激战终于把敌人挡在了潜口,太平军无功而返。九月大股太平军又从黟县来犯。张芾在七里营扎营,督战江长贵、周天受,大战五天敌人败退。咸丰七年(1857)五月,景德镇方向的太平军由祁门、休宁小路进攻,张芾调集人马再次将敌人打退。咸丰十年(1860)二月池州太平军由泾县、旌德、太平出发,攻占了绩溪,直逼徽州城东。张芾出城督战,江长贵率军冒大雨鏊战两日,太平军又一次败退。
徽州四面临敌,岭上道路分歧。不能禁止敌人不来,来则能以兵待之;不能保证城池不失,失则旋而能收复;不能每战毕胜,败则能够与敌人相持,而不至溃不成军。张芾督战徽州期间,四境之内,农商不至于失业,学校不至于停课。张芾留心民事,用人各尽所长。部下江长贵、周天受从裨将升为大将,吴日富由一个不为乡邻欢迎的帮派头领革面洗心;张泰忠、唐仁廉由太平军反水任命为将;这些人都在守徽的战斗中建立过功绩。对于邻省的战事张芾也总是视为己事,当广信敌人由衢州进攻金华时,张芾急忙令王恩荣前往,又派江长贵、周天受增援,浙江才得以保全。晏端书中丞上奏朝廷说,保卫浙江,张芾的徽州军队功劳第一,这句话并没有夸张。咸丰十年,张芾手下的劲旅全都调到浙江,当地只留下萧辅臣率领的湖北军队和新降太平军将领韦志俊的队伍,张芾就是这样以朝廷大事为重,打仗时不和友邻划分疆界。
在战争的间隙,张芾注意培养士人,己末(1859年)乡试,张芾特意请求朝廷准许皖人借浙江的考场应考。学使邵公也得以顺利举行院试。皖南人士过了半个世纪,仍然称颂张芾的功德。
张芾守卫徽州前后五年支撑危局不遗余力。咸丰十年(1860),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捣毁,苏州、常州相继失守,浙江巡抚想把张芾召回浙江,张芾因未奉朝廷命令不肯前去。那年秋天,张芾遭御史弹劾,他又上奏章自劾,不久朝廷召他入京。当时,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兼办四省军事。曾国藩下令李元度接替安徽军事。八月二十日张芾离开安徽,五天之后,徽州失守,周天受、皖南道福咸、徽州知府颜培文、宣城县令王乃晋皆死。张芾虽在徽州苦心经营五年,徽州最后还是没能逃脱那场劫难。
自咸丰五年张芾在徽州休宁一带督军,二十九岁的文庄公就投笔从戎,充当张芾幕僚,徽州军事文庄公都亲身经历。这段经验对他日后从政领兵极为重要。
12.徽人抱金而死
咸丰五年文庄公到徽州,立刻被那里险要的地理环境所吸引。徽州四面环山,山岭里面道路崎岖,纵横交错,只要小心防御,外间的军队无从进入,实在很容易守护。可是太平军为什么这年二月能轻易打进祁门,继而占领休宁?入幕之后,文庄公才清楚徽州失守的前因后果。
太平军攻祁门必须从大洪岭入。
祁门县令唐治是个好官,因忠诚职守积极缮修而深得人心。但祁门县城从不修城墙,据说修了对西乡风水不利。当太平军逼近大洪岭时,乡绅洪小蒙发起修筑城墙,但顽固的乡绅程狮却坚持主张不筑城,公然和官府及多数绅士对抗。程狮反对不成,又率领一帮打手捣毁了洪小蒙的家。唐县令得知后大怒,下令将程狮处死,以正视听。但不料程狮妻子却披麻带孝,到安庆去搬太平军为丈夫报仇。于是,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就在程狮妻子的带领下攻克祁门,唐治和巡检钟普都遇难而死。
自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就攻占了安庆,后来又据有了太平府,并在芜湖筑起石头工事防守,其力量一直蔓延到了贵池。富饶的徽州是太平军早就想夺取的地方,只是苦于山路险阻途境不熟,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既有程狮妻子领路,入祁门又至黟县,后来民间有个叫吴老铭(又名吴日富)的带领乡兵才将其打退,从此太平军对徽州的地形虚实便更加地了解。
太平军得以入黟县,其实也有当地人作内应。黟县人时常到省城安庆做生意,太平军占领省城,黟县人照旧进省城做生意,和太平军也很熟悉。就是这些生意人引导太平军,从羊栈岭而入黟县。黟县的巨富为了免遭太平军掳掠,献给太平军很多钱财。可是太平军收了献礼还是照样对他们不客气,攻破休宁进城,照样还要他们的钱财,他们那样做其实并无济于事。
后来张芾初到徽州,命令大家助饷纳捐,还常提到徽州商人向太平军赠送钱财的事,直到此时有钱人才有所惭愧,嚅嗫而不敢抗拒。商人贪图利润,而不顾家乡的利益;乡绅迷恋钱财,而乞求于敌人。古人云:“徽州人必有抱金而死者。”这话果然不假。
13.幕中友朋
清朝的大吏都有从幕的经历,对于过去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举子来说,幕府就好象是学习社会、学习做官的学堂或阶梯。而对于各级官吏来说,幕府又是他应付各种事务的智囊团兼秘书处,难怪清朝的地方官既能治民政、又能领军队。没有了幕客,做官的就施展不开拳脚。张芾到徽州当钦差大臣,来得仓促,手下还没有现成的幕客,于是他先到庐州军营拜访福元修(济字元修)中丞,接着又去临淮见统军袁午桥(名三甲字午桥)。袁是他的亲家,去临淮路上他就注意到袁午桥的告示写得很漂亮,一打听知道是出于颜培文(字博洲)之手,于是便向袁午桥要了培文,延请他入了自己的幕府。经过一番张罗,张芾的幕客也仅延请到文庄公、颜博洲、杨濠叟和王庆三等三五个人。王庆三管杂务,杨濠叟掌文案、军务只有文庄公和颜博洲两人担任。
张芾在昌化,召幕到500兵勇,颜博洲坐在昱岭关上,手执点名册逐一放入。到徽州后钦差大臣的府衙建在新安卫,当时文庄公与濠叟、博洲同住在厅事旁,钦差处置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文庄公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芾清晨起来治理公务,接见属下官吏、地方绅士,询问筹划。送走客人后就入厅旁,指示幕客讨论当日公务,有时索性领客人进厅旁直接办理。商量妥当之后就开始起草文件,画压签名,然后分头发送,一点时刻也不耽搁。
颜博洲思路敏捷办事周密,他筹划徽洲一年的军饷开支详尽细密。呈交张芾后又令寄给皖南道邓某商量,濠叟笑着对博洲说:“我们要准备和你分别了。”博洲听了不解其意,濠叟说:“这份预算寄给邓某,邓某哪有不请你做助手的理由。”濠叟的话很快就应验了,博洲掌权徽州不久,徽宁失守。等再度克复徽州之后,博洲仍然代理知府,以后便正式担任徽州知府。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陷,博州遇难。颜博洲在徽州任上,下面任用有才干的官吏袁青云为宣城县令,上面承受皖南道邓某的指教。太平军兵临城下,城内的枭将又不服指挥,颜博洲多方调和,支撑数年,使军民双方不致相互冲突。虽然他用心良苦,但并没能避免徽州的丢失,这也是形势所致,并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张芾的幕中和文庄公相处最好是杨濠叟,文庄公参加庚申会试的房师杨滨石恰好又是濠叟的兄弟。滨石先生是咸丰壬子年(1852)一甲二名进士,俗称榜眼,仅次于一甲一名的状元。做过太常寺少卿,并长期在南书房供职。这些虽然都是庚申会试发榜后才知道的,但濠叟和他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杨濠叟很精通《说文解字》,亦擅长篆书,学问在当时同辈中最为杰出。文庄公不仅赞赏濠叟的才学,更佩服他洞察问题的能力。濠叟常说:“徽州人的灾难还没有到头。徽州人喜欢互相攻击,又贪财好利。一旦涉及钱财即便父子兄弟都要算得分毫不差,他们还振振有辞说这是办事认真不马虎。徽州人近几年交饷纳捐虽然很多,但都是迫于形势,而国家给他们的官衔、学校的名额以及乡绅们获得的荣誉,足以和他们付出的钱财相抵,但从没有人见过一个徽州人,是不图报酬而为乡里人做好事的。再说大批官军驻守在徽州长达六、七年,军营连成一片,徽州人依靠军队发的财也不在少数。军人领取饷银全都消费在徽州,徽州名义上是承担了相当多的捐税,事实上他们却增添了许多的收入。像这样依靠战争发财,徽州溃败,终将难免。”不久,果然发生了庚申八月二十五日的事变,应验了濠叟的预见。
14.会首吴老铭
文庄公在徽州,知道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事,也结识了许多从前没有接触过的人,为他日后和各个阶层交往积累了经验。文庄公在徽州军营结识的人中,花鼓会首吴老铭最有传奇出色彩。
说到吴老铭,不能不提“花鼓会”。所谓“花鼓会”不过是赌钱游戏而已,甚至本世纪初上海仍然很为流行,称其为“花会”。只是上海人很少知道,这种害死了许多人的游戏,最早发源于徽州,当地人憎恶地称其为花镫蛊。徽州花鼓会的玩法和福建、广东大致相同,赢的人可以获得比彩票多30倍的奖项。愚蠢的人以为,失掉的只是一,而得到的则是三十,人人趋之若骛。可是三十份只有一份中彩机会,这机会是很难遇的。做花鼓会生意的人想吸引更多人参与,故意露出些破绽,好让人轻易中彩,这一来便有更多人参与。道光末年花鼓会始于绩溪,而盛于歙县,山村水乡到处设赌场,聚集了众多游手好闲之徒。有一类人专门传递赌场消息,称之为“走水”,他们奔走于道路,附近数十里也能在场外参与赌博。徽州人生来贪利,自士大夫至乡间小民无不沾染此习。妇女在闺房也借助“走水”参与,有的人还半夜起来求鬼神保佑。富人不知不觉就丢了钱财,妇女迷恋其中而误入邪途,这种事比比皆是。亲戚朋友相互排斥,彼此怨恨简直水火难容,社会风俗因此而大坏。
徽州花鼓会中最有名的头领便是吴老铭,也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吴日富。吴为绩溪人氏,向以豪杰自称,从不吝啬钱财,泼皮无赖都愿依附于他,穷困的农民也都是他的追随者。唯有吝啬的财主和没有本事管教自家子弟妇女的人,对他恨之入骨,散布谣言说吴老铭阴谋造反,结果徽州知府达秀将吴抓进监狱。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逼进徽州山岭,地方官绅商议幕集乡勇,徽州人胆小而又吝啬,没有可以出来担当责任的人。有个叫潘学陶的绅士,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请州府放出吴老铭抗敌。乡绅中反对的意见沸沸扬扬,而太平军这时已经攻进了祁门,到达黟县。吴老铭出狱,号召信徒数千结成队伍前去御敌,将太平军驱出羊栈岭。吴老铭立了功诽谤他的人少了,但花鼓会却不能禁止。咸丰五年春天,浙江派来的徐荣观察在徽州战场阵亡,都司江长贵受重伤,吴老铭的人马也都散尽,而州府休宁也告失守。徽州人程葆新授广东肇庆知府,上任途中经过浙江,浙江巡抚命令他回家乡办团练,吴老铭的手下暂时归他指挥,。等张芾到徽州,上上下下,许多人把吴老铭恨得像强盗,恐怕钦差大臣再重用他。张芾当面教训这些人说:“你们各家的子弟妇女为什么自己不管教好,做了坏事却来怨别人。我听说吴日富能够率众抵御敌人,不像有的富人只知道用钱财讨好太平军。”徽州人听后讲不出话来。
吴老铭虽然是个粗人,但却很有侠义,财物从不入自己的私囊,对于张芾的命令也很顺从。在援助浙江的战斗中他功劳特别卓越,他善于率领将士,不使手下骚扰百姓,而且杀敌英勇,绅士富豪渐渐与他相处融洽,不在传播诽谤他的话,而花鼓会的活动也渐熄灭。咸丰八年(1858)冬,吴老铭在援助浙江回到徽州之后因病去世,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副将。吴老铭死时只有妻子为他守丧,儿子很小,家中并无多少钱财。
吴老铭或许是文庄公最早结识的一个起于低层的将领,文庄公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对他侠胆义肠想必也很欣赏。
15.潘鼎新落泪
道光(1821—1850)末年,很多南方人冒充籍贯进北方考场,他们中了进士之后,还喜欢说大话,嘲笑北方人没有学问。某君科举中了高第,便到处散布“北方佬这么神气,还不是靠我们这些冒藉的人为他们争光。”北方人恨极了,相互约定就是冒藉中了举,也不让他们在会试中获胜。潘鼎新道光庚戌年(1850)参加会试,文章已经入选,因为词语写得意气风发,遭一阅卷官的指责,怀疑它不是出之河北人士的笔下,于是便遭淘汰。,潘鼎新气得从此之后再也不去应试。次年(1851)文庄公交纳钱粮进国子监读书,不久他的名字终于登上辛亥年(咸丰元年,1851年,)北方考场的金榜,也就是中了举人,那年文庄公正好是实足25岁。后来文庄公在徽州加入钦差大臣张芾的幕府,广东的太平军闹事,道路堵塞不通,使他一再错过上京会试的机会,直到庚申年(咸丰十年,1860)考上进士已是34岁。那时潘鼎新中丞正率领地方团联与太平军作战,听到文庄公中榜消息不觉流下了眼泪。当时文人虽特别重视科举,但读书人对于晋升,还是报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16.皇榜十一
文庄公不很注重写楷书,会试中榜以后,前辈见他卷子上的楷书匀称整洁,都称许他“可望考上二甲。”按照往日的规矩,殿试的前十名,原卷要进呈皇上御览。皇上召见新科进士时,前十名一律都要在殿外等候召见,如果运气好的话,皇上看中了还会把他的名次移到前面。假若本人不在场,就将以违例论处,名次也降为三甲的最后。从前戏剧里常说:某某前世积了阴德,开始蒙受屈辱,已经得了科第自己也不知道,或然报子上门,顿时举室生辉。其实这都是编戏文的人故意做下的惊人之笔。然而戏中人的名次往往都是二甲第八名,因为自一甲第一名至二甲第七名不可能等事后才知道。演戏虽然是假的,但编者也要写得煞有介事,如果不顾常识,也就近于儿戏而没有人相信了。庚申年(咸丰十年,1860)皇上传见新科进士那天,文庄公因估计自己名次不在前十名,便与友人游西山去了,回来一打听,正好是二甲第八名,仅与前十名相差一位,而没有被降到三甲的最后一名,亦算是一件幸事。
17.庚申会试内幕
庚申年会试(咸丰十年,1860)有一段趣闻给文庄公留下很深印象:当时参加会试的湖口人高心夔,在尚书肃顺的府上做过多年教书先生,深得肃顺的器重。庚申殿试肃顺正手握大权,平素又以爱惜人才自居,肃顺认为高心夔是个朝廷可以寄重的士子,便一定要让他考中状元。考试前他秘密地和高心夔说:“你的字一向写得很快,大约什么时候可以交卷?”高说:“申时和酉时可完卷了。”那天,肃顺嘱咐监考的王大臣,卷子于五点钟一律收齐。他以为字写得慢,交卷一定迟,而没有作完卷子,又将以违反考纪论处,名字只能置在榜尾,如此高心夔准能夺得第一。但是出乎他预料之外,未做完卷的多至百余人,全都放在三甲,偏偏高心夔也名列其中;而仁和人钟雨人平常书法并不知名,竟被选拔为一甲第一名。高氏已经参加过已末会试,复试时因作的诗不符韵律,被置于第四等,并被停止殿试一年。这次殿试又因诗韵不合规格,名落孙三。两次所犯都是作诗不合韵律的低级错误,而且错误又都出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闓运写诗讽刺道:“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许多议论此事的人,都以为高心夔考不上是时运不济。
第二章:气象峥嵘,志意沉著
18.文庄公初见曾国藩
咸丰十年,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进入了转折关头,朝廷起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负责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同年,钦差张芾调离安徽,这对于刚考上进士,并被授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的文庄公,不能说不是个损失。或许因为战时道路不畅,大概也由于家乡官场的人事变动,文庄公一直到咸丰十一年底才回到安徽。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的兄弟国荃从太平军手中重新夺回安庆,前一年离开曾国藩的李鸿章不久也重返曾营。文庄公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途经安庆,并在那里第一次拜见曾国藩。
曾国藩见文庄公第一面,也和张芾一样对他大加赞许,称他为“皖北人才”。另外,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里评价文庄公说:“气象峥嵘,志意沉著,美才也!”
文庄公从曾国藩那里出来去见李鸿章,李鸿章对文庄公说“我拜过许多老师,象这位老翁那么会教导人的,还真是没有遇见过。他随时、随地、随事都会给你指点,即使收取馈赠礼品这种小事,他也要让幕府的人都上前来一一征询意见。这时有的人说应该谢绝,有的人说应该接受,也有的人说多数接受少数推辞,还有人说少数接受多数推辞,或者说收取此处,或者说收取彼处。大家都说完了,老翁并不采取各人的建议而是独抒己见,而且他的看法果然比众人高明。于是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为他所潜移默化。”
同治元年,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当上江苏巡抚,从此以后他便飞黄腾达盛极一时,功勋之大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天津教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当上直隶总督。新旧交替的时候,两人同住在总督衙门,一天,他俩谈得正高兴,曾国藩对李鸿章说:“我每次遇到困境都依赖你来继任,你的才能盛过了我。但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推荐你的终究是我。你和我在祁门分别时,胡林翼来信说:‘李某人终究会出人头地,不如由你来引进他,这样反而能伸张我们湘军。’现在想他的话果真应验了。”由此话可以看出曾国藩的雅量、胡林翼的远见、李鸿章的奇气。而且也能知道这三位相互的关系。
19.文庄公对创建淮军之贡献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调李鸿章去上海镇压太平军。当时李鸿章的主力是刚创立的淮军,而淮军的班底又是合肥西乡的团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相当于地方的民兵组织。但同是出之西乡团练的淮军,因其源头有别,故又可分为两支。
西乡团练的一支,因得到合肥知县英翰(字果敏)的支持,故名官团。
英翰原是满人,咸丰四年(1854)到安徽做知县,同治、光绪年官做到安徽巡抚、两广总督。同治年间战场上的清军,除了湘军、淮军,还有河南宋忠勤的毅军、张勤果的嵩武军,至于英翰率领的安徽官军则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英翰手下如史绳之中丞、程从周军门、牛师韩总镇都是徽军名将,但若要论他们的功绩恐怕只能说是在若有若无之间。那时军营的习气,敌人走了便虚报战功。英翰的对手主要都是捻军,捻军行迹不定来无影去无踪,究竟是被打退还是自己撤退,原本无法区别。幸亏没有遇到劲敌,所以英翰才能够一直到死都保住了功名,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幸运。
这些都是后话,还是说英翰在合肥办团练,靠的是西乡一个浑名解五狗子的乡绅。同时李采臣方伯也在西乡的各圩组织团练,称为民团。官团与民团在当地分成两党各不相让。民团的健将后来组成铭军(刘铭传)、盛军(周盛波)、树军(张树珊)、和鼎军(潘鼎新),隶属李鸿章的麾下,和民团有关的乡党也都被引用。解五狗子手下的人因为和民团有宿怨,怕民团的人不能容纳,所以同治元年(1862)二月李鸿章奉命增援上海这些人都不肯相随。直到那年六月文庄公前去上海,才把他们招入淮军。这批人中著名的有相继战死的解先和、解向华;作战负伤而成残疾的黄桂荣;后来做到广东提督的吴长庆;官至广东高州镇总兵的王占魁;当上直隶提督的叶志超。由此可见,一个人功名成败,实在与运气很有关系。
20.潘鼎新吃大锅饭
淮军的前身是合肥地区的团练,太平军经过那里时,这些地方武装纷纷修筑围圩守卫。敌人来了大家全进堡垒死死守卫,太平军不能久留在小镇,因为无法攻克只好撤兵。敌人退时团练乘势追及,常能获取太平军的粮草辎重、俘虏太平军殿后的队伍,然后解到官府邀功领赏。当时皖北被太平军占有,惟合肥西乡能拒挡太平军,就是因为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兄弟、刘铭传他们的圩相隔不远,能够相互援助。这些地主的土围子最先建成的是张树珊兄弟,他们在咸丰三年(1853)就拉起了队伍,因此《清史稿》称淮军之兴自张氏始。
潘鼎新中丞自做了青阳司巡检的招女婿,随岳丈到庐州府,无处投靠,也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也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而这时候文庄公正在皖南徽州,钦差大臣张芾身边当差。
文庄公和张树声兄弟不仅为淮军同事,也是儿女亲家,他次子体仁娶了张树声女儿为妻,体仁孙子滋生(一名荣滋),侄孙凤生(文庄公弟刘秉钧之孙)后来分别娶了张树声两个儿子华斗、华奎的女儿,当然这都是后话。说到淮系将领间的联姻,还有一则早期的趣闻。当时这些活动在家乡的团勇,太平军来了尚能互相支持,敌人一退他们就互相攻击。叶志超(曙青)那时为解家军的大将,每次作战都勇冠三军,一天他遇到一少女很是迷恋。解氏许愿说,只要你再打胜仗,一定帮你把那女子夺到手。后来把那女子抢回来给叶志超成了亲,才知道此女子乃是张树声兄弟的表妹。抢了人之后叶志超也不怕,只是彼此再不往来,等到叶军门显贵之后,张、叶两家才相互认了姻亲。
21.文庄公进上海
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夺回安庆,江南形势又告危急。湘军将领对于援苏意见不一,胡林翼听信冯子材的话主张保镇江以揽盐利,曾国藩则主张增援上海。但他们俩个人却一致同意选用李氏兄弟为主将。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依曾国藩的命令率淮军和部分湘军分乘三艘兵舰东征上海,三月湘淮军抵沪。不久前方传来李鸿章在虹桥获胜的捷报,曾国藩闻讯后的喜悦可想而知,他给李鸿章的复信说:“昔日见到你的行楷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富贵,胡文忠(胡林翼谥文忠,胡死于咸丰十一年八月)按照相法,也说你有贵人之相,现在果然被我们算中了。”
文庄公是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之后去上海,这从李鸿章奏调文庄公的上疏中可以看出,上面提到那些解家军将领可能也与文庄公同行。《清史稿•李鸿章传》记李鸿章东征率“旧部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可见文庄公最初责任为管全军营务,而具体的任务则是用西洋方法操练军队。那时候上海租界洋人,已组成镇压太平军的武装——洋枪队,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美国纽约来的华尔,华尔死后又有英国人戈登,洋人打了几次胜仗后就十分的骄横,对于中国军队很是瞧不起。淮军刚从安徽乡下来,士兵衣衫不整装备又不齐全,洋人见了时常嘲笑侮辱他们,文庄公勉励士兵说:“此不足病也,顾我曹能战否。—–衣装并不重要,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打仗。”外国人嘲笑淮军军装简陋,李鸿章也曾对将士们说:“军贵能战,并非在于外表装饰是否美观,等我们在战场一显身手,再笑未晚。”
22.兵书被窃
淮军最初学习西洋的陆军操练法,没有现成兵书。文庄公曾亲手编定过一本,书中还附有一卷插图,在他统领的亲庆军中,这本书被奉为秘藉。后来这书不知如何落入丁日昌的手里。
丁日昌原是江西万安知县,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丢了吉安,被上司革了官职,于是他便投奔曾国藩的手下。后来李鸿章在上海办江南制造局,召他前去主事。当时人称外国人为洋鬼子,由于丁日昌熟悉洋务,所以大家都称他为丁鬼子。丁鬼子以操办洋务为升官的途径,他所购置的洋兵器,确实让人眼花目眩,而当时风气未开,他做的事也可谓难能可贵。只是丁鬼子这个人办事很喜欢玩鬼把戏,他得了文庄公那本兵书,立刻便拿到外面刊刻。虽然淮军中都知道丁日昌剽窃文庄公的书,但大家只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所以也没有和他争论。不久,京师的神机营也要改用新法,向李鸿章征求这类书籍,丁日昌就将那本书精心装潢献了上去。其实李鸿章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所以他只是笑了笑表示谢绝。丁日昌的鬼花头不过如此,时间久了也都被人识破,他的仕途因此很不得志。后来他曾建议把江南制造局内迁到江西湖口,目的是想当江西巡抚。一天,他在邸抄上读到文庄公已被授于江西布政使,知道没有了希望,叹了口气把邸抄扔在了一旁,不久他就去世了。
不过,丁日昌生前的藏书还是很有点名气,有人把他的持静斋书目比之宁波天一阁的百宋*。淮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苏州,那里的古书珍本悉数都进了丁日昌的持静斋,而殿本《十三经》、《廿二十史》《九通》、《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全唐文》之类当时并不希罕的书,全都运到了李鸿章的府上,其中四匣古碑的拓片,有人告诉李鸿章说文字多有裂纹,还特意推荐了个人,从早到晚帮他整治。内行的人见了无不暗自好笑,认为李鸿章和丁日昌雅俗相差实在太大。然而,鉴赏原来不是李鸿章所擅长,就是有误解也只是君子的小过失,并无损于他的盛德。许多人说丁日昌的收藏来路不明,所以只以藏书这一点,拿李鸿章与丁日昌相提并论也不妥当。
关于丁日昌的品行,当时淮军中还流传过一则笑话,说刘铭传有一次要去游惠山,那时战乱刚过去,惠山上集聚了许多的尼姑,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对刘铭传说“刘公乃是提督大员,如有此行,难道不怕别人笑话。”刘铭传虽然很是生气,但他仍然笑着说“雨生(丁日昌字,《清史稿》作禹生)啊,你怎么忽然说起这种话,你刚到淮军时,天天拿那些西洋春宫画,送我的部下,想猎取他们的保举,难道你忘了不曾?怎么你忽然也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23.如鸟添翼
李鸿章东征,军中除了有刘铭传、周盛波、张树珊、吴长庆几员淮籍大将,以及文庄公和他自己的兄弟李鹤章等亲朋好友之外,还求曾国藩拨了两员翘将壮大声威。
曾军中调来二将,其一便是后来在上海、苏州战场大出风头的程学启(死后谥忠烈)。程是桐城人,原曾投奔太平军,很受陈玉成的赏识,令他守卫安庆。由于他的妻儿都是被太平军所杀,所以他内心对太平军很是仇恨,曾国荃包围安庆,他便率部投降。京戏中有铁公鸡就是影射这件事,但戏文中却把事情编排到张国梁头上。程学启降后虽然战功卓著,但当时湘军正是锋芒毕露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外省的人混在其中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正好李鸿章率军东征,向曾国藩求将,程氏为皖籍,所以将他的军队调给了李氏。临别时曾国藩还勉励他说:“江南人对降将张国梁爱戴不置,你去了又是一个张国梁。”
湘潭人郭松林(死后谥武壮)是曾国荃的爱将,以勇冠同辈而受到众人的忌妒,常遭流言蜚语中伤,李鸿章开玩笑说:“你们究竟是在争功还是在争风吃醋?”后来李鸿章也向曾国藩要了郭松林。
华阳人杨鼎勋(谥号忠勤)在霆军中很不得志。鲍超(忠壮)和李鸿章都是以客籍寄居湘军,两个人相互推重交情很深,李鸿章组织援助江苏的军队,鲍超向他推荐了杨鼎勋。曾国藩又送李鸿章两营亲军,当时有人说这是送李鸿章的嫁妆钱。以后程的军队独树一帜,郭和杨二将军,先从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为副将,接着又和淮系将领铭(传)、盛(波)、树(珊)、鼎(新)四军合作将李鹤章排挤出去,此后诸军都各自独立,不再相互统辖。后来议论这件事的人开玩笑说:“铭、盛、树、鼎好象是没有翅膀的鸟,如今有了郭松林、杨鼎勋作为翅膀,就可以展翅飞翔。”湘军和淮军的演变也就从此开始。
24.洋枪队不听调遣   (福山 – 常熟)

