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输给印度人?

2019.9.23India  | 美国留学妈妈圈 2 days ago
Reposted from Official Account 硅谷生活家 硅谷生活家 , Author 硅谷维立

写在前面的话:最近有两件关于印度裔美国人的大事:一件是与绿卡排期有关的S.386提案,一旦通过将加快印度裔的移民进程,而华裔移民的排期将受到重大影响;另外一件则是在刚过去的周日,来自全美的5万印度裔美国人齐聚德州休斯顿庆祝印度裔移民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同时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都到场进行了演讲。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为什么同样作为少数族裔移民,印度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一向勤劳聪明积极向上的华裔就是被印度裔处处压制呢?

作者:维立;来源:硅谷生活家(ID:silicon_valley_life)。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两个。

1

对领导力的误解,妨碍了华人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2

缺乏对英语文化的求知欲,削弱华人的表达和沟通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作者:维立,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士。现居硅谷从事高科技工作。业余时间翻译写作,出版过六本作品/译作。

Top Comments
Comment
1
Pan@

有领导力的朋友都在国内忙着呢

Ivy Situ

其实关于孔子的思想,很多人也就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其次,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大家应该和平竞争,凡事讲究规则和底线,大家好才是真正意义的好;印度属于资本主义思想,很多地方都曾经被英国统治,语言和思想方式都有历史上的关系。最后想说的是,对于一些进步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却批评和抵制。例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人愿意花时间给孩子们洗衣做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让家人健康快乐就是幸福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更愿意花时间与孩子一起探索和交流,制造有质量的生活方式。至于家务活,他们甚至愿意花费请人代劳。确实,衡量得失之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得到的东西更多,影响更大。我自己也是移民,在家里一旦有请人代劳家务,提供生活质量的苗头,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是👋🏻👋🏻摇头甚至闲言闲语的。也可以理解是酸葡萄心理。与其有时间议论别人是非,倒不如想想如何让自己成为议论的焦点。最近有在好好琢磨,应该怎样教育下一代才是真正地帮到他们。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吗?如果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喜欢,你努力争取到了,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伤害到别人的feeling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但只要思想层面提高了,对类似的情况其实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要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L.

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很久没有看到质量这么高的公众号文章了,看完还久久回味。写这篇文章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的,剖析的也很深入,谢谢作者愿意以自己在硅谷的经历分享给我们读者!谢谢!请多多分享这样的好文章!

刘文彬

写得太好了

Amy

这篇文章

F O F

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有较大的民族IT产业,如果足够优秀,不用跟美国人、印度人费那个劲。在中国,挣钱不太少,说中国话,有家人、朋友陪伴,谁TM费劲跟印度人争?!

康莉

同意作者的观点

nauknauk

印度人的个性不像亚洲人,更偏欧美一些,直率、简单,没有其他亚洲人那些弯弯绕

黄小黄คิดถึง

我们确实被误导的很厉害,我们的领导干部几乎只是监工而已。悲哀啊
中国人被严重分化成说的和做的,做的没资格说,说的不做做事的被剥夺了思考和交流的能力,只是听话做事的工具🧰
而印度人的语言交流能力非常强

纪律先生

学英语学得再好也比不过英语国家的人,这很正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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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book

三水 Mai Guopei Sanshui 麦国培 | 2019.9.1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人生三大憾之一是少无良师,良师之一,就是一个良好的兴趣。因为兴趣会让你产生各种动力,包括对知识、事实真相的追求,物质、财富的挖掘等等。
由于读得书少,在社会大学磨练后,对知识的渴求更感饥渴,所以最大的兴趣就是买书和看书,特别是与历史、文史、邮史有关的。
其中教科书更是我最爱之一,清代学部设立后,中国从科举制度进入到现代教育。学部亦好,各书商、出版机构亦好,大量的各种教科书推出,这些教科书见证了中国教育等历史,是宝贵的文化瑰宝。
附图是今天收到的清代学部编辑之《初等小学国民教科书》,今天读来仍很有启发和趣味,例如《商人爱国》、《童子爱国》、《女子爱国》等等。
同时还收到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订正简明中国地理教科书》,书中对闽粤华侨出洋谋生、珠江的形成、广州府等等都有介绍,可一窥早年的教学情况。

Op-Ed: Asian women fought the West’s slave trade. And then they were written out of history

James Eng | LAT2019.8.04  | By JULIA FLYNN SILER

Stephanie Lowry: This is a pervasive problem in many historical narratives — making the white experience the central theme in accounts of people of color. The problem is compounded by widespread racist cultural stereotypes from the era that persist today that paint Asian women as either passive helpers or tragic victims, rather than as radicals or crucial central figures. I tried to take particular care to correct this imbalance — not just to tell the stories of Chinese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largely erased from mainstream history — but also give them the prominence they deserve.


Tien Fuh Wu with Mission Home residents
Tien Fuh Wu, far left, was a former slave and key member of the Mission Home staff in San Francisco, which disrupted sex trafficking in the late 1800s and early 1900s. She is posing with residents of the home in the 1920s. (Presbyterian Historical Society)

It was nearly dusk on Dec. 14, 1933, when a Chinese teen named Jeung Gwai Ying fled from a hairdresser’s shop to a “safe hous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Trafficked from China and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Jeung sought freedom for herself and her unborn child. She was greeted by Tien Fuh Wu, a former slave who’d become a key staffer at the home. In Cantonese, Wu asked the teen to tell her story. Later, Wu would provide support for Jeung as she testified in court against her traffickers, who were convicted.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u was a key player in the fight against sex trafficking, a pervasive form of slavery in the West. But like many other Asian activists and anti-slavery pioneers, her name and story have been all but erased from most contemporary histories, in favor of stories that cast her white colleagues — women and men — in heroic, larger-than-life roles.

Most accounts of the rescue home at 920 Sacramento St. focus on the work of its longtime superintendent, Donaldina Cameron, a white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As the youngest daughter of a Scottish sheep rancher, she had lived on