  • 福山镇中国江苏省常熟市下辖的一个镇。位于城北18公里的长江之滨,梁大同六年(540年)曾为常熟县治所在地。境内有7个山峰,其一为覆釜山(今殿山),五代后梁乾化年间改称福山,镇以山得名。]

文庄公调进李鸿章军营之前,淮军已经接连打了三次胜仗,挡住了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淮军既在上海站稳脚跟,便开始向苏州地区的太平军发起进攻。淮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程学启率“开”字营进攻昆山;另一路由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率大军与周盛波兄弟的“盛”字营攻打太仓。铭、鼎、树三军人数不多,驻守在浦东,防备浙江敌人前来进犯,以免后顾之忧。文庄公手下兵员不足,正在幕集军队准备攻打浙西。所以当时还没有参加战斗。同治元年的冬天,常熟太平军将领骆国忠和骆国孝以常熟、福山两城投降李鹤章,(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载骆国忠降清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七,西历1863年1月16日;西历1月18日与守军里应外合攻下福山)。李秀成立即率江、浙太平军前去围攻常熟,另外又派兵自江阴重新收复了福山,从而断绝了淮军在水上的交通。李鸿章为了打通水路,下令文庄公和500名常胜军配合,分乘三艘轮船溯流而上,前往援助常熟,攻打福山。那时华尔已死,戈登尚未继任,统兵的是Major•Brennan,中文名勃兰。勃兰和文庄公他们是西历2月5日(农历十二月十八日)从松江出发,当时常胜军的总部就设在那里。2月11日勃兰在常熟福山,败于太平军的听王陈炳文。因勃兰威信不高,打了败仗后手下更不肯服从他的指挥,于是文庄公和勃兰只得无功而返。回上海的那一天,已是西历2月1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也就是小年夜的前一天。李鸿章因文庄公出师不利忧心忡忡,过年也没有了心事。
24a.刘铭传打鸟
同治二年的新年(1863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文庄公是在上海度过的。驻军浦东的潘鼎新中丞和刘铭传、张树珊三人一起,到上海来给李鸿章拜年。那时官场上已时兴团拜的礼俗,李鸿章和几位同乡拜过了年,便和他们谈起了军事,最后决定以上三将各分兵千人前去救援常熟。农历正月初十,潘鼎新和刘铭传便率四千兵丁,由水师提督黄翼深(谥号武靖)率淮阳水师配合,匆匆自水路赶去福山,文庄公仍然护行。正月十九,文庄公他们在福山登陆,众人商议攻取的策略。刘铭传说:“贼兵势力脆弱,不经我们一击,只要直接上前博击,就能捕住这群鼠辈。”潘鼎新则说:“取福山守兵并不难,难的是抵挡常熟来的援军,不如采用‘翻墙子’的战略更加来得方便。”所谓翻墙子就是先筑一座堡垒守住,再在前方筑一座堡垒,把后垒的兵移到前方,再调兵守后面的垒,如此循环不断,直向敌人的营垒推进,而且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古代所谓的步步为营。刘铭传说:“我来抵挡前来增援的敌人。”潘鼎新说:“你如果打不赢,我们可就危险啦!”刘铭传答道:“我不能打退援敌,还有脸来见你吗?”于是众将领就投入了战斗。常熟的太平军果然调来许多,刘铭传败下阵来,敌人从鼎军和树军的后方发起进攻,沿着河堤漫野而来。鼎、树这两支军队是经过大战的,虽然他们腹背受敌,但并没有显出惊慌失措。张树珊奋不顾身,与敌人作战时,肘部受伤,仍然督促士兵竭力抵抗。文庄公和潘鼎新一起骑着马率领数十骑健儿,由敌人密集处冲了出来。刚离开敌营,潘中丞的一名仆从从马上坠了下来,潘氏闻身后传来仆人的呼叫,勒住马缰绳回头喝令他上马,挟着他往回奔跑。俩人在半路上遇到了刘铭传,蹲在地上直喘气。文庄公笑着问道“省三(铭传字)胡不打?”刘铭传骂道:“打一个鸟!”这是句合肥土话。鼎、树两军都是从重围中冲突出来,因此遭到很大的伤亡。淮军在战场上遇到的太平军有不少都是从前认识的,原来这些人也是自浦东防地调来,他们和淮军异地相遇,都朝着地上吐唾沫,吐完嘴里还说:“怎么又在这里碰见了。”
农历二月十二,戈登率领的炮队开到福山常熟,炮弹将福山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太平军惊慌地逃出城去。淮军乘胜追赶到谢家桥,福山距常熟约四十里,谢家桥正处在两地的中间。map and post 敌人到了这里忽然停下开始修筑营垒,淮军见状也不敢贸然行动,跟着停下也自修起堡垒。夜里淮军派人前去探听敌人虚实,发现敌人的营垒只不过是道新月型的单面墙,为的是掩护他们撤离而已,大队人马早就逃之夭夭。探子一直赶到常熟,发现那里数万敌军一下子全都走得一个不剩。太平军将士是从江苏、浙江各地征调而来,当时左宗棠在浙江连连克服各地城池,太平军不能不回去自救。因此观之,乃可知道曾国藩督办四省军事,以左宗棠援兵浙江;李鸿章援兵江苏;沈葆桢任江西巡抚。三省同时并举,使敌人首尾无法呼应,这确实是个很高明的策略。福山这场仗诸将领都是同乡,大家同仇敌忾,靠的就是团结,所以才能取得以少剩多的成功。
25.奏报皆据刘编修
据《清史稿•李鸿章传》的说法,文庄公和潘鼎新最初在淮军都是总全营军事,而潘鼎新却有自己的队伍——鼎军;文庄公虽然也有自己的亲庆军,但他当时更多是以护军的身份与诸将同行,并随时把前方的战况写信报告给驻守大本营上海的李鸿章。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李鸿章的奏章经常有“据编修刘某函称”的提法。翰林院编修是文庄公当时的正式官衔。编修刘某既然担当报告军情的任务,各将领在战场的表现自然就取决于他的记叙。张树珊以勇敢而著名,张树声则善用计谋,兄弟俩相得益彰。当团练时张氏兄弟常随官军作战。有一回,张氏率团随官军追敌,一直追到太湖边上,太平军突然转身反攻,打得张氏的队伍措手不及。张树珊大声呼叫:“我们大家就象兄弟,难道我们能够束手待缚,愿随我的快跟我来。”说罢树珊带领大众驰入敌军拼死奋战,见张的队伍势不可挡,太平军只好退却,结果张氏反而转败为胜。福山战役刘铭传主动要求拦截敌人的后援遭到失败,淮军陷入敌人的重围。张树珊又象上次那样大呼,接着他自己中了流弹。这件事文庄公在写战报仓促间遗漏了,张树珊终身都以此为遗憾。
26.小巫见大巫
李鹤章率大军到太仓,守城的是太平天国的会王蔡元隆(元隆系李秀成的女婿/据日志986)。会王通过一个姓黄的安徽人与李鹤章联系,愿意献城投降。会王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独立建成一军,给他相应的都统、守备、千长、把总等官职的名额,并且再三询问应该如何去接交上司。黄某劝他拜一长官为门生,会王问:“怎么个拜法?”黄某告诉他:“有钱送钱,有物送物。”会王又问:“这样就行了吗?”黄某说就是如此。第二天,官军把赏赐给会王和他属下的礼物,交给黄某送进太平军的营地。黄某见太平军拿了官府赏的头冠,甲给乙戴,乙将头冠弃在地上,丙又拣起玩耍一通,想将它戴在丁的头上,丁不肯戴连忙逃走。其余的人也都争相取起官服、官帽互相拿着开玩笑,不见他们有丝毫诚意。黄某贪利而忘害,自鸣得意,会来也只是报喜不报忧。
到了三月初九(西历1863年4月26日)约定投降的日子,李鹤章整队出迎。距离一箭之远,只听敌人队伍中有人喊:“就怕你会逃跑。”这时才发现事情好象有点不对头,但敌人已经杀了过来。李鹤章措手不及,慌忙逃跑。太平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士兵死了十有七、八。李鹤章的左右都是些未成年的童子军,他们从来也得不到银饷,那场战斗这批孩子几乎全都死尽,损失的器物更是无数。李鸿章得到情报,立即调程学启率开字营前往接应,(《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云,程学启受降日已在太仓),令文庄公督战。文庄公赶到太仓,程学启的队伍刚到。文庄公促他快点打,程学启说:“李的军队已不成队伍,我的部队也还没有集结齐全,分散作战人员又不够分派,还是等待些时候更好。文庄公说:“李鹤章虽然失利,但他们自上而下都以上敌人的当为耻辱,急于再和敌人分个高下,他们这些人足可独当一面,希望你不要多忧虑。”第二天(三月十五,西历1863年5月2日)淮军会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占了太仓,太平军皆败走。
战前,程学启写信给李鸿章,说李鹤章中了会王的诈降计,手下死伤计4、5千人。李鸿章后来见到文庄公查问此事,文庄公笑着说:“大约千百人。”李鸿章调侃他弟弟说:“有人说4、5千,有人说千百人,总而言之是大败,则无可掩饰。”李鹤章从哥哥那儿出来,对文庄公说:“我又没有向你要吊丧钱,何必诬蔑我。”文庄公说“如果这也算是诬蔑,说你损失4、5千的是大诬,说你损失千儿八百只能算是小诬。我今天是小巫见大巫。”我们刘家和李家世代的交谊,文庄公和李鹤章,少年时又是同学,他俩一起从鸿章的父亲文安老翁读书。一天,李鹤章写文章时抄袭从前写的旧文,被李翁发现了,把他呼前来,要打他的屁股。文庄公也随着进来为他求情,李翁正好有客就此免了他这顿生活。李鸿章和文庄公向来都很要好,说说笑笑决无顾忌,所以才会如此对话。
太仓之役捷报送到军营,李鸿章读后大喜,他对文庄公说:“杀了上万敌人,也可抵我将士的命了。”文庄公没有说话,李鸿章再问他一遍,文庄公说:“我正在回忆我在战场上看到的情况。我在南门的坡下面,看到一名太平军,因没有逃脱而死于途中。别的死尸就没有看见了,所以不敢对你乱说。”李鸿章听后也只是置之一笑,并不追究。凡军营的报告本来都不足为凭。尤其打了败仗铺张胜利为免处罚而虚报功劳,更是惯用的伎俩,这也是李鸿章早就明白的事。
27.驻扎洙泾
太仓战役的后一个月,淮军攻克了昆山(四月十五,6月1日)。到了那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四(7月9日),李鸿章才完成了对苏州发动进攻的军事布置。淮军分三路进攻,程学启率中路由昆山出发进攻苏州;李鹤章、刘铭传率北路由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从水上攻打吴江、平望、太湖,由总兵李朝斌率领。提督黄翼升率淮阳水师往来调度,戈登的常胜军则在昆山担当接应各路的任务。另有20营淮军分三路驻扎南面,防守杭嘉湖一线,以免浙江敌人从背面打援。三路守军:一路为文庄公的同窗潘鼎新,率八营驻守金山卫;一路为副将杨鼎新,率五营守张郾;文庄公则率七营驻扎于洙泾(是现在金山县的县城,金山改区,区政府)。直到同治二年(1863)的上半年,文庄公手下的士卒仍不多,他在苏南战场主要是把前线军情通报给李鸿章。防守杭嘉湖或许是文庄公独自作战的开始,这年初吴长庆曾回安徽招募士兵,文庄公所领七营包括吴长庆新招来的将士,而《异辞录》所言文庄公“出而为将”也应从此时正式开始。旧历七月防守杭嘉湖的淮军主动出击,七月十二(8月25日)文庄公率吴长庆、况文榜、王占魁等与潘鼎新、杨鼎勋,并有洋将马格里率七百常胜军的配合,攻下了嘉善附近的枫泾镇。嘉兴、平湖、乍浦的太平军前来增援也为文庄公他们打败。几天之后李鸿章到前线视察。李鸿章走后,文庄公他们又于七月十九(9月1日)攻下了嘉善附近的西塘镇,俘虏了太平天国的将领施得桂。文庄公因攻克枫泾、西塘的功劳,被朝廷授以翰林院侍讲学士,遇缺待补。
由于潘鼎新、文庄公等人的压迫,太平军只得退守嘉善城内。同治二年的十月,淮军在苏南战场渐获优势。文庄公认为要打嘉善,先得攻取张泾汇。十月二十一(12月1日)文庄公约太湖水师,水陆两路夹攻张泾汇。兵士泅水渡过壕沟,正与敌人相持不下,嘉善的太平军大队人马前来援助。文庄公沿着河边督战大腿受伤,参将王玉林战死。此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说是战败,但国史馆抄发的《刘秉璋传》则云:“遂克张泾汇,擒斩及溺水死者不可胜数”。先祖《异辞录》则云:“至张泾汇,值巨港,兵不得渡,自往阵前视之,中流弹。将士奋往,卒克济师。”事实上文庄公克服张泾汇,是在战败的半个月之后,即旧历十一月初四(12月14日),而且太平军苏南重镇苏州也已在十天前落入李鸿章之手。可见败后文过饰非文庄公也不曾免。
28.权术不可多用也
文庄公当年攻打浙江,率师从松江出发,走的便是今天沪杭铁路这条线。在接连攻下枫泾、西塘、张泾汇之后,嘉善、平湖已在掌心。尤其十月二十四日苏州守将投降后,太平天国在苏浙战场更加士气低落。平湖太平军守将陈殿选,外号陈翘胡子求降,旧历十一月初七(12月17日)文庄公和潘鼎新前去受降。受降其实也和面临大敌一样的危险。大凡投降的人都因力量衰竭,想不奋战而求得生路,所以才肯俯首听命,当时又必定有人从中穿针引线。等到受降之后,一旦条件未能满足,受降的人往往又会心怀不满。如果不善处置,身边就会发生始料不及的兵变。平湖太平军的头领陈殿选归顺,前往受降的实际是文庄公部下亲庆军,还有便是潘鼎新统领的鼎军,吴长庆率二营先行。平湖另一守将名钱玉兴密告文庄公说:“殿选降后很有些埋怨,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什么翰林学士?什么道台?不要以为我的刀不厉害。’”文庄公与潘鼎新商量,鼎新说:“陈胡子的部下会发动兵变,我只要以一句话的分量,就可让他们明白,究竟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刀快!”第二天一早,以降的部队在城内发生哗变,杀掉了陈殿选。官军驻扎在城外,严加防备而坐视不动。不久钱玉兴领着各太平军将领前来拜见,献上了陈大胡子的首级。文庄公和潘鼎新坐在军帐中,见了陈胡子的头颅极为高兴,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潘鼎新装着对他们擅自杀人很生气的样子,把他们训斥了许久,再经文庄公的解说,这才赦了他们的罪。然后文庄公他们进城,检查钱库时发现六十万两银子;他们又暂且令训钦护理县里的事务,负责安抚百姓的事,这事前后一直闹了十余天才算安定下来。钱玉兴就此以后,一直跟随文庄公的军队,他对文庄公说:“潘公责备起人来没完没了。我愿为你做事。”钱玉兴后来因为军功,补四川重庆总兵,代理四川提督。以后文庄公每次谈起这件事,总要说:“权术可用也,但不可多用也。”
29.程学启转战浙江
同治三年的十一月二十二,即西历1864年元旦,淮军中最能作战的将领程学启转战到了浙江战场。按李鸿章原来部署,程学启为攻打苏州的主力。淮军攻苏城时,太平军守将已在秘密与程学启联络投降。旧历十月十八,程学启和太平天国的康王汪安钧,首次在洋澄湖会面商谈投降的事;十月二十二,也就是文庄公在浙江负伤的第二天,纳王郜永宽又于晚九点秘密出城会见程学启及洋将戈登,学启与永宽还互换了谱帖,由戈登则出面担当保人。于是,十月二十四以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为首的八员苏州守将——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刺杀了慕王谭绍光,然后向程学启投降。但是第二天,程学启便在李鸿章的应允下将“八王”全都杀死。程学启和李鸿章言而无信惨害降将,洋将戈登对此极为不满,他拒绝和程学启合作,并打算将李鸿章逮捕。后来事情虽然平息,学启由苏南调至浙江,恐怕也有避免他与戈登继续冲突的用意。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1864年1月7日)文庄公和程学启、杨鼎勋、及道员吴毓棻收复浙江嘉善,太平军守将陈占榜,外号陈三木匠等向程学启所领华字营投降。
攻克了嘉善,下一个目标便是嘉兴。《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说: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一(1月29)文庄公和程学启、潘鼎新在嘉兴城外打败了太平天国的荣王廖发寿。
过了旧历年就是同治四年了,那年正月十九(2月26日)程学启在嘉兴和荣王交手得胜。
到了正月二十四(3月2日),淮军又组织好了对嘉兴一轮新的攻势,由总兵程学启、及潘鼎新、文庄公、吴毓棻,再加上李鸿章的三弟李昭庆五路人马攻城。这一仗虽然伤亡五、六百人,但也擒获了太平军将领两名,而且攻破了嘉兴城东北和西面的数座营垒。
旧历二月十日(3月17日),十二日(3月19日)程学启又发起攻城,都未获成功。二月十六程学启与文庄公、潘鼎新与李朝斌等再度分路进攻。当晚文庄公安营在城东南,程学启则安营城西。文庄公和程学启他们约好二月十七取要隘,中午攻城。文庄公先得要隘,按兵不动,午后程学启才逼近郭城。那时淮军和太平军中都有洋人担当教练,程学启令洋将备雷(ColonelBailey)轰毁城上二十余门大炮,毁城墙百余丈,太平军只好全力防守西城。二月十八(3月25日)文庄公乘虚而进,遣前锋黄荣贵寻找城墙较缓处攀援而上,各营士兵紧紧跟着,后面人便从梯子上爬了上去。当时,配合攻城的还有水军主将李质堂的淮扬水师,淮军水陆并进,护城河水深的地方,就由水师为陆军摆渡。前一天,水师的船只已经作好了准备。程学启进攻不顺利,责怪水师的船不便士兵渡河。李质堂变换阵容,船头走起来就向走在平地上一样。学启的军队冲锋,城上枪弹石块和箭矢很是密集,士兵们仍然无法上前。等到东南攻陷,见太平军四处奔逃,程学启喜出望外,穿起黄马褂,督促队伍前进。但程学启也许不很相信文庄公已攻入城中,怕敌人有诈。在营垒上本来留有一孔,平常用来侦探敌情,程学启为了明白虚实,便亲自站到孔前观察。太平军中没有来得及走的,见到学启在孔中露面,一起开枪,程学启被射中了头颅。程学启原本打算,攻下嘉兴后速进湖州,并与宜兴、常州接应。没想到中了这一弹,东南战场第一战将程学启十七天后便魂归西天,死时只有三十五岁。
因果报应这种事在一般人心中,往往是将信将疑,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程学启杀八降王后,城内已投降的太平军一遍恐慌,他们与官军混战,无奈像没了头的蛇无法行远,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淮军兵士乘机大肆抢劫,满城大乱。李鸿章责怪罪程学启说:“方忠,你自称纪律严明,而今如何?”程学启骑马出门,在街上巡视,想稳定局面。程在半路上遇到手下的军官走在桥上,左右各携了一个妇女,程学启又气又愧,跳下马来站在桥的栏杆旁大声喊到:“看来我只有跳水自尽这条路了。”那军官连忙上前拖住他,跪在他面前求饶。尽管如此,李鸿章还不断责备程学启说:“你也是投降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等到攻克了嘉兴,程学启仍然无法忘却李鸿章的责难,伤重的时候他说的胡话也是——你也是降人,你也是降人。后来他是自己抓破了创口才死的,当时的人都说降王讨命来了。
30.明日必克
程学启死的那天是旧历三月十日(1864年4月15),这天李鸿章抵达常州,布置攻城军事。淮军在苏州杀了降人,常州的太平军因置于死地而拼命抵抗,使淮军久攻不下,对此李鸿章很是头痛,所以亲自赶到前线督战。
李鸿章以兄弟鹤章为主将,由郭松林打前锋。其余淮军名将如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所部几乎全都投入了常州战场。三月二十二戈登用大炮炸开城墙十余丈,常州城西北崩塌一角,但因城壕水太深将士不能渡。戈登令工程队取枕形的大铅筒,每只长一丈许,周长二、三尺,在筒上加板,板的宽度与筒的长度相同。制这样的筒十余个,两边各有钩环连接。先把一片放入水中,再以一片钩搭相连。铅筒浮在水上,象辘轳一样转动,直达到对岸,以此当浮桥。郭松林率师冲锋,守城的太平军顽强抵抗,郭军只好败退。城里的太平军用土石堵塞缺口,防备更加严密。文庄公此时刚好到常州,得知前线军情后,对李鹤章说:“我为你悬赏,先登上城楼的赏勇号、黄马褂,你看行吗?”鹤章叹口气说:“没有这两样,还有谁肯卖力呢?”文庄公进帐去见李鸿章,李鸿章说:“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程学启死后士气低落多了。”文庄公说:“这是哪里的话,你自己也能指挥大军,只要传一道命令‘明天一定要攻下城来。’有谁敢不听命令。”李鸿章召程学启部下刘士奇,王永胜到帐前,问他们道:“你们是因为程学启死了所以不肯拼命作战的吧?”“我们是没有接到命令的缘故,那还敢不服从命令”,王刘二人答道。第二天(同治三年四月六日,1864年5月11),二将各举一面大旗,上面写了“不怕死”三个大字,随常胜军从浮桥上冲了过去,于是克复了常州,活捉了陈坤书。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赫德从上海来,李鸿章请他进营帐,见他刚坐定就吓得打颤,笑着送他离开。以后,李鸿章还常与别人提起这件事:“说西洋人人都能打仗,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可见古人说,人有其所能也有其不能,可是千真万确。
98.家住苏州吴衙场
同治某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文庄公在浙西打太平天国,因此把全家都迁到苏州,住在苏州城内新造桥吴衙场。文庄公的弟弟资政公,以县丞的身份到苏州来投效,那时候凡没有派到省,而是自寻出路的人都叫“投效”。李鸿章委派资政公管淮军的银钱,这个安排并不算特殊,但第二天他还在官署给资政公举办了一个宴会。李鸿章这样做当然是看了和文庄公十多年师生的情面,再加上两家又有联姻,所以礼数格外周全。不忘旧日的友情,虽然是一种美德,但在李鸿章不过是小节。然而像他那样肯纡尊降贵念及旧情的,后来还有几人。这件事也说明淮军将领风气纯朴,可见他们打败太平军和捻军也并非偶然。
31.克复金陵
苏州、常州攻克以后,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仍然攻不下来。朝廷派淮军前去增援,李鸿章借故拖延,因为他不想占曾国荃的功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1864年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完全攻占了金陵。李鸿章到金陵时,官吏到下关迎接,曾国藩握着他的手说“愚弟的面子靠你给保全了。”当诏书天天催促淮军去金陵时,刘铭传、周盛波等将领全都跃跃欲试。有人说“湘军历经百战,大功垂成,岂肯轻易把胜利果实送给别人。如果要去,在东霸与鲍超的军队相遇,必定会有一场战斗。”刘铭传说:“湘军中间,疾病流传,鲍超部下生病的十有六、七,怎能抵当我们的巨炮。”李鸿章出于忠厚始终不肯答应,将士都知道这件事,曾国藩更加感激不尽。金陵攻克之后,头等功应该归李臣典,但他还没有受封赏就死于军旅。相传李臣典少年时凭着身强力壮,一天一夜玩弄了十八个妇女。这事虽然没有根据,但近代人写的记传隐隐约约都提到这件事。曾国藩报捷,奏称清军杀敌十余万,妇女财物全都归湘军所有则可想而知。当时功劳在李臣典以下的是萧壮肃(浮泗)与刘南云(连捷)。这两位以后解甲归田,再也不曾被起用。虽然琉球、越南、缅甸相继丧失,外患日益深重,战鼓急促,但朝廷未曾想到使用他们。可见金陵那一仗,从军的将士都满载而归,皇上的心里一定很不满意。
32.攻克湖州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1864年8月26日)文庄公和提督郭松林、李朝斌、刘士奇、杨鼎勋、王永胜,道员潘鼎新、张树声,会同浙江的军队以及洋将德克碑,Davidson攻克湖州。当时驻守在湖州的洪仁玕等人逃往广德。这也许是文庄公在浙江苏南参加的最后一仗。先祖《异辞录》说:“湖州之役,文庄公身当前敌,不肯轻易与敌人作战,等到后面的军队部置好阵形,敌人无隙可乘,才开始发起进攻,其实这时敌人已经弃城逃走了。李朝斌责怪文庄公说“你只要早发一炮,就可以报捷。”先祖说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军队中的风气。
33.庸者戴红顶
吴长庆原属于解氏带领的官团,和后来成为李鸿章嫡系的民团本非一支。加入淮军后,吴长庆这支隶属文庄公的部下。文庄公和吴长庆的父亲早就熟识,所以一直把吴长庆当着自己的心腹,大小事都依靠他。在军队中文庄公也重用长庆,对他的提拔较快而且最早,嘉兴湖州战役之后就保举他为副将。李鸿章笑文庄公说“在你手下庸人也能得到红顶子。”吴长庆对李鸿章这句话一直抱恨在心。淮军将领没有一个不是靠了李鸿章得到重用的,独有吴长庆不买李鸿章的帐,自己结交朝廷的权贵往上攀援,招罗文人以通声气,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当上总督巡抚那样的方面大臣。当日文武官员分属两个系统实在是吴长庆难以升迁的一大原因。然而那时候选拔人才、奖罚官吏,多少还讲些天理人心,用人大半也是公正的,所以同治以后,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34.曾国藩之伟大
湘军攻克金陵红旗报捷,江浙军事逐渐平息之后,曾国藩请朝廷把所欠的军饷全部还清,然后同治三年十月初一(1864年11月4日)率曾国荃所撤湘军回家务农。这正是曾国藩伟大之处,善于用人的长处,又善于隐藏人的短处,这点是别人所不能企及的。淮军自始至终只发七成半饷,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的钱款。起初以钱款未到而欠饷,后来到了也不发饷,逐渐积累成了一笔巨款。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淮军专门管钱粮的先后有王文勤和荣文忠两位,后来李鸿章复任,还存五百余万两。李鸿章逝世,袁世凯用这笔钱扩充新军达六(三十六)营之多。此后无论南北都风行练新军。

好花众人采
曾国藩遣散湘军,只保留了老湘营,知道文庄公与淮军将领气味不相投,办事作风也合不来,便想把老湘营交给文庄公带领,常驻于江宁作为地方的守军。曾国藩致信李鸿章说:“我想用刘某人磨掉湘军的暮气,自己用一些老生常谈在一旁帮忙,也好使他早日成为栋梁之材”。黄昌歧提军携带了那封信到苏州去见李鸿章,李读罢信不置可否,私下却对文庄公说:“去吧,只有这老翁,能使人当上封疆大吏。”李鸿章那时住在拙政园,当他设宴宽待黄提军时,正值山茶花盛开。李鸿章对客人说:“你看花开得多艳丽,虽然奴仆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竟也无损于它。”黄提军从酒宴回来,就打点行装准备告辞。文庄公问为何如此匆忙,提军说:“昨日的话,难道你还没有听出来,李鸿章已示意不让你去,我还等什么。”

35.曾国藩实在是会糟蹋人
同治某年,曾国藩奉令督军剿捻,节制四个省的兵力。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补曾国藩留下的开缺。新老交替又是师生之谊,两家眷属同乘一艘船去南京。沿途长江水师照例要鸣炮迎送,虽然只是空炮,但声音也会震动遐迩。当时曾国藩家眷有小孩患痘症,担心孩子受惊吓,所以预先告知沿途水师一律不鸣炮。但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见沿途不放炮,以为是湘军藐视淮军,亲自追究,水师作了说明,仍然要放炮迎送。曾国藩知道后很不高兴,见到李鸿章后故意问他“你家那个赵国舅,今天来了没有。”
李鸿章后来将这事告诉文庄公时,说“你不要以为老头子是好人,实在是会糟蹋人。”文庄公问他如何对付,李鸿章说,我只好把老门生的牌子掼出来一笑了之,曾国藩也是明白人,后来就不再提起此事。但文庄公说,曾国藩也有谦虚的一面,有次宴会,大家都因为曾李威望高,在各席之上再设专席让他们两人坐,曾国藩见了硬拉了李鸿章要和他人同席,说是有话要谈。李鸿章向来不以字见长,但曾国藩却说他的字有福泽,还称赞李鸿章的公函文字有过人的地方。可见曾国藩很能看到他人的长处。

77.刘李不惬
文庄公从前是李鸿章的师弟,同治元年(1862)六月李鸿章在请求皇上准许调文庄公至他军营的奏章中说:“刘某人沉毅果决、器识宏深,与臣为道义交已有十余年,臣深知他的结实可靠。该员去年冬天由安庆经过,江淮总督曾国藩一见大为器重,称之为皖北人才。如今臣统领大军来江苏,曾国藩允若为我奏请皇上将他调至我营,学练军事。昨日曾又来函催臣自行奏请皇上。可否饬令他赴我营,酌情委派他个职务。”李的奏请得到皇上的恩准。根据这份奏章可见刘、李之间平素关系十分融洽。然而看文庄公后来在淮军,与李鸿章意见其实在很合不来,而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反时时流露出招致他的意思。江浙太平军肃清之后,曾国藩打算令文庄公统领老湘营;东捻军平定后,左宗棠也想保举他为山西巡抚,文庄公都推辞不就。文庄公常说:“老湘军已成定局,山西偏于西边,那时又无重要军事,我不能够舍易取难”。(末一句或为“舍难取易”之误。)
与捻军作战
36.万里长墙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1865年5月23日)因僧格林沁战死,朝廷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剿捻,文庄公以道员的头衔襄办军事。闰五月二十一(7月13日)曾国藩上奏剿捻方略,分四路围堵:刘铭传守河南周家口;潘鼎新守山东济宁;张树声、周盛波守江苏徐州;守安徽临淮为湘军刘松山、张诗日及湘军水师黄翼升,淮军中李鸿章的二弟李昭庆还有文庄公也在这一路。为守护运河文庄公向曾国藩进计,在运河岸边修筑高墙深壕,限止敌人的骑兵马足,把捻军圈在一隅。曾国藩接受文庄公的建议。同治五年四月初七(1866年5月20日)捻军将领赖文光、任柱攻宿迁运河,为文庄公和黄翼升阻挡,赖文光等西走灵壁。大概因为文庄公阻挡成功,四月初九(5月22)曾国藩与山东巡抚阎敬铭一起沿运河北段查阅工事。五月初一已升为江苏按察使(臬台)的文庄公,督部将吴长庆、吴占魁、况文榜在宿迁再次打败捻军首领张宗禹。李鸿章当时代理两江总督,知道文庄公的方案后大加反对。他写亲笔信给文庄公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没有料到秦始皇在千年以后还能遇到你这样的知音。”五月初八(6月20)捻军赖文光、张宗禹会合后又分西、南两路,文庄公与潘鼎新专剿西路赖文光、任柱。文庄公打算率万人渡河作战,李鸿章又来信,表示缺少粮食,不能增兵。李鸿章事事都要干涉曾国藩和文庄公他们的行动,而且还常常写报告给朝廷,对前线军事发表与曾国藩不同的意见,曾国藩对此很是不满。这年八月十六(9月24日)张宗禹、赖文光冲破运河堤防,曾国藩按文庄公的建议,设下的长墙工事彻底失败。曾国藩一面调李鸿章到徐州参加剿捻,一面于九月十八(10月26日)重新布置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剿西捻赖文光,湘军名将浙江提督鲍超、和文庄公、杨鼎勋等剿西捻张宗禹。九月二十七(11月3日)文庄公他们追西捻至洛阳。张宗禹逃到陕西,文庄公折回新郑、鲍超回南阳。十一月初一(12月7日)朝廷以曾国藩久战无功,令李鸿章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办剿捻,调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曾国藩不愿离开,表示愿意留军营效力。李鸿章抵徐州,于十一月二十三向曾国藩取钦差的关防印鉴。曾国藩对别人说“关防是重要的物件,将帅的替换是件大事。他不知道自重,匆匆取走,我也无可奈何,然而我也不离开,看他如何。”李鸿章派说客百般劝解,曾国藩始终不答应。为了调停他俩之间的矛盾,有人对曾国藩说乾隆时候西征军队以大学士管粮台,地位与钦差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文庄公说:“你现在回两江总督的任所,就是大学士管粮台。”李鸿章又在私底下对曾国藩说:“以你曾公的威望,虽然违抗圣旨不回任所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一再打败仗,你就不怕他受朝廷谴着责吗?”曾国藩听了这话就回金陵,自此再不提剿捻的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沿河扼守的策略。后来剿捻取得胜利,李鸿章请加奖从前领过兵的大臣,曾国藩得以加一世袭轻车都尉,他知道后大发脾气,对江宁知府说:“今后李某人来,我要在他的底下,真是今非昔比啊!”

37.战地遇鲍超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是西历1867年的元旦。旧历十二月六日,东捻赖文光、任柱在湖北打败郭松林。刘铭传、文庄公和湘军大将鲍超分头出兵增援湖北。文庄公的军队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与鲍超相遇。那时友军在何地相遇主帅是应该知道的。后来文庄公见到曾国藩,曾问:“遇见鲍春霆吗?”“遇到了。”曾又问:“鲍某人穿黄马褂了吗?”“没有。”曾国藩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呢?”文庄公说:“客人先打听我有没有黄马褂,知道主人没有,所以换了别的服装。不以自己有的炫耀,以显示别人的没有,这是做客人的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又问:“你们见面时谈了自己的战功吗?”文庄公说:“作为主人,我仰慕客人的大名已久,有幸相见,想谦让也来不及,那里还会论述功劳。客人见主人不谈战功,也不谈自己的功劳,这也是客尊主的意思。”曾国藩听后大笑。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曾国藩领将,即便是小节,也都要了解清楚,询问详细。

38.文庄公拒饷
李鸿章在江苏时,淮军的粮饷由鲁白阳掌管。鲁派自己兄弟去拜见文庄公,说:“不久我兄长去见李鸿章,李说粮饷并不难应付,只要李鹤章观察和刘秉璋学士俩位不得罪就可以了。我兄长说如今李观察手下有八个营,刘公你部下共六个营,他一定把你们的粮饷发足,这样做可行吗?”
文庄公说:“这可使不得,如果我部下得了足饷,其余的兵营得不到饷银,那些人哪还肯听我调遣?这样我就等于损失了七成的兵力,各营粮饷应平等才是。”
东捻军平定后,文庄公请求解除兵权,同时,为了部下的饷银,他去求见李鸿章,争取了好几天,才得了三成半的欠饷。
当时的银饷一拖许多日子,文庄公不得已便把钱和帐全都移交给继任统领吴长庆,离任时他在钱财上可谓清清白白。当时的风俗醇厚,军士退伍即使等不到饷银,也都老老实实地离开。由于战事尚未平息,他们还可去其他的兵营谋生,尚且不会闹出乱子。太平军和捻军均被肃清之后,潘鼎新驻扎徐州,欠饷的作风仍然未改,部下推举营弁鲍某打算闹事。那些兵士距吴长庆的军营不远,吴长庆连忙赶去劝解。由于大多都是同乡,非亲既故,少许给了点钱,原想闹事的人也就散了。以后鲍某穷困潦倒,遇到吴长庆时还说:“如果不是你,我早就黄袍加身当上天子。”
再说管粮台的鲁伯阳,在淮军里一直很不得志。后来他知道李鸿章和左宗棠意见不协,便把淮军粮台的帐簿装车送到左宗棠那儿。左宗棠说:“我们都是军人,怎么肯以这种方式中伤同事。”当时大家都很佩服左宗棠的大度。伯阳后来到直隶,李鸿章已是直隶总督,对他恨得要死,不肯再用他。鲁伯阳早晚都去站班,让李鸿章一直见到自己,就这样一站几年。李鸿章骂他:“快点走,”给了他一个外省的差事将他打发走了。于是大家对李鸿章的气量更加地佩服。十余年后,鲁伯阳靠行贿当上了上海道台,不久事情败露而被解职,沦落到不能自己糊口,双腿又有风湿性疾病,走不得路的地步。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正好李鸿章到北京与洋人议和,鲁伯阳给李鸿章写信,李鸿章不给他回信。第二天,鲁让两个差役掖着来见李鸿章。李鸿章怒骂他,把两个差役给吓跑了,丢下鲁白阳在地上号淘求恩。这也是官场的一奇闻。
39.倒树湾倒张树珊
淮军中张树声和张树珊兄弟率领的“树”军,在苏南战场屡战屡胜。名声大了,兄弟俩反而渐渐有了矛盾。哥哥树声同治四年(1865)到徐州当道台,后来官至两广总督——文庄公的第三子体仁娶树声的女儿为妻,这当然也是后话。树声解除兵权,树军属树珊一人统领。树军征剿东捻,与周盛波兄弟的盛军同时奉命,接受文庄公的调遣。潘鼎新对文庄公说:“淮军二海,你既不能对他俩发号令,他俩又不肯接受你的指挥,我实在为你担心。”此后这两支军队行军时果然都避开文庄公,使他无从指挥。而当时淮军和捻军打的是游击战,队伍行踪原来也捉摸不定。同治五年十二月六日(1867年1月11日),东捻在湖北钟祥的罗家集和旧口(《异词录》作臼)打败郭松林,各路军队得知捻军在湖北境内出现,纷纷前往增援。文庄公与树、盛两军在汉口和黄石之间与捻军相遇。周盛波先发现敌人,他对文庄公说:“往日敌人与我们遭遇躲也来不及,如今进了湖北他们连战连捷,因此敢上前与我们决斗,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们一下才行。”树、盛等军约好第二天向东捻发起进攻。第二天(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1866年1月26日)黄昏周盛波派人来告诉文庄公说,敌人与树军相遇不久就逃走了,张树珊没有回营。文庄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时文庄公的军营和盛军、树军相距十余里,文庄公当下就率了两名随从,执着火把前去打听。文庄公问:“树珊没有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周盛波说:“树珊已经阵亡。”原来军队里忌讳说死,所以只说没有回来。第二天,文庄公亲自前去吊唁,那地方叫倒树湾,凡事恐怕都有先兆,树珊死在倒树湾难道是上苍的安排。张树珊的队伍分作三营,在追击时中了敌人的埋伏。树珊以一营当前;一营当后;自领一营在中间接应。以一千五百士兵抵当数万敌人的骑兵,就好比是拿了鸡蛋砸石头,实在不是指挥不当的过错。张树珊死时外面穿了军服,里面衬了湖绉短袄。身上受了两处伤,一矛刺中腰际,一刀割断了喉咙。估计他是中矛坠马,敌人见他内衣,知道他是名将领,因此加害于他。张树珊的遗骸入殓时脸色如生时一样。后人有怀疑张坟是衣冠冢的,但当年听文庄公谈张树珊下葬的情况很是详细。张树珊谥号勇烈,字海柯;周盛波谥号刚敏,字海聆。所以潘鼎新称:他俩为淮军“二海”。
40.丑者自丑美者自美
捻军从起事到灭亡,都以游击战为主,不于官军正面交锋。官军追剿过急,捻军就选一平原地方,前面有大河作掩护,背后有高丘可埋伏。捻军躲藏在丘后,以残兵老马引诱官军过河追击。官军一旦渡河,乘军队还没有集给整齐,捻军就从隐蔽的丘后发动进攻,然后追逐到河对岸,以骑兵的优势打击官军。这样虽然是精兵猛将,也都惨遭挫折。臼(旧)口、麒麟洼、尹(永)隆河这几仗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文庄公率亲庆军到湖北,与杨鼎勋的勋军一起追击捻军,一直追到了小河溪。进了镇子,没有发现守镇的人,杨鼎勋说:“敌人已经走远了,快去追赶,别让他们逃了”当时担任探路的钱玉兴总镇说:“锅灶还是热的,敌人离开不久,应当小心。”杨鼎勋不听。不久,勋军果然中了敌人的埋伏,总兵张遵道等人都战死,军士死伤大半。敌人挟着打败的士卒,且穿着官军的衣冠,汹涌冲来,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一时也分辨不清。当时,文庄公在军中,他果断地下命令,派亲军一叫吴建昭的下级军官带了百把精兵,横截住敌人,用矛揭开敌人的帽子,发现他们的长发,立刻大喊是捻贼,将他们杀死。庆军的分统吴长庆,派洋枪队瞄准射击,每发子弹都打中了敌人,吓得他们都逃回自己的队伍去了。勋军的残余这才得以归营。当时的形势很危险,有个士兵说前面有个堡垒,应该占据那里的有利地形与敌人作战。文庄公说:“看起来路很近,其实路很远。说这话的人是想逃跑,立刻拿他就地正法,凡是言退的就以他为榜样。”镇子外面的树林枝干很茂密,文庄公令民夫在镇外栽桩,移营据守。军中有四门过山炮全都放在前方,装好了子弹,严阵以待。文庄公命令:“看见旗子举起然后开炮。”那时捻军躲在小山后面,不时在山坡上探头探脑。原在江南大营的将领况文榜,当时为后军的分统领,他上前向文庄公请战说:“敌人很狡猾,我可以引诱他们出来。”文庄公同意了。况文榜率队前往搜索,来回两三次,最后奔回来报告:“敌人出动了。”文庄公下令严阵以待,说:“敌人距我百步,向我报告。”等敌人离我百步,文庄公又下令:“敌人再前进二十步,报告我。”过一会儿,令旗一举,子弹横飞,如雨雹骤下。捻军万马齐集,长矛齐举,望去象雨后的春笋。经官军炮火一震,全都倒了下来,然后吓得一下子跑得净光。
文庄公率军打仗,如果是和武将一起作战,自己从不起草战报,而是让对方将领手下的书记写稿。这一仗杨鼎勋报捷,正好亲庆军的军吏去粮台领饷,见到李鸿章。李鸿章曰:“不说失败只说胜利真是件丑事。”军吏答道:“丑的确实丑,美的也确实美。”李鸿章听了也没有责怪。后来文庄公见到曾国藩,曾国藩对文庄公说:“臼(旧)口、麒麟洼、尹(永)隆河三次战役,敌人打了胜仗很是骄傲,小河溪这一仗也让敌人知道,官军中也有人在。”
41.任柱奋勇
《异词录》称呼捻军和太平军非贼即匪,但先祖父写官军与贼匪作战,对敌人的英勇并不隐讳,记捻首任柱之死就是一例。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当了钦差大臣,捻军扑过运河进入山东。李鸿章灵活运用守河的战略,把过去的防御改成了包围,将捻军牢牢地圈在了山东境内不得出去。刘铭传的部下有人被任柱逮获,任柱将他放了,对他说:“捎句话给你们的刘将军,就说我任某的儿子只有十岁,马术还不纯熟。等明年再做越河西征的打算,眼下老子还不想离开山东。”刘铭传也把抓来的捻军放了,临走时还将好酒好菜招待,当然也少不了叫他带个口信气气任柱。战争双方彼此以言语相互攻击,用现代话说就是在打心理战。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二(1867年11月17)刘铭传在山东日照打败了赖文光和任柱,然后一直追击到江苏的赣榆。铭军在赣榆与捻军交战,开始不顺利,全都逃到河沟里躲藏。那时正是秋天,苏北的农田里一片青纱帐笼罩。任柱奋勇直前追杀官军,藏在沟里的官军向他发动了突然攻击。忽然官军听见捻军队伍一阵骚乱,有人在喊大王中弹。过了不久,前次被刘铭传释放的俘虏中有个名叫潘贵的前来投奔,报告说任柱已受伤身死。铭军乘势进军获得大胜。
42.仗责道台
吴毓芬和吴毓兰兄弟以家乡训练的团练随李鸿章援江苏,隶属程学启的部下,称华字营(吴毓芬字伯华)。吴氏兄弟作战有功,随从征浙西,在嘉善接受太平军的投降。当时杭州的太平军求降,李鸿章打算接受,左宗棠和他争论说:“越境剿匪可以,越境接受敌人的投降不行。”李鸿章只好作罢。文庄公率军渡过张泾汇,接连打了几场胜仗,嘉善已在掌握之中,华字营突然接受敌人的降书,文庄公很不高兴。嘉兴攻克之后,文庄公的部下和华字营偶尔发生过几次冲突,华字营都没有占到便宜。不久,吴毓芬有事带了许多随从来见文庄公,走到门前相互又争吵起来。守门的进去向文庄公汇报,不免填油加酱言过其实。吴毓芬入见之后,文庄公便依军法打了他几板子。吴毓芬气得要命,写信给李鸿章,说本朝二百多年,从来没有打道员屁股的事。李鸿章劝他说:“你是读书人,怕不知道,在军中应当服从军法。”那时候淮军中都是同乡人,事情过去后大家劝解一番也就和好如初了。后来徐州道台有缺人,李鸿章问文庄公谁去更合适,文庄公说:“恐怕没有比伯华更合适的人了。”李鸿章笑着答应了。吴毓芬推辞不肯接受,后来他就辞职回家。李鸿章对吴的离去仍有点不舍,偶尔见到他从前的部下便打听道:“主将是否有信来?”那部下说有,一边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封吴的信来。信上写道:“李宫保这个人不能和他相处,你们还是早点回来才好。”李宫保是当时军中对李鸿章的称呼。李鸿章看信后大怒,从此和他断决了交往,华字营也改由吴毓兰统领,驻守扬州。捻军在山东被打败后,逃到六塘河浙军的防地,文庄公率叶志超、杨歧珍前去追击。临行前二人向文庄公请示:“捻军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去蒙城、亳县回自己的老巢,另一条过扬州向李世忠投降。在敌人采取上两种情况时,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文庄公吩咐:“捻军如果回安徽,他们的党羽多千万人一呼而集。我求东捻肃清之后解除兵权是早就定下来的事,不能多耽搁时候,你们的行动不要超出江苏境内。如果敌人扑向运河,那就恭喜你们抓住赖文光。”那时敌人还不到二万,与清军在淮城交战,文庄公的部下获得大胜,敌人几乎都被消灭。志超、歧珍知道赖文光在逃,把俘虏留在清江浦,率兵穷追。赖文光只剩下几骑人马,遇到关闸他们大声呼喊:“我们是官军,捻军在后面追我们,快放下板来,捻军追来啦。”等叶志超他们追过来,守闸的清军反而不肯放他们,几经解释再让他们过去,赖文光他们已经走远了。赖文光到了扬州,在渡船上一小卒跪着向赖文光进金带,口里称呼他为大王。这些都被华字营的士兵发现,于是赖文光就被抓了起来。第二天(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二,1868年1月6日),文庄公到了扬州,对吴毓兰说:“从此战争就结束了。”两个人谈得很高兴。后三天,郭松林到扬州,和吴毓兰发生争执,说:“我们种田,你到吃起现成饭?”吴毓兰领他见文庄公,经文庄公劝解,郭松林才罢休。吴毓兰因功被授以道员的头衔,但一直也没有补上空缺。文庄公当上江西巡抚入朝见皇上,路过天津又遇到吴毓兰。文庄公与李鸿章谈及此事,问李鸿章说:“香畹当年活捉赖文光,为什么朝廷却没有赏赐他。”李鸿章说:“朝廷早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文庄公说“李公你当年是主帅,而今又居相位,怎么能不说话呢?”文庄公回到住地,吴毓兰特来道谢,文庄公这才知道,在李鸿章身边有为吴毓兰侦探的人。
古人常说我救了多少人的命,子孙定有好福气。但是故意放纵恶人,简直是放虎归山,那里还能积什么阴德。就说汉朝的王家,后来生了王莽,使王家宗族全都被灭,那里还有福气可言。叶志超、杨歧珍在淮城大败赖文光,俘虏了千余人,都留在清江浦。那时钱鼎铭在当地负责军饷调运,他把那些俘虏的头发全都剃了,然后将他们释放。曾国藩知道后说:“直到此时还紧跟赖文光的人,大多是死心蹋地的顽固分子,人人都该杀头。”后来钱鼎铭是因头上生疽死的,可见求福的人未必得福,善读书者不盲目信书才是。

43.求解兵权
同治五年十月(1866年12月)曾国藩被调回两江总督的任上,由李鸿章出任钦差大臣,指挥剿捻。文庄公就多次提出了解除兵权的请求。李鸿章和他约定,等军务结束,才准他离开。等赖文光就擒,文庄公又提出请求,李鸿章仍然不准,并且竭力的劝他。李鸿章说:“古人捧到战书高兴都来不及,那里有身在战场而想回避战功的呢?从开战以来,后补藩台、臬台没有人得到过实缺。如今以学士担当一方大臣,上下的期望都很殷切,怎么能走呢?”文庄公激动地说:“你是说我,为区区一个藩台的官职,万余人的兵马,而患得患失?”李鸿章知道留不住文庄公,只好用调侃的口吻说:“儒者读书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屈居人下,我从前练团练,跟随官军打仗,被敌人袭击而丢了营垒,路上遇到和禹门,我下马向他行旗人的半跪礼,禹门也欣然下马还礼。那一仗我不但没有受怪罪,反而得了保举,获了个善赞的头衔。我那时也是个编修,难道清名威望就不如你吗?”李鸿章又劝文庄公说:“我们这些文人,临战不能和武夫相比。我从前打了败仗想寻死,卧在路上想阻挡溃败的士兵,那些人都从我左右逃跑。这就是文人不及武夫的很好的例子。”当时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也在座,他说“我们现在的部下士气高昂,你当年的士兵那里可比。”文庄公听后只在一边发笑。李鸿章问:“你笑什么?”文庄公说:“我们的部下和你的部下不能相比,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一切。”李鸿章说:“我不如你们现在拥有那么多的将士,所以才会如此狼狈。”文庄公说:“然而我们今天所领将士也不如你多,所以我们都在你的手下。”
44.阴间行礼
曾国藩剿捻军时向皇帝奏请,把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也调到军营,说他有几位兄长的风度。李昭庆确实风度不凡,身在军旅还经常手不释卷,又特别好学善于思考。曾国藩剿捻无功,文庄公身为襄理也免不了遭到怪罪。东捻平定后,文庄公请求解除兵权,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四再五,在得准离去。李昭庆率五千将士,又添了善庆、温德勒克的马队八千人,自己独立组成一军,原来也不算少。只是捻军行踪飘忽不定,追赶太急他们便会将全部六万人马集中在一起,设下陷井来消灭你;如果过于谨慎一年到头都不会见到一个敌人,如此作战也就不见效果。李昭庆属后一种情况,所以不为主帅喜欢,他的部下都归了别人指挥。赖文光就擒那天李昭庆虽然也赶到战场,可是他手下没有兵士,所以后来论功,他得了个候补转运使的头衔。那时候军队中论功行赏,被保举的人一次多达上万。武职的奖状多都丢弃没有人要,可见轻贱到何等地步。文职官员以两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候补的人从没有得到实缺的。至于转运使即使有两三个空缺,轮到李昭庆的机会也很少。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因避嫌疑,不肯为兄弟出力。这样一来,李昭庆当官也就遥遥无期,可改走别的途径他又没有科举的资历,于是他更加的郁郁不得志。有人半开玩笑地劝他再下考场去博取功名,他也确曾动心,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做不免有点不伦不类。后来李昭庆到天津探望兄长,忧郁而得了病不能起床。李昭庆临死前几天,李鸿章到他床前探望,弟弟把脸转到里面不看哥哥。()《庸庵笔记》有他梦见阎王的事,此事李鸿章也曾亲口对文庄公说过。李鸿章说:阎王在外面迎接,昭庆叩拜阎王,阎王也叩拜昭庆,双方都把额头碰到了地。按李鸿章的说法,阴间的礼数恐怕也是根据阳间的权势为转移的。
45.琴轩究竟读书人
同治七年的春节,文庄公虽然已经解除了兵权,但还没有离开军营。
正月初三(1868年1月27日),赖文光率西捻军进了直隶。初九朝廷严饬李鸿章等率各省军队前来围剿。淮军诸将都不肯前往,朝廷又在正月十二将李鸿章的双眼花翎拔去,并剥了他的黄袍马褂,革去了他的世袭骑都尉的职务。诏书送到军营那天,天刚黎明,李鸿章读罢诏书又躺在床上,把诏书放在了枕边。等李鸿章起来,听到将领们聚集在外窃窃私议便走了出来。郭松林对李鸿章说:“大家一起北上,先拿下京城再说。”这话传到外面,朝廷更加怀疑淮军有人想作乱。侍郎殷谱经上书告江苏的公粮帐目有问题,李鸿章曾多次挖苦他,两人就此结下怨仇。乘李鸿章受朝廷怀疑,殷四处散布说李氏兄弟大量购买田地。邻近地方尽为他家所有,说是买田实际等于强夺豪取,应该令安徽巡抚查抄他家的田产。李鸿章得知后更感害怕。文庄公于是秘密地对李鸿章说:“淮军众将领想离你而去已显而易见,但潘琴轩究竟是读书人,可以用道义去激厉他。”文庄公又劝潘琴轩说:“我们读书人都以道义为重,遇到危急难道就不能相依靠?”第二天,李鸿章召见潘鼎新,问他说:“你看到诏书了吧?”潘答道:“是的。”李鸿章又问:“你不为我害怕吗?”“有什么可害怕的,君主对臣民就好象父亲对儿子,高兴了就给你,生气了又夺回去,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时赵子方在隔室,,李鸿章大声笑着说:“子方,你听琴轩的话多豪迈。琴轩很快就会率军保卫京师。”潘鼎新的军队很快就出发了。日后,李鸿章曾说:“我看见路上有送加急军令的驿使,连忙问信送何处?听他说李宫保,我心里想怕是来抓我的京师卫士吧。拆开一读,才知道潘鼎新的军队已经渡过了黄河,离北京城不远了,至此我才放下心来。”
46.最聪明也是最不聪明
剿西捻功劳最大要数潘鼎新,那时候潘的军队已增到万余人。文庄公解除兵权,他率领的亲庆军由吴长庆为统帅,人数也有万余人。潘鼎新是由合肥西乡团练起家,与淮军各将领一向交情不错,所以他能够群策群力取得最后的成功。刘铭传因护卫京师行动迟缓而受谴责,借口有病不肯出征,后来到战场不久他就获取了战功,对这一点《湘军志》已有批评。天下的事情原来就有运气好坏的不同,潘鼎新能够临机应便,善战好谋,有古代名将的风度。中法战争潘鼎新身挡前敌,但他知道最终一定会是和局,所以打仗时很不在意。结果因他耽误了战机,从此就一蹶不振,知道他的人都很为他惋惜。潘鼎新罢官时曾为一个殉夫的烈妇写了副挽联:“你看他末路英雄,大半偷生旦夕;天许尔多情夫妇,再结来世姻缘。”这副挽联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文庄公评价这位从家乡一起出来的同窗说:“潘鼎新最聪明的地方,也正是他最不聪明的地方。”这是句很有哲理的话啊。
47.左宗棠和文庄公
文庄公被解除兵权,朝廷授他山西布政使的官职,左宗棠向文庄公表示,他愿出面请朝廷,让文庄公代理山西巡抚,并要文庄公率部下防守西北路,后因文庄公推辞而作罢。捻军平定之后,西边战事紧张,朝廷派遣潘鼎新入关助战。潘鼎新写信告诉左宗棠,左宗棠回信并不表示拒绝,但却一再强调关中的困难不是缺少兵士而是缺少粮食。信的结未还直截了当地说★,潘鼎新最后还是没敢去关中。
左宗棠对文庄公和潘鼎新态度何以不同,恐怕与李鸿章有关。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他俩没有出名时就互相不服,久而久之便有了意见。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战地又正好相邻,结果更加对立。淮军平定西捻张宗禹投水而死,李鸿章报功。当时朝廷公布一名大学士的缺额,等于作为一种悬赏,李鸿章因此当上了相国。这一来更使左宗棠忌恨,他公然说:“张宗禹没有死,隐患并没有根除。”自此以后两个人就没有通过信息。在淮军中起于民团的潘鼎新是李鸿章的嫡系,而文庄公虽然和李家为世交,但他手下的人马都是得自解家的官团。恐怕正是因为这层亲疏的不同,所以左宗棠对他俩便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曾国藩器重文庄公其实也出于对淮军内部矛盾的考虑。
左宗棠平定回民叛乱,很久没能得胜,李鸿章奉诏出兵支援。李笑着对别人说:“我军还没有到潼关,左宗棠定会有信来。”结果真的不出他所料,信里他先说自己用兵不得当,接着说援兵的必要,最后又引《诗经》说:“卯须我友,实获我心”等等。李鸿章因教案回天津,俩人又断了联系,直到回民叛乱平定,才重新开始书信往来。
48.同袍之谊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文庄公协助他管理营务。从前文庄公和各将领地位相等,所以诸将都不乐意受文庄公的指挥,常常把部队带得离文庄公远远的,不肯随他一起作战,将士们的态度实际上因为李鸿章的挑拨离间,李鸿章的这一套都是从老师福济那儿学来的。在诸将中只有杨鼎勋心怀坦白,始终追随文庄公。小河溪战役,勋军遭到埋伏,结果没有全军覆没,证明他们与文庄公能相互配合。东捻平定之后文庄公请求解除兵权,杨鼎勋对他说,:“我不能和你一起进退,但日后论功,我一定会拒绝奖赏,以此表示我们两人的情谊。”鼎勋在西捻平定前几天去逝,没有赶上论功典礼,真的应验了他身前的话。然而这场战争之后,李鸿章以下的将官都只得了世袭都尉的职务而已。各路人马奔驰了多年,才得了区区这么一点奖励,朝廷的酬劳也实在太薄了些。
杨鼎勋身后留有一子一女,儿子已与郭松林的女儿定亲;女儿则许配给了刘铭传的儿子;但两家都只有口头约定,还没有正式下定礼换文书。鼎勋死后,郭松林立刻对这门亲事表示反悔,刘铭传说:“我不会以朋友的生死改变交情。”他仍然履行了婚约,并为郭的家人在合肥西乡买了田产造了房子,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别人都称赞刘铭传而说郭松林的不是。郭松林却辩解说:“杨鼎勋家并不缺钱,我如果和六麻子换个位子,我也会这样做的。然而现在他儿子没有了依靠,日后不知前途如何。这可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可不敢随便啊。”六麻子是刘铭传在乡下的外号,当时军队里的朋友说话没有顾忌,都是这样称呼他的。

49.凌力《星星草》中的文庄公
使者们上路的时候,曾国藩并不在江宁他的两江总督府。他沿着长江巡视防务,来到江苏巡抚署的所在地——苏州。
离沧浪亭园子还有一二百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就下了轿。江苏巡抚李鸿章跟在后面也连忙下桥。督标中军、抚标中军、巡捕、戈什、亲兵们便蜂拥而上。沧浪亭园子四周早已戒严,几条街都冷冷清清的。侍从们怕朝廷大员出差错,自己吃罪不起,便严命老百姓回避。
曾国藩回头看看,皱了皱眉头,对李鸿章说:“少荃,说好了清游一番,这么多扈从,似乎不必吧?”
“是。”清瘦的李鸿章恭顺地略略哈腰,“已经吩咐他们在门口伺候。”
“远堂和仲良还未到?”
“他们在后面。哦,来了。”
果然,郭远堂、刘秉璋、涂宗瀛三人从后面快步赶来。
待五人会齐,曾国藩微笑道:“俗话说:上有大堂,下有苏杭。仲良久住此地,导游之任不可推辞罗?”
刘秉璋连忙低头拱手称是。
曾国藩在前,李鸿章、刘秉璋一左一右,郭远堂,涂宗瀛随后,在戈什亲兵的簇拥下,缓步向前走去。
他们在园门曲桥头的石坊前停步。一汪幽静的潭水环绕着,石坊左右岸沿池塘围着栏杆,垂柳依依,浓荫沁绿,与池塘对面园中的亭廊树石相对,饶有风趣。曾国藩不禁轻舒一口气,点点头。
“禀大帅,”刘秉璋指着石坊说,“这就是沧浪胜迹坊。这四个字以秀美俊逸为人称道。穿石坊,过曲桥,才算进园。”
曾国藩抬头看看石坊,上面刻着“沧浪胜迹”四个字。字体秀逸,石刻精美,但他只淡然说了一句“还好”。刘秉璋、李鸿章诸人都知道曾国藩对书法颇有研究,善写行书草书,对旁人的书法从不轻易称赞,所以也就不再提此话头。可是总督大人自己却就此发挥了几句:
“沧浪,这二字深有意趣。少荃,可记得古人有诗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亭是否取义于此?”
“吾师才思敏捷,学生还不曾做此联想。”
李鸿章青年时代从学于曾国藩,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由曾国藩一手提拔、保荐,擢升江苏巡抚。因此,李鸿章对自己的老师总是毕恭毕敬。
“古人就有激浊扬清的意向,我辈身处乱世更应将激浊扬清当做一生事业来做。江宁虽复,中原未靖啊!”曾国藩郑重地说罢,首先迈步过了曲桥。他体态相当高大,气宇凝重,年过五十以后,有些发胖,但还没有到臃肿的程度,反而使他显得更修硕而魁梧。只是步态缓慢,动作有时显得迟钝,已没有中年人的劲气了。
进了园门,便是一间门厅。画梁朱窗,乃是园林中常例。东南两壁上嵌着几块碑刻,有图有字。刘秉璋指着壁碑对曾国藩说:“大帅请看,这是沧浪僧画的沧浪亭阁,那是苏子美的《沧浪亭记》”
曾国藩走到石刻的《沧浪亭记》边仔细看了一遍,道:“苏子美在庆历甲申年修建此亭,距今业已八百余年,石碑保存如此完好,也是难得。听说南宋韩世忠也在这里住过?”
“是。有人也称这里为蕲王府。”李鸿章答道。
“啊!可有安国夫人的遗踪凭吊?”
涂宗瀛和郭远堂对视一笑。刘秉璋答道:
“这还不曾听说过。”
一行人慢慢沿着走廊东行。过了面水轩,便是一道复廊。这复廊一面傍山,一面沿水,曲折上下各尽其妙。廊壁上花窗多扇,图案极变化之美。随从人员中没有到沧浪亭来过的,都对这道复廊赞叹不已。曾国藩却说着和这毫不相干的话题:“苏子美的《沧浪亭记》写得颇有文采,不愧诗人之笔。胸中若无丘壑,下笔绝难到此。我辈办军务,做学问,腹中要有根基。我常对后学诸生讲,自六经而外,还有七部书不可不读,且不可不熟读,即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读久读熟,得益匪浅!”
李鸿章接着说:“吾师此言实为高论。许多后生小子多被汉学所误,养成浑浑噩噩模棱气象,所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误人家国,令人痛恨!不然,国事怎会被发捻交乘,败坏到如此地步!此七部书正能一扫腐儒之气,重振文风。就是以文章而论,也是古今绝响。人若能于六经之外熟读这七部书,再由此而扩充之,为文人可,为通儒可,为名臣也可!”
刘秉璋、郭远堂、涂宗瀛三人听得这番议论频频点头,深受教诲。曾国藩听了心里十分高兴,但没有露在脸上。李鸿章不愧是他的得意门生,轻轻几句就点出他的用心。
江宁平定以后,中原捻势大张,曾国藩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早就预见到僧格林沁要败于捻军,而且他曾国藩必定要继僧亲王之后担起平捻的重任。因此他已暗中早做准备。这次沿江巡视防务的主要目的就在这里。但他向来是不动声色,暗用心机的人,考虑到种种利弊,他还是安然若素地进行巡视,就象例行公事一样。他们在庄严静穆的明道堂里休息片刻,侍从们正要进菜,曾国藩止住了,兴致勃勃地要继续游园。刘秉璋便领众人循着画廊,穿过花墙洞门,到了园里最南边的看山楼。
看山楼建在一座假山洞屋上,结构精巧别致,独出一格。大家依次登上看山楼,别人倒没什么,曾国藩不免气喘。一上楼,他就感叹不已:“人过五十就走下坡路了。少荃正当壮年,仲良你们三个不过中年,如今正值国家多事,大乱方长,乃是创勋立业、为后辈打根基的绝好机会……哦,这看山楼高旷清爽,真值得一看!”从看山楼上向南望,是一片乡村景色,稻田碧绿,水塘清清;再远望,古城墙堞之外,一带隐约淡黛的山色。从窗洞中向北回望,密林古亭,如在深山。
曾国藩似乎陶醉在这样的自然景色中了,沉默有顷,方才对众人说道:“此城名园与古迹胜地保存如此完善,是少荃之功。少荃生平最恨降贼,可是郜逆等人若不降,焉能存此完壁。”
李鸿章攻占苏州以后,将太平军投降献城的纳王郜永宽等八人全都处死了。此事在清军内部看法也不尽相同。曾国藩这段话贬褒意思不明,李鸿章不好说什么。涂宗瀛是随曾国藩一同攻进江宁的。这时便接过话头,避开此事,另起话题:“可惜江宁繁华之地,如今一片废墟,发逆暴行,令人切齿!……”
谁也没有说话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江宁的大火,三分是太平军所为,七分是他们手下的官兵干的。太平军放火是为了不让江宁的财富落入他们手中;而他们手下的官兵却是在劫夺大量财富后,以纵火来毁灭赃迹的。
良久,曾国藩叹道:“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水。明季马湘兰、李香君之流辈出,风情色艺倾倒一时。如今读板桥记画航之录,纸墨间犹留逸馨。自兵燹十年,一片欢场又荒草芜杂了。”
李鸿章道:“学生僚属中有人新近从江宁回来,说贡院焕然一新,旗兵营房胜过当年,秦淮河两岸河房麕集,劫后榛莽之地,又是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大有丰昌气象……”
说到这里,只见曾国藩对涂宗瀛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站在一旁的郭远堂也笑了。李鸿章不知就里,见曾、涂二人只是笑,没有说明的意思,就转向郭远堂。郭远堂忙说:“中丞有所不知,这里还有一段美谈。江宁克夏后数月,秦淮河上画船萧鼓渐次萌芽,涂兄正以廉访守郡,立即传飞牒严禁。次日涂兄参谒曾相言及此事,曾相笑道;‘听说秦淮河上灯船仍然落落如曙星,太萧条了!十年前我路过此地,见千舫梭织,轻歌彻夜,那真是承平乐事!’涂兄听曾相一番话,颇为踌躇。又过了一天,曾相亲自约了幕府诸君买棹住秦淮河上一游,并命江宁、上元两邑共同于游舫上设席款待涂兄。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锡集,旧日寓公土著闻信纷纷来归,秦淮河上复有画舫之丽、歌吹之乐,一派繁华升平景象!”
郭远堂说罢,众人都笑了。李鸿章对曾国藩拱手道:
“吾师深知政体,为政精到之处,岂是常人所能及!”
曾国藩连连摆手:“谈不上,谈不上!诸君只可当做轶闻趣事一笑置之。走吧,该下楼了。仲良,那边一团青翠,是什么所在?”
“禀大帅,那地方叫翠玲珑,下了看山楼,正要往那里去……。”
小屋三间,绿窗四面,前后掩映青竹、翠柏、绿芭蕉,这便是翠玲珑。曾、李等人来到此处,一进屋内,幽静至极,桌椅摆设,一尘不染。由四窗投进来的光线,由于透过了竹、柏、蕉的青葱的枝叶,都浮动着浅绿。置身屋内,如在翠玻璃间,又象浸在绿波之中。
曾国藩赞叹不已:“真不枉叫了翠玲珑!少荃,你我在此吃茶清谈一会,他们三个年富力壮,自去游玩,可好?”
刘秉璋三人不待李鸿章回答,都站起来笑着出去了,留他们师生二人说说体己活。
……
等到刘秉璋等三人回来,他们便一同穿越假山,往沧浪亭走去。
这里湖石玲挑剔透,山间路径曲折。他们不时越过小桥溪谷,实在处处耐人留连。假山的东首就是沧浪亭。此亭建筑古朴,上面悬有沧浪亭额匾。四面古木森森,藤萝蔓挂,箬竹遍地生长,把山都封满了,景色非常天然,仿佛进入深山野谷之中。
曾国藩走近沧浪事,见亭往上刻着一副对联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远山皆有情
“写得好,撰得好!”曾国藩对此联赞不绝口,手拈长须,反复吟哦。笑道:“大帅身居庙堂,心远江湖,古今名臣常有此种心绪。”
曾国藩笑道:“不尽然。而且国藩何能当名臣二字。我是喜爱沧浪亭景致天然,古朴幽静,远胜狮子林、留园的堂皇富丽,不由勾起解甲归田、终老江湖的意思。此处真是本地第一胜景,少基、仲良有福哇!”
五个人同声一笑。曾国藩犹未尽兴,继续笑道:“公事烦冗之际,偷此闲暇沧浪一游,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刘秉璋凑趣道:“大帅这甲解不得。中原捻乱未靖,终究还须大帅出马。不过大帅此话不仅为沧浪山水生色,也抬举它太过了。”
曾国藩对刘秉璋看了一眼,开心大笑,众人也陪着笑了。
从入园起,曾国藩一直在心里盘算一个问题,此时,却象是突然想到似地问李鸿章:
“少荃,还记得十个月前江宁初克,你我在江宁会面之事吗?”
“学生怎敢忘却。”
“如今淮勇整顿得如何?”
原来,江宁会面时,曾国藩就嘱咐李鸿章暂留淮军,以备中原剿捻,而自己却渐次裁撤湘军。李鸿章见曾国藩问起,立即回答说:“淮勇经数月整顿,仅撤老弱残病数千,铭、鼎、盛、良、树各营劲旅尚有五万余人。”
“好,好!”曾国藩很高兴,“有备则无患。”
郭远堂究竟对军事不大在行,不解地问:“朝廷倚重僧亲王和蒙古骑队,能用上淮勇么?”
“噢,”曾国藩淡淡一笑,“愚者千虑,总有一得。”
刘秉璋问道:“湘军劲旅足当重任,大帅因何裁撤不用?”
曾国藩道:“湘勇军兴日久,暮气已深,催之不动,责之不畏,久成强弩之末,断无可以平贼之理。淮勇尚在发硎之际,锐气方张,必可得力。”
李鸿章插进一句:“湘军刘寿卿、鲍春霆皆有劲悍之气,强弩未必是末,吾师毋乃大谦!”
曾国藩摇摇头说:“不是这等说法。”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少荃,准军诸将现驻何处?”
“明日是辕参之期,他们都要来参谒吾师。”
曾国藩笑笑,摸摸胸前的胡须,突然说:“少荃,我们立刻一同去看看诸将如何?”
李鸿章笑着拱手道:“诸将十分荣幸,鸿章理当奉陪。”
他知道他的老师素负巨眼识人的盛名,常常喜欢考察和研究下属的各种情况,所以对这一提议并不感到突然。
曾国藩此行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要为未来的平捻战争挑选人才,布置力量。此时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便以这样巧妙的借口,乘着辕参的时机,暗暗探访观察。

50.重修家谱
文庄公的父亲世家公是在同治八年(1869)去世,这段日子文庄公在老家丁忧,闲暇之中主持了家谱的修订。居住在庐江的刘姓自称是彭城刘氏的支派,元朝末年从江西婺源迁到安徽庐江,最初只有独身一人,后来繁衍为四支,一曰墩、一曰坂、一曰佃山、一曰泥河。庐江刘氏宗谱始修于明朝崇祯六年(1633),清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共修过五次,文庄公这次修谱已是第六次。按理说修谱应该是每三十年一次,但庐江刘氏的修谱间隔时间长的为五十年,短的为三十年。在文庄公之前那次修谱则是道光十六年(1836),等同治十年屈指算来已过三十年修谱的惯例。到了该修家谱的时候,而且经过了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刘氏宗族很多都人在战乱中丧生,还有的则流离逃散,连分别由各房保管的谱牒也残缺不全,战乱后幸存的老人十无二三,如果再不修后人就没有重续的可能,于是按照人丁和田亩收费请刻工雕版终于完成了第六次家谱的编修。天下太平时人丁滋生,一经动乱人口就骤然减少,从元末至道光丙申(1836)五百年,庐江刘姓丁口近四千,等到同治十年修谱人丁已不满二千,这个变化使文庄公大为感慨,其数字也印证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给皖北带来的破坏。在文庄公修家谱之后,宣统三年(1911)刘氏宗谱又曾重修过一回,族谱上说文庄公和他侄儿献夫方伯生前都以修谱为己任,清朝最后一次修谱,文庄公的哲嗣健之等也都捐了巨资。在这一年前出生的族人那部宗谱上都列了上去,先祖父那年三十一岁,除了原配孙夫人,还有了二房姨太太,她们共生了九个子女,三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第三章从江西到浙江
51.前任文辉
文庄公做的第一任地方官是江西布政使,他的前任是满州正蓝旗人文辉,文辉的侄女则是恭亲王的福晋。文辉任职江西时,曾国藩当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江西巡抚。同光年间刘坤一做官励精图治,对于文辉很不满意,但又知道他的后台很硬,于是在每年密考中都要弹劾,但恭亲王却把这件事都给押了下来。刘坤一接连三年都给文辉不好的评语,仍然扳不倒他,又请曾国藩帮忙参奏,还是不起作用。直等到那一年对省官员进行公开考核,恭亲王见地方仍对文辉不满,只好将他免职。文辉向文庄公办移交时大发牢骚,说刘坤一不应该在此时让他下台,刘坤一也对文庄公说,我三次考核他,曾国藩也考核了他一次,皆不能拿他怎样,可见文辉的后台如何又实力。前面的事见《苌楚斋随笔》,先祖在《异词录》明白称文辉愚笨,不懂政务,幕僚门丁当权。刘坤一偶然问他什么,他总是回答:“等我回去问王师爷。”刘坤一大为不满,对别人说改日我要派兵丁把那个王师爷用绳子绑来,文辉知道后说,他果真绑架王师爷,我就叫轿夫用链条把他的高师爷锁来,刘坤一也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异词录65)
52.文庄公酒宴失言
文庄公被任命为江西布政使,没有离京前,江西籍的京官就在为地方滥收赋税的事,于江西地方官员相互争论不停。江西籍京官在为文庄公送行的公宴上请文庄公到任后能解百姓的负担,文庄公答应尽力去办,但在经过天津时,李鸿章却对他说,你在酒宴上的表态太不慎重。税款多到十几万决没有被贪污的道理,想必财政开销确有需要吧!文庄公到任,查帐后发现学政的棚费(考务费)最多,其他零星开支也不少,才知道李鸿章的话不错,于是据实际情况向朝廷做了报告。但江西人仍然不肯罢休,不久赣籍京官又在胡小蘧的带领下,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本,气势更加大,说管学政的人也有养廉钱,为什么还要滥收税,而且质问江西还有没有一个清官。刘坤一虽说是秀才出身行武打仗,但那时的秀才文笔都不差,他打算起个稿子,揭露此时正在调查胡某受贿案,说这种人哪有不收取棚规的道理,现在告我们地方官不是在欺骗皇上掩饰自己吗?刘坤一的幕客高杏村说,这样措辞,简直就是相互攻击,写了也不会有用,不晓得胡某是否有粮税未交?后来到胡的家乡新建去查,发现胡十七年只纳一年的税,于是由高某起草参奏稿,文章写得很好,其中说“以五百亩之多,岂能没有一块好田;以十七年之久,难道没有一年丰收。”这两句都是前辈口传的,在刘坤一的奏议里略有不同,大概是后人为了美化修改过的。刘坤一当时担心胡某会以曾交一年税辩护,但高师爷说他决不敢如此。奏章入京胡某人被连降四级,后虽补一缺,但很久没有得到升迁。从这件事可见文庄公刚做地方官是处置事情还缺少经验。
53.李士芬罢官
李士棻是曾国藩的弟子,在江西侯补县令。曾国藩在刘坤一处一再为他求情,甚至劝解曰:“听说你喜欢买书,若要找个人咨询,士棻便是最好的人选”。刘坤一向来不重视文人,所以始终没有答应曾国藩的要求。文庄公到江西任布政使,李士棻前来拜见,谈到曾国藩时,连忙从怀里取出布包,转身寻了许久,拿出曾国藩给他的信函,信中有奖励他的话,只见他露出一副不胜荣幸的样子。文庄公说“行了,不用多说,回家等侯命令好了。”然后,文庄公告诉巡抚,打算让李士棻出任临川县令。巡抚觉得为难,文庄公说:“他不过是个书呆子,让他捞一把再打发他去就是了”,巡抚同意了。谁知李士棻上任还不及一年,就亏空了二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文庄公定了新条例:知县财务不清,不许进省城来说情,所以李县令进省求见,门房不肯给他通报。李士棻用力推搡,把门房推倒在地,自说自话进了客厅。仆人说:“主人已回卧室。”李士棻说:“我也跟进卧室你看如何?”文庄公知道后,传南昌县令前来侯命。南昌县令很快赶到,被人引进客堂。这时文庄公才走了出来,严词厉色地责备李士棻说:“你欠了官款又违抗省里的条例,竟然还敢如此的强横霸道,怕是想造反不成?你公然在抚州的幕客室里吸鸦片烟,行为已极端触犯了法律,反而骂知府为龟竖,天地下哪有象你这样无赖龟竖的县令?”文庄公赶他出去。李士棻一直跪着求饶,文庄公不肯饶他,命令南昌知县先把他看管起来,等待他的将是革职、抄家、监管并追回欠款。后来别人为他说情,文庄公说:“我只是要他交代清楚,岂有别的目的!”李士棻认为案情已有缓解,又摆起了文士架子,四处说文庄公曾辱骂过他。文庄公冷笑一声,怒斥他道:“依照国法长官辱骂属下,有人耳闻目睹证据确凿者,顶多只受降级留任的处分。我把做官视作敝屣,像你这样区区小人也想与我角斗,那里经得起我一斗。”不久皇上的诏书下来,令按吏部条律进行追查。李士棻捧着诏书愣了很久,然后低头啜泣。一年多之后,文庄公升巡抚,李鸿章几次去信为李士棻说情,文庄公才令手下暂缓处置他。后来李士棻溜到上海,李鸿章来信又说,日后《申报》怕会不断刊登骂你的文章。文庄公回信说:“夜里在野外,听到狗在叫,明知道它会咬人,但不至弄坏衣衫、伤及皮肤,谁还会把它当回事。大庭广众之下,碰到艺人扮小旦,上前歌功颂德,这怕是很大的耻辱。街谈巷语说好说坏,怎能凭信。”然而直到李士棻去世前,《申报》上都不曾登载过诋毁文庄公的文章。李士棻的《天瘦阁诗》大半是在这段时间写的,诗中也并无埋怨的话,从头至尾都没有谈到罢官的事,甚至隐约涉及的文字也没有讽刺的意思。由此看来,从前的文人对自己的言行尚知约束。李士棻去世多年后,这段罢官的公案常在报纸的补白中出现,对李士棻当时的行为有许多的掩盖,但也将实情稍稍透露,由于并非凭空捏造,所以使人信以为真。想必李士棻在世时不敢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文人善狡辩,喜欢嘴上占便宜,所以与朋友聊天时不免将这件事巧加粉饰。后来众口相传,讹错不免越传越多。以上就是李士棻罢官的大概。
54.文庄公所闻杨乃武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戏从前几乎家喻户晓,戏文讲的是清末一桩极大的冤案,杨乃武案三起三落,连杭州知府、浙江巡抚乃至刑部大臣也参与其中。小白菜原名葛毕氏,是浙江余杭人氏,丈夫葛品莲在豆腐店做伙计,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忽然得暴疾身亡。葛的母亲认为儿子的死因不明,便去县衙告状。葛毕氏在严刑拷问之下,供认自己和新科举人杨乃武有过奸情,是她用杨提供的砒霜毒死了丈夫。杨乃武在狱中再三上诉,直到光于绪二年(1876)才将案子翻了过来。
杨乃武案审理期间,文庄公正在江西巡抚任上(1874-1878),他从大臣彭玉麟处得知有关此案的一些情况,和流行说法颇不一样:
从前彭玉麟巡视地方,每次经过湖口,必定要到省城南昌看望巡抚刘坤一。文庄公刚上任,彭玉麟照旧绕道去南昌,并对文庄公说:“南昌不是我巡视的范围,往日因拜访岘庄(刘坤一的字)而来,如今刘公你在位,经过附近而不前来拜望,怕会说我简慢。”文庄公留他饮宴,彭玉麟在杭州住了很久,还在西湖边上盖了座别墅,他与俞曲园又是姻亲,所以对浙江的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俩个人谈到了葛毕氏,彭玉麟说:“葛毕氏是个水性扬花的女人,姘头不止杨乃武一个。葛品莲听任老婆胡作非为,原本没有送命的道理。不过杨乃武虽然没有杀葛品莲,而葛品莲确因杨乃武而死,其中实有缘由。起初,乃武与葛毕氏有私情,俩人往来甚为频繁。杭州人大多住临街的楼房,有一天,乃武与葛毕氏坐在楼上,恰好钱塘县令的夫人出门,轿子后面随从浩荡。乃武开玩笑对葛毕氏说:‘这有什么希罕,等我中了举人,做上知县,你去杀了老公,跟我前去上任,你也就成了那轿中的人了。’此后不久。乃武果然中了举人,发榜之后忙着与亲戚应酬、拜见老师同窗、答谢宾客、到有钱人家打抽丰,终日忙忙碌碌,尚未来得及与情人相见。葛毕氏只记得乃武前番说过的话,高兴的了不得,竟然迫不及待将品莲致于死地。杭州人以为品莲死得可疑,而且无人不知葛毕氏和杨乃武私通的事,是以乃武为主谋。这些人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案子的官员以此定案。”不幸的是品莲被害的那天,正好是杨乃武会课的日子,供词上有了这个明显的小漏洞,一经刑部驳问,整个案件也就被全部推翻了。京城士大夫讨论问题偏重于理性,并不知道天下出于情理之外的事也不在少数。刑部断案时,丁宝桢正好回京朝觐,他曾竭力反对翻案,可是寡不敌众,最终无法说服众人。这也是自宋朝以来官场上的通病,对此不该避讳。
彭玉麟谈葛毕氏案时,江西提刑按察使任筱沅(道熔)中丞也在座。文庄公说:“葛品莲尸体复验时,无中毒的证据,如用毒药而使之不留痕迹,可有什么方法?”任筱沅说:“确有个法子。在我做县令时,遇到过一起谋杀亲夫的案子,但却查无实据。既而判了无罪,很快就要放人,可是死者的兄弟一再上诉,省衙门里也下令复查。我动足脑筋也没有法子,只好把犯人提到我的内室,令我夫人秘密审讯。我夫人对她说,现在县令和你已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如果真情败露,你故然要被判刑,县令也会被革职,你如果据实召供,也好共同想个法子。现在你要确实回答,你丈夫究竟是否是被谋害?”那女犯人沉默了很久,才说:“确实是我杀的,和我通奸那男人买来八两砒霜,让我每天在食物里下一分毒,不到半年我丈夫便毒发身亡。由于药性是逐渐渗入的,所以就验不出来。”任中丞又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无可奈何,只好为她保守秘密。”文庄公问“然而这一来,死者的弟弟岂不是因诬告反而被判刑?”中丞说:“依照惯例,为被害致死的人翻案,即使有误也可从轻发落。”在坐的人听了都十分感叹。
那时侯在江西也曾发生过一起,妻子与人私通谋杀亲夫的案子,和上例相类似。案中的被害人中毒死于家中,前任巡抚刘坤一断案,判奸妇为不知情,文庄公复审时,提出犯罪现场既是在被害人家中,假时其妻子不是同谋,奸夫何从下手,怀疑奸夫自知罪责难逃,为了能让情妇以免一死,事先早就作好了布置。审判官不加细察,轻信口供,所以误判。于是责令办案官员重新查核,经过一再推敲,案情果然如此。当时文庄公想更正前判,办案的人说:“如此则前任就要受到处分。”刘坤一这时做两广总督不久,作为继任同僚文庄公自然不肯得罪他。文庄公问办案人员:“如不推翻前判,又该如何处置?”办案人说:“即便奸妇本不知情,而亲夫被害后仍与凶犯有奸情,也应判以死刑。”但后来,女犯人自己供认对谋杀案知情,却不承认与奸夫案发后仍有奸情,如此一来文庄公竟也拿她没有了办法。不久朝廷大赦那妇人就被予以释放。这就是误解了经书上“罪疑惟轻”——治罪时如遇疑问应当从轻——四个字的弊病。
55.许真人庙求雨
江西人最信许真人,庙里香火向来很盛,凡是求雨祷晴都进庙烧香祷告。同治年间,刘坤一任江西巡抚,文庄公做江西布政使,两次到许真人庙求雨不成,第三次前来祈求,许多人在庙外围观,刘坤一入庙时众人哄笑,意思说他用心不诚,上天不肯显灵降雨,其实这是历来的习惯,并非只对刘坤一如此。刘坤一进去坐定,忽然问下面的司道官:“为什么这许真人庙要用黄瓦”,文庄公说“不知当时造庙的是什么人,这样设计想必也不会超越国家的规定”。刘坤一说:“求雨至今未成,一定要揭去黄瓦才行”。众人听了都很吃惊,刘坤一却慢慢地说:“我没有求成雨,老百姓笑我”,说罢用手指着许真人的神像说:“他不降雨,罪过不更大?”这时,大家才明白巡抚的意思。
56.他算是全富人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四十大寿,同治皇帝为了给太后贺寿,前几个月就特下谕旨,京内外实任大员,凡父母年过八十为人瑞,应当给予特别赏赐。当时吏部尚书毛昶熙的母亲姜氏,高龄八十有二,头一个得到了御书“绛幔延辉”的扁额,还赏了玉如意和大卷的江紬八丝缎袍褂料,天下人都觉得十分荣耀。但凡事有幸运也有不幸,当时文庄公正在江西做按察使,他母亲胡太夫人也奉养在官署,当时也已是八十二岁,可以和毛昶熙的母亲姜氏得到同样的荣耀,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那时候做江西巡抚的刘坤一自幼就没有父母,内心常有隐痛,见文庄公用车轿把母亲迎来颐养天年,不免有些眼红,所以就不太愿意用专折奏请,但又不便明显地违背圣旨,于是便以通常的文件报到京城。刘坤一这样做又怕文庄公不愿意,特意向文庄公解释说:“只要送上去和专折上报也是同样”。照常例送到京城的文书,最少要过半年才能上奏朝廷,不料没有到半年,同治皇帝就归天了,于是上面就把这件事给搁下了,于是就使得国家盛世人瑞竟少了老祖宗胡太夫人。但在这件事上文庄公对刘坤一很能谅解,一点也没有意见。
同在江西做官时,文庄公和刘坤一都没有儿子,后来文庄公有了五子,刘坤一仍然没有生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文庄公的次子尉之在江南乡试中举,刘坤一当时任两江总督,有人告诉他这就是刘某某的儿子,刘坤一听了不高兴,叹口气说:“在江西我同他一样没有儿子,今天他的儿子已经中举,我仍然没有儿子,他总算是个全福之人”。
光绪十七年程太夫人在四川去世,四月出殡回老家安葬。出殡那一天,成都将军恭寿也前去执绋,文庄公予订了望江亭给百官休息。文庄公和恭寿谈起程太夫人平日的言行,夸程太夫人当年如何吃苦称得上是贤内助,恭寿听后说“我的妻子跟我吃苦,但并未能和我享一天福,我的悲痛又会如何”,说着就禁不住哭出声来。上面这两件事皆为触境生情而起。程太夫人享年六十七,和文庄公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两个人的感情应该很深。
57.文庄公和历史家夏燮
夏燮以《明通鉴》知名于世,生前做过几任县官,是在江西条件好的大县,当时人称为“优缺”,但他在财务上却总是出现亏空,交代不清。文庄公做江西布政使,对财务查得很严,曾当面追问夏燮的帐目,夏燮说“就像汉武帝,身边的侏儒饱得要死,东方朔却饿得要死”。文庄公因为他有学问,待他很宽厚,安慰道:“只要能把亏空填补,还是可以给你个好差使”,并且预先留了好的县分给他。夏燮听后竭力交清欠款,文庄公也给了他那个好的差使。文庄公这样做原来是为了勉励,但不料过了一年夏燮就死在任上,亏空仍然有几万两银子,没有办法弥补。他家里把他生前藏书拿出来出售,听说文庄公喜欢藏书,有人就把他的藏书目录拿来求售。这书目第一册有夏燮儿子题词,说多少箱书籍为弟弟所盗,准备禀官追究。文庄公见了深为感叹,把那段话给边上人看,说藏书原是为了读书研究学问做正人君子,现在看夏燮藏书的结果,世上人对藏书的意义也会生出怀疑。文庄公把书目送了回去,后来对藏书兴致也不如从前,并和幕僚吴展多次谈起这件事。文庄公曾让人转告夏燮家属,如能把《明通鉴》的木板归官书局,可作价15000两银子,夏家人没有答应,于是照例请示巡抚刘坤一上奏革职查办。到光绪某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为夏燮请求免除处分,并写入《儒林传》。当时文庄公是浙江巡抚,见到左宗棠的奏稿,因为赏识夏燮的学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假设将夏燮原来亏空的案子和左宗棠的奏折一齐递交,左宗棠奏议按例会被否决,岂能有亏空数万银子而称为儒者的呢?这种道理不需要很聪明也会明白的呀。
58.文庄公和盛宣怀
招商局创办之初,为了招揽海运业务,盛宣怀带了李鸿章的书信到南昌见刘坤一和文庄公。刘坤一让手下讨论,多数人都认为将江西的漕运交招商局有诸多不便,文庄公因为和李鸿章的交情,竭力说海运的便利。同僚中廖芷汀笑道:“刘中丞(坤一)不允许。”文庄公说:“既然是刘中丞不同意,何必多说。”后来文庄公当浙江巡抚,盛宣怀去文庄公便答应了他的请求,盛后来又提出把海运可保举的名额让给招商局,照筹军饷捐官的一半付钱,文庄公说这是对折卖官,笑着表示谢绝。但文庄公一直因为盛宣怀有才能,对他表示赏识。盛宣怀常说,只要肯见我,我就能够将他说服,但徐荫轩相国始终不肯和他见面,他也无可奈何。异68
对付洋人的法子
刘坤一升两广总督,文庄公就当上了江西巡抚。临行前文庄公询问主持一省的经验,刘坤一私下对他说“我听沈葆桢说,南昌原来没有教堂,传教士偶然来了,就有一军官(把总)带了几个士兵,穿便服悄悄跟随在后面。内地人很少见到洋人,走不多远定会有市民前来围观,或者讥笑漫骂,小孩子还会向外国人扔石头,此时市井无赖就会乘机捣乱。外国人语言不通,开始还不觉察,对到陷入包围定会感到惊慌,这时化装的军人就会上前解救,把他们送到官府衙门,然后劝告洋人及早离境。从沈葆桢以来两任巡抚,都是用这个法子对付入境的洋人。”由此可以知道十九世纪下半叶,地方官处理外交的政策。
那个专门对付洋人的军官,因为办事有方,很得长官的器重,所以常派给他好差事,他也因此显得神气活现。但这种人总是欲壑难填没有满足,一天他来见文庄公,提出辞职的请求。文庄公召他到便室见面,故意说很久没有见面,没有想到竟然衰老许多,真的不能干了吧?那人以为文庄公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文庄公慢慢地和他说别的事情,谈了一会儿,又把话头转过来说,我还以为你老得办不了事,听你说话精神不变,还可干上几年嘛。好好努力,不要以为这个差事不能满足你的发展。那个军官走后,文庄公说,我这个人不会玩权术,但遇到这种人只能改变平常做法才行。
59.无公道不能无公论
文庄公为给母亲养老送终辞去江西巡抚,继他之后的是陕西人李文敏。光绪某年,李文敏遭御使检举,皇上令左宗棠办理此案,文庄公丁忧期满进京朝见,先到南京见左宗棠。左宗棠就以李案向文庄公核实,文庄公竭力为李辩护,左宗棠看来以被文庄公说服,但仍然说“不论怎么说,他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娶小老婆总是不在道理”。文庄公说李文敏已经六十,儿子也四十岁了,还没有报孙子,为了延续香火而娶妾,并不是为自己享乐。后来文庄公到了天津,对李鸿章说起这见事,李鸿章笑着说,左宗棠问你时,给朝廷的报告早已经发出,你虽为他鸣冤,也已经无济于事。文庄公说“人世间虽然没有公道,却不能没有公论,我说了又有什么妨碍”。
97.关道要受洋人的气
九江道沈保靖对文庄公说,西洋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因为负责收洋人的税,洋人当面骂九江道的顶子是乌龟。还有个当过关税征收官的,对文庄公说,收税虽然是个好差使,但谁都要受洋人的气,拿得都是受气钱。可见光绪初年士大夫还很有自尊心。

60.淮军藏书第二流
光绪八年,文庄公进京等侯朝廷新的任用,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因母亲病故,朝廷给了他百天假,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在衙门。两个人谈论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旧事,文庄公感叹地说:“我在淮军爵位俸禄都不如人,惟独家有藏书万卷,自信他人没有,可称第一”。树声的长子华奎当时在座,他也是文庄公的从甥,因此询问“丈之藏书宋刻本元抄本共有多少,可透露个底吗?”文庄公听了很意外,说藏书非需要这些吗?华奎说当然。文庄公说都是通行的版本。“如果这样淮军藏书家,还是让我当第一”。文庄公来不及说话,张树声已经变了脸,急忙对文庄公说:“不要听他胡说,他有什么书,能够称第一。我看淮军藏书家,还是要推举你为第一”。文庄公说“你家第一,我家第二,我也情愿”。张树声只是个诸生,没有赫赫名声,却做到显赫的位子,不少人怀疑他有什么不平常的关系,从文庄公说的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平日做事非常谨慎,能够得到上面的欣赏当然不是偶然。文庄公当年藏书约有四、五万卷,编了《远碧楼书目》,后来他的藏书都归了先祖父,经过扩大达二十余万卷,华奎所谓宋刻元抄也多少有些,重新编了《远碧楼书目》三十二卷,三伯祖在《苌楚斋随笔》说自己典衣缩食,也购买了清朝人的著述7690余种,共约十万零三千五百二十卷,编为《苌楚斋书目》廿二卷,先祖藏书大都是明代以前,三伯祖藏书都是清朝人写的,他们的书可以互相补充,伯祖说,或者我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淮军第二流的藏书家。
61.招降黄金满
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浙江台州海盗黄金满和金守龙在海滨抢劫,抗拒前来镇压的官兵,给地方带来不安。浙江官吏因不明情形,一时未能平乱,朝廷的御使则不断上奏弹劾,于是黄金满等名声越来越大,说起他们便有风声鹤唳、谈虎色变的惊恐。等到光绪八年(1882),文庄公进北京听候朝廷任用,路过天津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山东巡抚一职空缺,一定会授你这个职务,山东归直隶管辖,你我师生又可在一处共事。”陈士杰任浙江巡抚,因黄金满的事越闹越大,吓得他要求调离浙江,因为朝廷有人帮忙,陈被调任山东。于是浙江的空缺就授给了文庄公。文庄公到任后立即派一个叫王右人的举人去处理黄金满的事。不久,天台县秀才谢梦兰请求彭玉麟转告文庄公黄某愿意投诚的信息,彭玉麟认为此事应当宽大处置,他怕黄某投诚后文庄公将他处死,连写了几封信说万不可杀,以免失信大众。其实黄金满仅是一名海盗,并不是什么大强盗,文庄公不必杀他。黄投诚后来见文庄公,由徐春荣把他带到二堂旁边站立,文庄公对他说:“你是个海盗,现在能够招降已经是大幸,以后要安分守己,才能保住头颅。”金满连连鞠躬说:“大人以后叫金满如何,金满就如何。大人叫金满向前走两步,金满就向前走两步,大人叫金满退两步,金满就退两步。”边说边做出举步进退的样子,文庄公点头示意他出去。文庄公又命王右人等审问以前谣传的各种事情,比如苏州文庙正堂屋粱上黄金满三字是何意思,黄金满却一点不知道,原来那是太平军的余党用来恐吓清朝地方官的。又问他为什么官兵一再追捕都没有能够捉拿归案,他说官兵追得紧迫,他便到别处给地主种几个月田,又曾到某处为人割了几个月的麦子,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有深谋大智。后来文庄公巡视海疆,和黄金满同坐一艘兵轮,途中和他开玩笑说:“要杀你不需用刀,只要将你绑起来扔进大海,看你还怎么能活?”金满半跪着说:“大人是好人,是恩人,不会杀我。”文庄公只是笑笑并未搭理。关于文庄公招降金满的事,在他的奏议中说得很详细。以上是《苌楚斋随笔》所记外界不知的事情。
62.泄露李鸿章机密
光绪八年文庄公赴北京,路过天津住在李鸿章的衙门,和徐子方住在一个院子。徐向文庄公透露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他的事,文庄公见了李鸿章就表示了谢意。李鸿章说赵子方泄露我的机密。内廷原打算派你去山东,但法国正在越南挑衅,沿海形势紧张,浙江巡抚陈士杰请求调离,因此把他移到山东,浙江就要借重你了。后来醇亲王到沿海巡视,陈士杰不熟悉接待亲王的礼节,用黄缎绣龙铺垫,醇王见他接待超出了规格,便取消了上岸的安排。张勤果从办海军很得醇王的信任,没有多久黄河泛滥,张便取代陈当了山东巡抚。这件事《清史稿》写得并不清楚。
63.文庄公与胡雪巌
《清史》如果要编货殖列传,定少不了胡光墉,光墉字雪岩,杭州仁和人,清军江南大营把太平军包围在金陵,江浙地处偏远很不安宁道路又被阻塞,雪岩在这时操纵金融,使银价早涨夕跌,因此发了大财。
王有龄由江苏布政使任浙江巡抚,全靠雪岩办粮饷接济,才使江南大营不致粮饷匮乏。左宗棠到浙江,开始听信谣言,要治胡雪岩的罪,后来见了面立刻对他大加赞赏,军需物品一律交给他办理。左宗棠西征急需银两,筹措外债一事,若没有胡雪岩出面也不会成功。经过左宗棠等人一再保举,朝廷赏胡雪岩头品翎带,三代可获封爵,俨然就像显贵大臣。后来皇上还下特旨,赐他布政使头衔,赏他穿黄马褂,这更加是极少有的事。
胡雪岩借官款周转,开设了阜康钱庄,阜康的子店遍设在南北各地,雪岩的财富声震海内外,大家都把他比作古时候的巨富朱陶。官商人士在他那儿存钱一次就是几万,更给他壮了声威。江浙丝茧向来是出口的大宗,过去生意都把持在洋人的手里,无人能与洋人竞争。胡雪岩凭一个人的力量垄断市场,价格涨落外国人无法操纵,农民却因此而得益。国库收支都有一定季节,官府和胡雪岩互通有无则可应付万一。
文庄公刚到浙江(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二年1886迁四川总督),只知道官府欠富商胡雪岩二十万银子,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胡雪岩拜见文庄公,不停地赞美中堂大人。起初文庄公不知他说的是什么,问了才知道他说的是左宗棠,于是笑着把钱归还给了他。不久就传来胡雪岩破产的消息。原先,关外的军需都由胡雪岩的钱庄经手。连续几年海外的蚕丝市场都不景气,胡雪岩虽然足智多谋,可是生在同(治)光(绪)时代,世界的交通不像今天这样方便,不懂外语对于海外的商情往往也是懵然无知;况且海陆交通的主权早就丧失,洋人能来而我不能去,货物堆积如山,听任它腐烂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不得已只好削价销售,用西方人的话叫“拍卖”,这一来胡雪岩的生意开始面临危机。上海道台邵小村本有一笔支持左宗棠西征的银款又迟迟拖欠,胡雪岩已是捉襟见肘,风声四传,存户纷纷提款,没有支持几天钱庄就倒闭了。
胡雪岩有银号一座,典当铺二十九处,田地万亩,以及与此相应的其他财物。他在上海、杭州都营造了宏大的住宅,其中杭州的房子更加豪华,结构都按照建筑的程式、模仿西洋的造法,屡次拆毁屡次重造。这座住宅里住了他的三妻四妾十多口人。胡雪岩宣布破产的前一天,由沪上而返回杭州,将所有的小妾全都召集一室,在她们离开自己房间时,立即将其上锁,他给每个人五百两银子打发她们回家,但不许她们再回屋取物,有的人怀里先已藏了东西也听凭她们带走。胡雪岩选美,专挑年纪轻的寡妇,以便他随意摆布,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一个讲究名节,所以也都一哄而散,没有一点留恋。
胡雪岩到杭州的第二天,便将其产业帐目全数交给文庄公,丝毫也不曾隐瞒,虽然落魄潦倒仍然气慨光明,没有一点低三下四。文庄公为清理胡雪岩的财产,专门设了个清查局,令二十九个后补州县官负责接收当铺,这些人都觉得有点手足无措,文庄公对他们说:诸位学了古圣人的书然后才当了官,难道不想他日有了积蓄,自己也开设个当铺谋生吗?接收当铺也好象开设当铺,不外是验货查帐而已。
64.文庄公立身大节
光绪十年(1884)文庄公正在浙江巡抚任上,法国对我发动挑衅,沿海防守很严。当时任乍浦副都统的恭寿想增招兵马,去巡抚衙门商议。文庄公告诉他,浙江海防在宁波而不在乍浦,如果乍浦出事,浙江的安危也就在此一举。到那时候成败都是我的责任,决不会把过错推诿给别人。这原不过是私下谈话,但恭寿却将之报告了朝廷,说刘某人自认浙江的军务由他一人承担。恭寿的用意是为日后卸责,文庄公见到他笑着说:“即便你不奏明,浙江的事情也还是由我刘某一人承担。”七月文庄公给朝廷的奏议说:“乍浦因战乱驻防的满营全被毁,太平军平定后陆续补充,现有官兵五十余,前已奏明朝廷,重新修复军营,开支太大,兵数无几,因此决定将他们留在省城,归入杭州满营一起操练。现在如果令恭副都统前去驻扎,既没有安身的地方也没有可调遣的士兵,昨日和几位满藉将军商议,一致同意仍不去驻扎。浙江海岸线长,又有很多港叉,兵饷不够士兵也不充足,只能根据全省形势利害的轻重缓急分配兵力。乍浦沿海百余里,处处都可以泊船,可以上岸,没有任何险阻可以守卫。如果在那里的沿海驻兵,就是驻上十营也难周到,哪里有这么多的兵饷。所幸的是敌人的轮船只能泊在海上,没有港口可以直通内地,比镇海和定海防务要轻。由于军费短缺,不敢向上面伸手,因此从俭布置,原派兵丁两营,加上乍浦的标兵,分别驻守,眼下又因为形势紧张,增加了两个营的兵力以壮声势。从乍浦的杭州有一海塘可直通,乍浦一旦告警,省城必受震动,臣已在乍浦西面的澉浦布置了一营兵力,扼守住进省城的道路。只因为现在兵力太单薄,尚需添三四营扼守于此,外可声援乍浦,内可照应省城的门户,如此浙西的局势就能比较稳固。”
文庄公平时常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虽不能几,愿终身矢之。”这三条便是文庄公立身的大节,行事的原则。——见到利益不能忘记道义,遇到危急应该承担,于人有约再久也不能忘记……,恭寿因为和文庄公交往浅,所以不了解他的为人。
65.此言私也
文庄公初到浙江,先筹划加强海防,再检查财政收支。一问才知道粮道的库存尚有白银20万两,而布政使管的帐上欠阜康银号却也有20万两银子,两笔帐相抵消,官府也就空空如洗。文庄公召布政使德晓峰前来查问,原来前任把钱都化在了供应西北防务所需粮饷上了,文庄公问“前任巡抚杨石泉()中丞,为何如此舍己为人?”德晓峰(馨)说:“听幕僚们说,虽然浙江已经竭尽全力,可是左公还是不断的责怪下来,问杨石泉可知自己的官位奉禄从何而来?区区一点粮饷反到扣着不给。”文庄公说“这是站在私人立场说话,不是从公务考虑,(此言私也,非公也。)以今天为止,日后再也不要运西北军粮饷,这只是为加强本省海防考虑。”浙江海上军事设施增强由此开始。不久,陕甘总督谭文勤(钟麟)果然写信给浙江布政使,催取协定好的钱款,德晓峰以本省海防需要,无力支援西北为由,予以推辞。谭文勤又来信盘问:浙江海防如何才算巩固。德晓峰将此事禀告文庄公,文庄公令他以法国即将挑起战端婉言答复。从前左宗棠西征军情紧急,文庄公那时任江西巡抚,当地太平无事,于是常常竭尽所能给予援助,后来西征军事结束,左宗棠奏请朝廷嘉奖各省接济西征的官员,文庄公曾获得皇上赏的头品顶戴。至此,甘浙两省因协议钱款的事发生矛盾,左宗棠出于往日的交谊,急忙给谭文勤去信,说浙江资助钱财并非有条例规定,不可固执成见过分争取。于是这件事也就解决了。文庄公与岑襄勤的交情,也是因为在江西任内曾以银饷协助,襄勤写的致谢信至今还藏在我家书柜中。文庄公惟独在任浙江巡抚时没有资助甘肃的银饷,这也是时间、地点发生变化的缘故。
66.后生不知先辈事
在文庄公的部下中,要算吴长庆是个读书种子,所以最得他的器重。东捻军平定后,文庄公请求解除兵权,他的旧部都交给吴长庆统领。李鸿章对于这一安排不以为然,文庄公说:“筱轩是不会抛弃我的人”。当时追击敌寇,部队经常在距离粮仓数十里之外,战场上缴获敌人的粮食,就用车子装载着随军而行。遇到军饷不能及时运抵前线时,便用缴来的粮食赡养军队。文庄公临行之前,把这批粮食全都移交给了吴长庆,我家里一直保存着写有“领”字的收据。至于他是如何支配这批粮食文庄公也不去过问。同治壬申年(1872,同治十一年)文庄公由陆路入京觐见皇上,吴长庆当时驻军扬州,他把文庄公一直送到清江浦才返回,他们彼此的感情比骨肉还亲。吴长庆故世,文庄公又请求朝廷在嘉兴为他修建祠堂。不久吴氏的长子子恒前往祠堂拜*,然后到杭州,住在巡抚衙门,文庄公因他是爱将之子把他留在身边。子恒性格豪放,不肯遵守规矩,文庄公对他不甚喜欢。一日,文庄公忽然对子恒说:“我后悔先父牌位入祠堂那天,我默默祝祷时没有多问他一句。”子恒说:“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问?”文庄公说:“我要问他,有什么法子能不叫他儿子再荒诞下去。”子恒并没有感到惭愧,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格。文庄公去四川当总督后,请假回无为老家。吴长庆的妻子吴王夫人领了次子彦复前来做客,住在我家。文庄公一直把吴家的事当作自家的事看待,有时说话虽是好意但也不免过分。一次偶尔问到彦复经书上的句子,令他很不满意,于是便声色具厉地教训起来。彦复当时只有十六岁,急忙辨解说“‘五经’我一向都不曾熟读。”文庄公对吴王夫人说:“嘻!筱轩天天都与文人雅士交游,他儿子居然没有学习过‘五经’,这可是莫大的耻辱啊!”文庄公又勉励彦复道:“要努力啊,快快学习还不算晚。”后生小子往往不知道先辈的事迹,时间越久越加生疏,并非公事不知,就连自家的私事也有不知的。
67.不用欧阳利见
法国攻打镇海,文庄公为了战备,派副将吴杰守卫招宝山炮台。在他的老部下中间,杨歧珍、钱玉兴和马朝选等都在要隘防守。不久法军果然前来,攻打招宝山不成,吴杰功劳最大。提督欧阳利见是湖南人,曾国藩妻子家的远房亲戚,剿捻战争中他曾献过一条用羁绊马足的计策,被传为笑话。文庄公一向看不起他这个人,不给他增加兵力,也不重用他。等文庄公调到四川做总督,欧阳说吴杰居心险诈,写信给闽浙总督,请球将吴杰革职。当时宁绍台道薛福成已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他也上奏为吴杰辩护。朝廷向文庄公征求意见,吴杰才平反昭雪,留在四川守边,等到中日战争爆发,浙江巡抚来了几个电报调他,都没有接受,后来朝廷催促,他才重回镇海,在那里守卫一直到死。
68.得罪醇亲王
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时被封为醇郡王。1875年同治死后,醇亲王的小儿子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光绪帝,醇王为避嫌疑辞去一切重要职务,1884年恭亲王奕訢被罢军机大臣,醇王才出来执政,1885年清朝设立海军衙门,醇王任海军事务大臣。醇王当政之初,文庄公在浙江任巡抚,对朝廷筹办海军和给旗人加饷发表了自己的建议。文庄公任为这两件事在当时都很重要,都要化大钱,但各地财政困难,只能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分个先后。文庄公以为大敌当前,海防最为紧要,所以先要筹款建设海军,等海军建成国库有了赢余,再来考虑旗人加饷的事不迟。但筹建海军和给旗人加饷都是醇亲王的主意,据说他见了文庄公的奏议非常恼火,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文庄公接到皇上圣旨,硃批上写道:“创立海军自系当务直接之急,而旗兵生活困难也有很长时间,解决八旗生计他们才能好好操练,这是巩固国家根本的大事,至于轻率提议改变更加没有道理,原折立即退还。”
文庄公得罪了醇亲王,后来光绪亲政和结婚都是朝廷最隆重的典礼,届时三代都有恩惠,连赫德也得了奖赏,但文庄公却没有享受到恩遇。当时没有得到赏赐只有沈葆桢和文庄公,而前者已经过世,只有文庄公是个现任的封疆大吏。文庄公当时曾向朝廷打了八次报告要求回乡,朝廷都以好言挽留,李鸿章曾对先祖父说,在醇亲王面前为文庄公说话的人是军机大臣许庚身(恭慎),但有人告诉文庄公在背后帮忙的是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谥文介),李鸿章说阎某从来也见不到醇亲王,他又怎么能知道王府里的事。李鸿章的话一定是有根据,但孙家鼐和嘉定相国徐郙给文庄公的信都还在,都说是“朝邑之力”,然而他们说法也不同,孙家鼐说加饷是醇王的意见,你弹劾的其实就是醇王本人,但嘉定相国却说:“你的奏章递上,丹初誉不容口,”同样是当权大臣,说法却这么不同。有个军机章京是文庄公的同年,传话过来说醇亲王看了文庄公的奏议大为光火,对左右说:“汉人太没有良心,做我们旗人的官,对于区区一点旗饷也这么的小气。”阎朝邑说:“亲王你的话不对,如果天下人都像浙江巡抚,国家就不用担心贫穷。”这位章京的话未必没有根据,而他们说的都各有不同,由此可知朝廷的事外面不容易知道,人言也难以全信。
四川总督
69.文庄公坐轮船到汉口
法国军舰到福建,张佩伦因为浙江归闽浙总督管辖,打电报调浙江的兵船“超武”和“建威”前去助战,舰长没有巡抚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张佩伦恨他不服从命令,上奏请求将他逮捕法办。文庄公大怒上奏皇上说张佩伦玩忽职守,奏章已经准备送出,幕客汪小彭说“不用如此,不用几天张佩伦就会失败,你又何必和朋友结怨呢?”于是文庄公就把这件事给搁下了。不久张佩伦又来信向浙江借船,说浙江只有两只船没有办法对付法国,如果把船开到福建,福建足以抵挡敌舰保卫浙江……但这封信来了不久,马江就已失守,兵舰都被毁坏。
后来文庄公去四川任总督,超武舰还拖船一直送文庄公到武汉才回来

70.始终无悔的教案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新任四川总督的文庄公还没有到任所,重庆教案就已经发生。因为案子久拖未决,外国公使催促得紧,朝廷便令文庄公早日到任。文庄公到四川后,处置教案就成了他第一件大事。农历年的十二月,文庄公把教案的处置结论上奏朝廷,教民罗元义和反教的头领石汇拟枭首,也就是头示众。文庄公在给朝廷的奏议中陈述,这桩案子与平常人命案子不同,罗元义平时自恃教会势力,欺侮百姓结下冤仇很深,四川百姓初次打洋房和教堂,虽然因为有碍风水,实际上则是罗元义积冤酿成。罗元义如果不雇请众人挑起械斗,杀伤多起人命,四川百姓也不会忿然而起四出打教堂。所以洋房教堂被毁,百姓被杀,教民房屋被拆,都是因为罗元义逞强霸道造成,现以械斗为首分子办他的罪实在嫌轻。至于石汇乘罗元义的霸道随民团在乡里闹事,官府派兵镇压,竟敢打死一名什长,放火烧房不服官兵弹压,其实就是匪徒。把这两人枭首示众,对于教民和百姓两方面都有警示作用,又显示了执法的公正。文庄公处置这件案子可谓煞费苦心,《苌楚斋随笔》称基督教自唐朝传入,到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要数清朝最为活跃,但从来没有因为教民闹事而杀教民。文庄公这样办案是几百年来没有先例的事,难怪当时法国教会要求法公使到总理衙门给我国施加压力,总理衙门也来电要文庄公从宽处理,以免节外生枝。但文庄公并没有因此动摇。李鸿章又打了几个电报劝告,文庄公仍然不肯改判,李鸿章最后一个电报说:“既然已经治罪何必正法,既然正法何必枭首示众,实在是办得太狠,为各省从来没有,难怪法国人不服,表示了许多不满,恐怕还会闹出更大的事来。你想在到任之初树立威信压服教民,将来自己定会为国家遭殃,最终会有后悔的一天。”李鸿章的话后来真的应验,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四川再度发生大规模的教案,外国教会更加仇恨,以将四川地方官革职要挟,当时恭亲王当政,不肯接受洋人的要求,法国公使后来扬言要和中国断交,文庄公因此被罢免回乡。在家闲居十年去逝,享年八十。文庄公晚年谈起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后悔。当年具体操办重庆教案是成都知府黄毓恩,文庄公对他很是欣赏,经多次保举做到福建布政使,不久也被革职,或许也是法国传教士在后面捣的鬼。
71.文庄公应对学潮
光绪十四年(1888)是举行乡试的年份,四川学政为了讨好学生,把报考人数增加到13000多。四川中举的名额只有60名,副榜只有10名,贡院供考生用的号房也只有10000不到。文庄公按规矩任临监,也就是监考官,学政报上要增加号房,文庄公认为一是时间仓促,二是贡院地方狭小,没有办法增加。临时改变招生计划,文庄公又担心学生闹事,于是大张广告说明原因,并指名道姓批评学政骗人。等到八月初八点名应考时,不能进考场的学生几千人,聚集在贡院门口想闹事端,各级官员劝说无效,文庄公只好亲自出来说服。学生们说,如果没有考试的卷子,教书也没有人会来请。文庄公立即说,这事容易解决,叫下面多印几千份,初十考完各人自己来取。文庄公表示会派专人来办,决不会食言,于是学生都听命解散。那位学政也怕文庄公给他评语写得不好,请人到文庄公处说情。文庄公说“幸好没有闹事。”清朝科举考试,因报考人多也有临时增加考场号房的,江南贡院因为地方大,临时搭芦苇棚,在矮小的号房应考已经很艰苦,蹲在芦苇棚就更难忍受。听朋友说,浙江贡院要加考生,则到码头租竹制的轿子,考生作文食宿都在轿子里面。
72.四川乡试犯忌
光绪中叶,皇帝开始亲政,各省乡试命题当时有很多忌讳。甲午(1894)科四川乡试,正考官朱琛,副考官徐仁铸,第一题“必也正名乎”。考试结束,朱琛请假回乡,徐仁铸先回京,皇帝召见,问正名是什么意思。原来光绪就是以宗亲继承皇位,所以对这个题目很是感冒。仁铸急忙解释说,向来都是由正考官出第一题和第三题,副考官出第二题和诗题。不久,朱琛就在三年考核中被罢免。文字忌讳不单是对上,就是同级官员也有禁忌。辛卯(1891)科四川乡试,正考官是李端棻,副考官陈同礼,字润甫,安徽怀宁人,他的后人和刘家联为婚姻。第三题“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文庄公拟题时有一句“伊吕老匹夫”,在印卷时陈同礼请文庄公把老换成一字,说张子青相国最怕说老,文庄公笑笑答应了。

105.文庄公不用陀罗尼经被
光绪朝的中叶,在清朝的遗老眼里,已经是封建王朝的末世,但即使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值得他们留念的,比如衣服用品在那时还遵照着向来的规矩,没有人敢逾越。大红半截身风帽和黄马褂,平民没有人敢穿,好比是国家的制度,理所当然要服从。即使夏天全白长衫和全白短衫裤,当时叫做上色,除非读书人、老爷、少爷、师爷不敢用。生意人和其他人只能穿蓝色和灰色,穿错了就会遭别人指责和嘲笑。再说扇子,白纸扇团扇也是有身份人的象征,其他人只能用黑油扇。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当时的界限就是那么严格,可见在众人的心目,还有读书人和老爷、少爷、师爷在。说到守规矩,当时当官的人恐怕更加注重,有种陀罗尼经被单原产西藏,四川省很多,光绪十七年程太夫人去世,有人送了陀罗尼经被单来,文庄公坚决不肯收,因为这是朝廷明文规定,有特别圣旨才能使用的物品,如果私自使用就成了别有用心。
73.钟德祥弹劾文庄公
御使钟德祥弹劾文庄公案,清史稿记载颇详,《异词录》认为史书记载和事实有出入。此案经湖北巡抚谭继洵复查,结论是任用非人,致招物议,谕令吏部议处分。等部议落职,皇上因为宣力有年,平日办事尚属认真,决定宽大处理。但国史立传时却写成部议留任上谕加重,把意思恰好颠倒了。当时孙家鼐也在史馆,馆员抄谕旨时问他是否要改,孙家鼐认为国史每三十年修改一次,到时候再改,与此事有关联的人都不在了,改起来会更省事,没有想到只过了十年,大清王朝就灭亡了,于是现在的《清史稿》用的还是从前错误的说法。
钟德祥是徐致祥密保的人才,弹劾文庄公也是受徐的指使。但文庄公和徐致祥交情并不一般,首先他和徐都是庚申年考上进士,这在当时称着“同年”,就好象后来同学一样,其次徐的叔父徐郙相国和文庄公还是儿女亲家,文庄公的女儿嫁给了相国的儿子,致祥的堂兄弟惕祥为妻。文庄公和致祥的来往虽然没有和徐相国一家密切,但是他们之间关系一向不错,后来文庄公才知道这位同年这么不讲交情。
74.文庄公罢官
文庄公做了八年(1886—1895)四川总督,先后遇到过两次教案。未履任之前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集群众发动械斗造成许多人伤亡。文庄公到任,将罗元义枭首示众。法国使节提出抗议,坚决予以拒绝,因而动乱立刻平息。大足教案,少许给了点钱,让教堂搬迁,老百姓和教会都表示服从。甲午年(1894)冬,文庄公任期以满,等待新总督前来接替,因新督人选两次更换,未等继任到达四川,事情就爆发了。当时老百姓极仇恨教会,没有几天工夫,四川境内的教堂几乎全被捣毁。正好又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公使、西洋传教士的气焰十分张狂,朝廷下圣旨罢免四川总督表示谢罪。看《中东战纪本末》所载路透社的电讯,说英法两国的使者,都说是自己的功劳,但他们都不知事情的真相。事后听李文忠公(鸿章)说:“对外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内地又发生了这样的祸乱,这是我的过失。当时英国使臣天天到总理衙门,在恭亲王和庆亲王面前鼓噪,请求将四川总督削职。我那时正在和日本商议签定和约,遇到恭亲王,问他:四川的教案该怎样处置?恭亲王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英法的要求。’那天,恭亲王有别的事先走了,庆亲王却同意了英国使臣的要求。我一向知道四川教堂大多属于加拿大的教会,如今那些教徒提出的要求,正是出于加拿大人背后的谋划。加拿大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使节何以出面交涉,总理衙门为何应诺英使的请求,这都是在常规之外的事。”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知道数十年前中国人在外交上的无能。
尾声
75.慈禧电召文庄公
1898年戊戌政变 (100 days reform) 之后,慈禧曾给罢官在家的文庄公去过电报,召他到北京来。李鸿章在电报发出后,竭力主张文庄公来京,并且为他做好了安排,一旦到京先到宫中请安。又专门拜访朝廷重臣,问请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大臣们都说上面的意思很清楚,或许先赏他原来的头衔和翎枝,然后再作任用。那时候李鸿章也老了,仍然为文庄公的事情奔波不断,可见他们交情深厚。文庄公因为身体有病没有成行,不久宗室贻榖 (?-1926) 奉荣禄之命,来见先祖,说上面很想再用文庄公,问能否再询问一下文庄公尽力来一次北京。先祖还是以文庄公有病不敢转告谢绝了荣禄的邀请。但事后先祖因为没有征求过李鸿章孙家鼐和徐相国几位亲戚的意见而自作主张感到后悔。等到第二年义和团运动,文庄公东山再起的可能也就不再存在。
76.给文庄公平反
瞿鸿禨做过晚清军机大臣,他和文庄公都是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科场同年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社会关系,后来瞿鸿禨先后做过浙江四川的提督学政,又都在文庄公的任内,所以他和文庄公的交情一直不错。从前瞿鸿禨见到文庄公的亲友,总要问候他的健康,并且劝李鸿章为文庄公四川教案平反。起初刘家人还以为瞿鸿禨不过是寒暄,但他掌权以后,果真示意文庄公的亲家周馥,说文庄公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如果朝廷重臣出来讲话,平反复职大有希望。周馥因为写奏章没有个由头而为难,他想若文庄公捐慈善款二千较好下笔,但就在信件往返中间,文庄公却故世了。周馥为文庄公写了请求追认文庄公的上疏,说文庄公功劳和刘铭传相等,而办事正直廉洁又超过了刘铭传。周馥的上疏递上去时,瞿鸿禨就查出了刘铭传的档案,但鹿传麟却说:“不行,不行。怎么可以拿一个罢了官的人和刘铭传相比。”荣禄便说,“为什么不查潘鼎新的材料”则说,潘是因为丢失了国土受的处分,怎么好拿他来比。后来皇帝的诏书下,使文庄公官复原职。鹿传麟和文庄公过不去,主要是因为鹿的妻叔在四川做官是不很得志,所以鹿就和文庄公结下了私怨。
79.文庄公的著作
清朝被谥为文庄公的人,虽然也有著述流传但影响都不大,而明朝的邱文庄公邱濬,叶文庄公叶盛,则是著述宏富而且盛行于世。邱文庄公的《大学衍义补》160卷,《琼台会稿》24卷,叶文庄公的《水东日记》38卷,《竹堂书目》6卷,都是对后人有益又能够流传百世的著作。文庄公也是自小好学,直到老年仍然学而不倦的人。他一生著述总计24种,《奏稿》8卷、《未刻稿》□卷、《强恕斋文集》2卷、《诗集》6卷、《方域辑要》20卷、《政典》10卷、《礼典》10卷、《读书笔录》12卷、《汉书古文字考》1卷、《喻言》2卷、《澹园小品》1卷、《古文钞》16卷、《古诗钞》4卷、《今体诗钞》4卷、《唐人绝句》1卷、《强恕斋日记》16卷、《尺牍》8卷、《批牍》2卷、《朋僚函稿》20卷、《外部函稿》10卷、《三省电稿汇存》10卷、《锦鳞集》10卷、《前集》20卷、《后集》4卷,共190余卷,遗稿有几尺高,只有《刘文庄公奏议》选刻了八卷。刻板和遗稿四书箱,据先伯祖《苌楚斋随笔》说被某甲攘为已有,辛亥革命后某甲又弃之唯恐不远,去之必欲其尽,以至文庄公生平遗稿只字无存。三伯祖称经他竭力搜罗后只购得奏议八卷的刻本,又重新编辑《强恕斋文集》2卷和《诗集》1卷《澹园尺牍》4卷,打算将它编为《刘文庄公遗书》,但直到他写《苌楚斋随笔》时还在斟酌,没有能交付排印。
80.文庄公有李鸿章诗文副本
李鸿章在翰林院时很喜欢吟诗,有诗稿一册,文庄公曾钞录了一份副本,光绪某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编印《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卷,还是从文庄公家中转录后再付印的。伯祖声木最喜欢李鸿章追悼侍姬冬梅的八首七绝,认为那几首诗写得委婉动人,风格和王渔洋接近。李鸿章和原配夫人只生了两个女儿,镜蓉和琼芝,夫妻并不和谐,所以纳冬梅为侍妾,但冬梅也没有为他生子,诗中虽没有言明,但细细玩味还是能读出其中的意思。李鸿章诗中有的很有史料价值,像他呈曾国藩的诗就属于此类。在诗中李鸿章还添加了许多自注,如写吕贤基在殿前告辞,文宗为之流泪,由此可见皇帝对国家的忧心操劳日理万机。李鸿章没有考上进士时抄录了许多经史书籍中的华丽句子以便写八股文时用作典故,大约集了八九十页,因为和文庄公师生感情默契,便把这本应考的材料送给了文庄公,这件事外面没有人知道。同治某年李鸿章的兄弟奇怪书没有了,文庄公这才把李鸿章送书的经过告诉了他们,然后自己抄录了副本,把原本归还给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李鸿章应试材料的原本不知是否还在,文庄公抄的副本很早就丢失得没有了踪影,真是可惜啊。
81.勤于撰述少批评
文庄公第三子,伯祖述之十二三岁学《左传》,就把《左传》中的人物按国名、地名、人名、贤奸和美恶分条记载,以与他的四弟先祖父晦之比胜负。实在是因为各人所记详略不同,但却常常因此而争辩不休,伯祖五十岁时出《苌楚斋随笔》回忆儿时的事,说自己“无知妄作自小已然”,后来他拜徐广文为师,老师每当看到他热心读史便要教诲他,遇到自己欣赏的地方或者认为有异同的地方必须随手抄录,久而久之就可以自己撰述文章。但那时候总是自以为记忆力强贪看书而顾不上抄录。某一年冬天大风雪中,述之伯祖试写了笔记数十则,文字中许多都是抨击前人,恰好为文庄公看见了,便对他说“勤于写作固然是件好事,但文字中批评太多,对于初学者却不适宜”。听了父亲的话伯祖感到一阵惶恐,急忙毁掉了原稿,以后再也没有写过笔记。后来到了四、五十岁,往日所见都像电光石火,心里已经记不清楚,这时才相信记忆力再好不如抄录下来可靠。于是伯祖开始重理过去读过的书,遵照文庄公的训导和徐老师的教诲,遇到可惊可喜合自己意思的,随时留下笔记,合编成了《苌楚斋随笔》十卷。
82.与文庄公交往的忠厚武将
清朝重文轻武,武官要受文官的节制,但武官有不少品德优良,一般人往往及不上。程文炳将军从前与文庄公一起领兵驻扎在太湖,将军特意派人来表示愿意行门生礼,文庄公谦让不敢当,后来过了几十年,他遇见文庄公的儿子们还常提这件事。文庄公过世后,夏毓秀将军当时在云南当提督,相隔数千里还送了钱和挽联,当时刘家人忙于治丧,也不知道他和文庄公的交情,所以并没有向他发讣告。鲍超将军平日喜欢穿黄马褂,见了客人喜欢吹自己的战功,惟独见文庄公不是这样,私下却对人说文庄公是读书人,因此对他格外敬重。刘铭传论湘军和淮军人物,称文庄公为第一好人。杨鼎勋没有给女儿订婚就在军队去世,刘铭传仍然给儿子娶杨家女儿做媳妇,并且把杨的家属请到合肥住。张曜将军先认侄子为继子,后来自己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家产一分为二,以自己的爵位为一份,先让侄子选择,侄子选了爵位他便一口答应下来。
83.结实开朗——恭亲王评价文庄公
同治年间能够平定太平天国,曾左胡李立了大功,但授他们以大权的还是恭亲王奕訢。奕訢是道光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在用人才上他很费心事。成都将军歧元曾对文庄公说,恭亲王当政时候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司道以上,他都记在一本名册上,每人名下都有评语,需要用人时就按册任用,所以人事安排很是得当。歧元是宗室,他亲眼看见过这个册子,并且说文庄公的名字下面注的四个字是“结实开朗”。
84.文庄公精通鼻烟壶
同治元年,文庄公在江苏从军打仗,和潘曾玮交情最深,潘特别喜欢玩鼻烟壶,于是两人常在一起研究,后来也玩上了,尤其对鼻烟壶的鉴定特别在行。光绪元年,文庄公在江西任巡抚,底下有个知县叫赵之谦,文庄公拿鼻烟壶给他看,问他能否为自己编部鼻烟谱。赵知县于是写了《勇庐闲诘》一卷,抄录一本赠送。后来三伯祖也喜欢玩鼻烟壶,把《勇庐闲诘》和另三部讲鼻烟壶的书(周继煦《勇庐闲诘评语》唐赞衮《勇庐闲话摘录》张义澍《士那补释》)编为《鼻烟丛刊》。
71.李鸿章要文庄公留意错别字
清朝地方长官上奏的折子,偶而错了一二个字,顶多交有关部门议处,照例罚俸禄银而已,但每月递给皇帝的请安折子,万万不可错一个字,假使给内廷看出错字,怀疑你对君主不敬,就会闯不测之大祸。李鸿章刚当直隶总督请安折子上一再出错,朝廷对他很不高兴,恭亲王当时参与机要,知道了这件事情,让人转告李鸿章,说以后请安的折子再写错字,恐怕会闯大祸,千万不要以为小事而疏忽。李鸿章听到后不安,这是李鸿章当日亲自告诉文庄公,要他也多加留意的。
85.抄文庄公文章中举
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主持浙江乡试,考题是文庄公曾经做过的,几年前刘家有个钱姓教书先生是浙江海宁人,教文庄公的嗣子少良,文庄公从前做的八股文草稿都交给了少良,钱先生便把文庄公八股文的稿本抄了份带回去,他儿子就是照文庄公的原稿应考,结果中了举人,后来这篇文章印出来,很得张之洞的好评。钱先生写信告诉文庄公事情经过并向他致谢,文庄公回信一味称赞他的家学渊源教子有方,说能够中举是理所当然,不关那篇文章什么事。后来文庄公还常常夸钱先生为人诚实。不料一次会试题目又和文庄公做的一样,有人抄了文庄公的文章考中,但这个人始终没有承认,然而实在感到内心惭愧,后来就改称文庄公为“我师”,文庄公也不与他计较。沈保靖会试也带了文庄公八股文的稿本,也有一道题是文庄公曾做过的,但沈并没有抄录。后来和文庄公谈起,文庄公问他进考场时难道没有带他的稿本,沈说考场中确实看到了文庄公的文章,文庄公问为什么不抄录,沈惊讶地说:“我怎么能够靠抄袭你的文章投机”。文庄公后来对沈保靖也倍加称赞,并说这两个人都有别人不可企及的品格。沈保靖对韩非子很有研究,写过不少著作。沈和文庄公、潘鼎新曾在北京观音寺一起读书十年,后来都显赫一时,很为傍人羡慕。
86.童生就应读九通
同治二年,文庄公从军到江苏,治军的空闲想读点历史,研究政治典章之类的通制书,由于从前家中旧书都在战乱中损失掉了他便托了个朋友代觅一套《九通》。这个人和丁日昌也是朋友,两个人偶然谈起买“九通”的事,丁就说“刘某人刚刚留在翰林院出来带领兵勇,就已经打算如何做总督巡抚,预先购下这些书,以供研究”。这个人又把丁日昌的话传给了文庄公,文庄公也笑着说:“就请你再去告诉丁某人,九通应该在没有入学以前学,等做了总督巡抚再看,已嫌太晚”。那是同治二年的事情,文庄公说童生就应该读“九通”,丁日昌说想做好总督巡抚须要读《九通》,可见一般人心目中还知道有“九通”,现在社会崇尚全不在这些,就是三代相传的礼乐刑法,都被废弃没有人再去说它,“九通”更加是没有用的书。
87.文庄公心术万世不能再有
三伯祖给侄子汉生(我们称为十伯伯)的信里谈及桐城学派,认为他失学已久,就是孔子,真正能得他教诲也只有十人,所以桐城学派不是他学得了的。伯祖劝十伯伯先读几种清朝人的文集,能够尽学他们的长处,也足可以成名。但在如今最要紧的是道德,说晦弟称赞你非常聪明,认为你一定能够学善改过。关于西文,伯祖则认为,家中靠西文大学毕业的人不少,都只做些小事能够糊口而已。信的最后劝十伯不要自满也不能自馁,还说文庄公的学问和文章后人未必没有人赶得上,但对待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的心术,恐怕我们家万世不会再有。勉励十伯能以文庄公的心术为法,如果能以文庄公心术为心术,就是中西文都不识,对做个善人又有何妨碍。
88.文庄公养生之道
李鸿章晚年补品就是每天吃牛肉汁和葡萄酒两样,但都经过西医化验,为西方某名厂所制造,终身服用从不改变。牛肉汁要加温水冲服,热饮无效,葡萄酒每次饭后服一杯,以助消化。听说英国著名首相格兰斯顿,也是每次饭后喝一杯葡萄酒,活了八十多岁。还听说胡林翼每天喝肉桂末浸的高粱酒,想必是因为他火气不足,所以别人也不能随便学他的样。文庄公平日常说他一生每顿饭从来没有吃过两盂,晚年吃得更少,几乎只吃一菜。偶尔不舒服,连粥饭也不进口,等病好了,还要吃几天清淡。但精神很充沛,走起路来好象少年,虽然年纪到了八十,眼睛仍然能看很小的字,耳朵也能听很轻微的声音,牙齿能嚼坚硬的食物,而且从来没有脱落一颗,声音好象洪钟,几十年前的事讲起来一点也不遗漏,真可谓强健长寿。梁章钜说,老年人养生,不但应当少睡而且应该少吃,这番话见于他的《归田琐记》,曾国藩对他的话非常赞同。总之不论老幼都以节食为贵,袁枚平日精于饮食,晚年多病,其实就是因为吃得太多,看他诗集里面所记,说服用了大黄病就会痊愈,就是因为消化不良,所以才用这种消食的药品。当然袁枚也活到了八十几岁,但如果节制饮食寿命也许会更长。
89.气甚么,说甚么,忙甚么
文庄公为人正直忠厚,遇事热情,爱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对别人总是非常信任,但却常常受别人欺骗,或者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可见要做个正直的人,从来就不容易。有人为文庄公抱不平,文庄公解释说:“若依理学家的道理,我做事都在于自己,并不管他人怎么对待我。就是从因果论来看,要么是我前生欠他的债,所以今生要还他,如果前生不欠他,来生他定然会还我,所以何别斤斤计较。”到了晚年,文庄公感概生平境遇,自己写了幅对联,悬挂在书房:“人心不同,每为热肠忙里错;天鉴有赫,试将冷眼静中观”,又把“气甚么,说甚么,忙甚么”九个字,写在日记本上面。文庄公擅长写对联,曾用格言写成一副对子:“不撒谎,可到存诚地位;肯吃亏,便是强恕工夫”,又一副“欲平盛壮难平气,且读儿时熟读书”,还有一联:“忍愤怒,如勒奔马;谨言语,若塞溃堤”。
90.文庄公闲说御窑
文庄公晚年和儿子闲谈,说沈保靖做过分巡广饶九南道,因为官署设在九江,又称九江道。清朝内务府用的瓷器,由景德镇御窑制造,这号事按例都是由九江道负责。光绪某年内务府在平常物品外,需要100个粉底养鱼大缸,据沈保靖告诉文庄公,做御品必须加几倍,捡其中没有斑点裂纹的进贡。多下来的叫赢余,分给有关官吏,道员得到的最多,所以做了几年九江道,赢余瓷器倒积了不少。沈保靖还告诉文庄公,九江道还兼管大姑塘的税关,太平天国起义前,一年要首173880两银子,平乱以后税收锐减,即便全部交入国库,也不到万两,按清朝法律关税征收不到,地方免玖赔一,但即使这样道员也是赔不起的,所以表面上九江道是个好差事,其实也是听起来好听罢了。文庄公说的是同治光绪之际的事,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
91.家有御赐三部
光绪中叶,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文庄公往来密切,他听说文庄公光绪某年曾得皇帝御赐《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诗全集》6卷,《文全集》3卷三书十分羡慕,经常说要向文庄公借阅借抄。文庄公对他说,因为是皇帝御赐不能送人,否则你如喜欢不妨相赠。然而黄翼升虽然多次提起借抄,但始终都没有到我家来取,不知因何缘故。黄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对书籍也很留意,这在武将中也很难得。
92.曾国藩下养心棋
曾国藩晚年每日午饭后要下一二局围棋,他自己称之为“养心棋”,在曾国藩的日记里都记得很详细。文庄公不甚懂棋,当年问曾国藩的幕僚钱应溥“中堂天天下围棋,不是日日都有长进吗?”钱说:“他的棋艺日渐退步。”文庄公好奇地问怎么回事,钱说“中堂年高望重,哪个肯把他当作对手,中堂自己没有自知之明,所以棋是越下越差劲。别人偶而下几招好棋,中堂见了往往大为惊讶,一定要长考很久,过许多时候才应一步棋,直到能够取胜才罢手。”
93.读书不能点烛
三伯祖从十一二岁到二十八岁在书房读夜书,每晚都是点一盏油灯,文庄公严禁读书点蜡烛,并说从古到今只有书灯没有书烛,如果靠点烛读书,一辈子也不能念好书的。读书用什么照明本来是件小事,但文庄公认为这和是否读得好书有关,三伯祖说后来他以点灯点烛的理论去验证,发现文庄公说得果然很有道理。
94.文庄公擅长对联
做对联只是小技巧,但对得好并不容易,所以撰写恰当符合身份的并不多见。文庄公最喜欢做对联,从来不用幕僚帮忙,最为人传诵的约有下面几联:《重修滕王阁联》云,“一千年画栋重新,斯阁也殆有天幸;八百里风帆遇顺,好事者诧为神功。”挽曾国荃的联语是“能擒贼先能擒王,历数千古英雄,威风贯绝麒麟阁;有难兄更有难弟,痛煞两江士庶,大星递陨凤凰台。”给李鸿章七十大寿的对联则是“南平吴越北定燕齐,二十年前人羡黑头宰相;西辑欧洲,东绥瀛海,三万里外,共推黄发元勋。”给族孙安之的挽联云:“君子固穷,吾见亦罕;善人无缘,天实为之。”给张树声的祠堂写的联语则是“高阁建麒麟,先生含笑;一军化猿鹤,后死伤悲。”张树声祠堂的对联,文庄公是在甲午以后撰写,所以更多感慨。
95.孙家鼐说话太重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天,安徽会馆照例演团拜戏,李鸿章和孙家鼐都在座。舞台上秦桧出场,鸣锣喝道,很是威风。李鸿章和孙家鼐开玩笑说:“燮翁,你看状元有这么威风吗?”孙家鼐也开玩笑说:“其实是因为当上了宰相才那么威风。”当时孙家鼐还没有进内阁,所以有这句话。文庄公后来听说了两人这番话,认为孙家鼐素来主张平和,这句话实在说得太重。状元在京城并不止一个,议和却没有第二人,不能用宰相回敬李鸿章。李鸿章入内阁办事,在北京住了好几年,孙家鼐偶然有事,总是去李鸿章的私寓,以免李鸿章往来操劳。当时朝野士大夫没有不称赞孙家鼐谦和的。
96.文庄公所闻宫中事
孙家鼐在毓庆宫供职十余年,曾告诉文庄公说:“皇帝读书,读一个时辰,就要休息一个时辰,休息是在另一间,有太监伺候。”歧惠将军也告诉文庄公说,皇子吃奶,照例每人雇八个奶妈,由太监监视,每个奶妈只吃几口。这些话都是确实可信,不同与外界的小道消息。
99.彭玉麟给文庄公亲笔信
彭玉麟平时给人的信都是自己亲笔,用的信纸也不是八行纸,而是用下级递来的履历后面多余的红纸,裁得也和八行纸一般宽。文庄公《锦鳞前集》有彭玉麟十几函信,就是用这种纸。彭的字写得很有骨梗,可以看出他气节的嶙峋。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说,海内所藏彭玉麟的信函都是他亲笔,这话是可信的。
100.不挂洋务招牌
同治光绪年间办洋务是件很时髦的事情,文庄公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和李鸿章有几十年师生的交情,但一谈起洋务意见就不相同。文庄公曾说“今天所谓洋务,其实就是洋人要你一只酒杯不给,暗中却给了个酒壶;洋人要你一柄汤勺不给,暗中却给了一只大碗。洋人惟利是图,只要东西大不管是否能派用处。”文庄公和李鸿章曾谈起过此事,李鸿章说:“不这样你有什么好办法”。文庄公说:“我没有说自己有好办法,但我没有办法,不挂洋务派的牌子,又有什么害处。”辜鸿铭也说过大致相同的意思“中国人办外交,比如从前有人打我,不敢回手;现在有人打还是不敢回手,但敢回嘴而已。”
101.和华奎谈王之春
张树声的儿子华奎曾对文庄公说,王之春写信起草文稿所用的典故都不超出《聊斋》,但却更显其古雅。光绪庚子年(1900),慈禧和光绪流亡西安,各省都去送礼孝敬,备两宫御用,王之春送的却是自来火洋蜡烛二物,朝廷很不高兴,下令将它全退回去,从此王之春再也得不到朝廷的宠信。萧穆喜欢收集别人乡试和会试的考卷,收罗多了按年月分别订好,说这对考证谱系很有帮助。伯祖曾从萧的同乡处收到几本试卷,但不知是否为萧家的旧藏。还有人独喜欢《品花宝鉴》自称生平文字得益于此书很多。这些都是有与众不同的眼光,又肯把自己的见解公开的人。
102.冶父樵者和双湖渔隐
老家庐江西北有温泉,所以称那里为汤池;北门城外20余里有座冶父山,山顶有龙鱼,就是别处用之求雨的东西,都因为远在偏僻穷地方,没有人知道。难道山野的动物出名与否也看运气。但庐江最高,经常看到清朝文人题词也是冶父山。山上有座无粱殿,山下有座实际寺,半山有个铸剑池和伏完洞,是老家的人游玩的地方。光绪年间有个老僧编过《冶父山志》,原本藏在卢国华家。在无为县内还有黄陂湖、白湖,五六月间水势浩淼。文庄公曾有两方印,一是“冶父樵者”,一是“双湖渔隐”。三伯祖也因此自号“二水老人”。
103.古寺门扃车马散
同治某年苏州被淮军攻克,李鸿章驻扎在城内拙政园,也算是苏州名园之一,前人多有记载。南皮人张之万曾打算买来给母亲养老,后来给奉直的八旗人士买去作了旗人的会馆。当时郭嵩焘在李鸿章处当幕僚,因为郭嵩焘字筠仙,李鸿章有事问他,就不停地叫他“老筠。”文庄公有时到苏州常和郭嵩焘住一屋。曾国藩和李鸿章领兵打捻军,当时驻扎在周家口镇玉露庵。文庄公晚年对晚辈说起拙政园和玉露庵,还能指出哪里是曾国藩、李鸿章办公处,哪里是某某的住处,当年自己住何处。光绪二十一年(1895)罢官回乡,路过周家口,见玉露庵两扇门紧闭,因此作了《周家口怀旧》:“大枪铜马满神州,宵旰时廑圣祖忧,戚里名王悲裹革,视师上相几搔头。韬钤策士留宾馆,靴靺诸侯仰节楼,古寺门扃车马散,萧萧汝水自东流。”文庄公的诗原稿被毁,伯祖声木后来到处访询,得到数十首,上面是其中之一。
104.书上学经商
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首。太平天国事变前最受尊重是儒生,不要说科举中榜令人羡慕,即使一个穷秀才也很难得,常有寒窗数载怀才不遇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更别说读书人肯去经商。当时有个秀才兼营商业,文庄公问他为什么读书人会去经商,秀才说:“我也是从书上学来的。”文庄公问他哪本书?秀才答道“我不晓得的,学那个晓得的;我做不上来的,学那个做上来的。这四句不是书上的吗?”文庄公听了大笑,原来这四句是从前学论语时,“学而时习之”下面的注解,小孩子开学首先要学论语的引言,学引言则要从四句开始,在没有新式学堂以前,私塾读书都是这样教的。秀才引这四句用得非常风趣,其实不仅学商,学任何东西都是如此。
106.文庄公的生日
《苌楚斋随笔》有家族中人生日巧合的记载,文庄公生日在四月十四,程太夫人在四月十五,“弟妇卞宜人也是四月十四”;三伯祖为三月廿一,固生的媳妇也是这一天。三伯祖的朱宜人和尉之伯祖的陈宜人都是同年二月初五生日,陈是辰时,朱是申时。伏生九月初七,函生和九侄女同为九月初八。缵曾八月廿一,宪曾、荣曾都是八月廿一。先祖父七月十二,孙宜人为七月十三。锡之十一月十四,也和他长子麟生同一天。网上有一则俞樾(浙江省杭州诂经精舍主讲)贺赠刘秉璋80寿辰的对联,“浴佛前四日,先瞻南极寿星,共拜东坡北斗;去浙后廿年,尚有西湖旧雨,寄怀谢傅东山” 。作者自注:公曾抚吾浙,四月四日其生日也。是俞曲园记错了,还是另有原因就不清楚。

107.无为有文庄公收集名家碑刻
安徽无为县有处古迹叫米芾祠,这位北宋著名书画家曾在无为做官,官职是无为知军,时间在崇宁三年到大观元年(1104-1107),米芾死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修了米公祠堂。米公祠堂修在米芾生前的书斋名《宝晋斋》,斋前有米芾生前修的亭挖的墨池还有一块石头形似老翁据说米芾每天都要像石头拜揖。书斋早就毁坏,后经多次重修,光绪三年(1877)
108.文庄公当年礼服
文庄公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读书人,那时节读书人外出参加考试,家里要预备一件羽毛单外褂,这是一种四季可穿的礼服。生意人遇到婚丧喜事只能穿马褂。我们家乡的习惯叫外褂为套子,除此就没有其他的礼服了。人不到四五十岁,不敢公然穿羊皮,如果穿了背后就会有人骂你,不怕骨头焐稣。这就是文庄公年轻时的生活状况。
78.清朝共有七个文庄公
清朝三百年,身后赐“文庄”的仅有七人,据鲍康辑《皇朝谥法考》上记载,乾隆朝有二人,一是东阁大学士梁诗正,另一是户部尚书王际华;嘉庆朝一人,文渊阁大学士觉罗宝兴;咸丰朝一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辅国公禧恩。据天津人徐士銮编《续编》和《补编》(各一卷)记载,光绪朝一人,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说,刘文庄公是在宣统二年(1910)由浙江籍的同乡呈请奉旨赐予“文庄”,和前朝谥文庄的人合在一起总共有七人。清朝被赐予“文庄”的人都是因为“文学端谨”为皇上赏识,先文庄公是以编修的身份参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与当时因武功而显赫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追奉文庄公的谕旨称赞他“学问优长,老成练达”“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因此才能得到“文庄”这样的美誉。
92.文庄公子女和姻亲
文庄公的原配程太夫人是程经业的女儿,道光五年四月十五巳时出生(1825),自己没有生育,领了文庄公的胞弟秉钧的儿女为继子女。继子广运是文庄公的长子,官名贻孙,字少良,生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三,娶李鸿章的兄弟李蕴章女儿为妻,李夫人有两个哥哥李经世和李经邦,经世做过翰林院的编修,经邦为江苏候补道。还有两个弟弟经钰、经达,后者做过刑部员外郎。广运没有生子,过继体仁的儿子济生为后。秉钧过继给文庄公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
文庄公的副配,是无为州的黄夫人,她为文庄公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另有吴氏和尤氏二妾。黄夫人生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七(1855—1887),吴氏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1870),尤氏生于咸丰六年八月十六日(1856—1901)。
文庄公亲生女嫁给嘉定相国徐郙的儿子徐迪祥。
文庄公亲生长子乾运,官名体乾,字建之,生于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1873)娶李昭庆女为妻。
次子仁运,官名体仁,字尉之,生于光绪元年(1875),张树声之女为妻
三子信运,官名体信,字述之,生于光绪四年(1878)。吴长庆之女为妻继配周馥女
四子智运,官名体智,字惠之,生于光绪五年(1879)。孙家鼐之女为妻
附录
清史稿•刘秉璋传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参钦差张芾军,叙知县。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李鸿章治兵上海调赴营。洋将戈登所练常胜军故驻沪滋骄,淮军初至,服陋械绌,西弁或侮笑之,秉璋语众曰:“此不足病也,顾吾曹能战否耳。”明年从克常熟太仓,鸿章使另募一军,图嘉善,分寇势,遂提兵五千赴难,克枫泾、西塘,迁侍讲。进攻张泾汇,约水师夹击,弹丸贯胯下,不少却卒,克之。规平湖,其酋陈殿选降,于是乍浦、海盐、澉浦皆反正。又明年与程学启攻嘉兴,秉璋入东门,燔药库,寇驰乱,众军乘之,城拔,进取湖州,攻吴娄南浔,所向摧靡。浙西平赐号振勇巴图鲁,历迁侍讲学士。四年授江苏按察使,从曾国藩讨捻。时捻骑飙疾,国藩与鸿章皆主圈制策,秉璋力赞之,破捻丰沛宿迁,南追之仓家集,捻大溃,又败之淮南,长驱蒙城,捻西走,自此捻分东西。国藩令秉璋军豫西,专剿东捻,与提督刘鼎勋俱,其冬追入鄂,六年除山西布政使未上,捻自孝感小河溪窜河口镇与鼎勋军追之,勋军前锋遇伏,总兵张遵道战死,势益炽,秉璋横截之,始奔豫。七年鸿章代国藩督师,议扼运蹙捻海隅,秉璋驻运西,捻扑潍河,将自沂莒窥江淮,秉璋亟渡河,诣桃源会浙军扼清江,亡何赖酋率残骑数千至追破之。准城事宁被赏赉,父忧归服阕起江西布政使,光绪元年擢巡抚,以母老再乞终养,六年遭丧至九年再起抚浙,会法越构衅缘海戒严,秉璋躬履镇海,令缘岸筑长墙置地雷,悉所有兵轮五艘辅以红单师船,居险设防。十一年法舰入蛟门,令守备吴杰轰击拒之,伤其三艘。越数日复入虎蹲山北,再败之,法将迷禄中炮死,然犹浮小舟窥南岸,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敌多赴水死。逾岁擢四川总督,川境鹜远,外接番夷,内丛奸宄,秉璋曰盗贼蛮夷何代蔑有,以重兵临之,幸而胜不为武,不幸而不胜馕械转资寇,是真不可为矣。故督蜀八年历平万县茂州川北秀山土寇,其大小凉山、拉布浪瞻对各夷畔服靡恒,则用赵营平屯田法,数月间皆*伏,加太子少保。御使钟德祥劾提督钱玉兴及道员叶毓荣不职状事下湖北巡抚谭继洵廉得实秉璋做滥举罪罢,初丁宝桢督蜀称弊绝风清,秉璋承其后难为继,故世多病之,未受代而民教相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置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秉璋遂归,三十一年卒,总督周馥及苏绅恽彦彬等先后上其功,复官予优恤建祠。

刘智运(1879-1962),名体智,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曾任晚清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1919年出任中实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2年担任总经理。后因金融政策与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有间,逼迫之下,遂于1935年辞去总经理职务,埋首于文字音韵与文物考古之中,1949年以后,在郭沫若和上海市政府的关心下,进入了上海文史馆工作,一直到去世。
善斋老人博学多才,在金融实业之余雅好收藏,以甲骨文、青铜器、古钱币及善本古籍为大宗,兼及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等。如善斋老人收藏的甲骨曾多达28292片,装在100个楠木盒中,被郭沫若誉为“海内之冠”,又曾聚钟鼎六、七千器,被福开森赞为“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又曾集古籍20多万卷,以明代版本、地方志和碑帖拓本形成其特色。为收藏这些稀世珍宝,善斋老人当时在上海的新闸路上建一飞檐式二层楼阁,这就是上海滩保存至今的一幢现代私家藏书楼,善斋老人将其名之为“小校经阁”,1935年,善斋老人将其钟鼎藏品摹拓成18册,即名之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老人极富爱国精神,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人欲买其所藏文物,被其一口回绝,日本人考虑其声望,又欲请其出山,他则暂避之香港,善斋老人的藏品曾于三十年代售予中央博物院107件,但绝大部分在五十年代初捐给了上海市文管会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如捐给上海市文管会的有:1951年8月捐图书67873册、地图22札又52幅;1951年9月捐三代秦汉兵器87件;1952年5月捐碑帖282种436册、又金文拓本和石刻拓本及帖共24册;1953年3月捐图书34箱。其所藏甲骨则悉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
善斋老人出身晚清淮军将领之家,其父刘秉璋(1826-1905)就任浙江巡抚期间,正值中法之战爆发,在镇海之役中,刘秉璋为实际决策者和指挥者,对镇海抗法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升为四川总督。善斋老人即为刘秉璋第四子。在清末的淮军将领中,袁世凯年纪最小,且袁氏以后的所作所为也令人唾弃,故刘家人对袁世凯不屑一顾,对其避而远之。善斋老人之兄刘体信(述之)曾著有《辟园史学四种》,其中的“辟园”即为“避袁”的谐音。
善斋老人长于文字音韵,精训诂考据,又旁通蒙古史,一生著述甚丰,即使到了其晚年,仍然积稿盈案,笔耕不辍,曾著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尚书传笺》、《礼记注疏》、《异辞录》、《元史会注》、《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等。其中《善斋吉金录》为善斋老人所藏青铜器图录,内容包括古代乐器、礼器、兵器、度量衡、符牌、玺印、泉、镜、梵像等,共分为4函28册,刊行于1934年,为研究金石与古文字的重要参考文献。此书自出版之后的60多年来,各学术机构与个人收藏已不多见。日本东京大学著名学者松丸道雄1998年3月在给笔者的来函中讲到,《善斋吉金录》“现在是最难得金石书之一,在敝斋,虽然已收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文著录,但是除了《善斋彝器图录》之外,该书也还没有得到”。
善斋老人之孙刘永龄现任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酷爱中国历史文献,关心科学教育事业,决定承继祖业,出资重印《善斋吉金录》,并赠送给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和有关学者。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得悉刘永龄先生这一义举,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学界、图书馆界、文物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大事,其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刘氏祖德之宏扬,厥功甚伟”。这正应了《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语。资料来源:《新民晚报》200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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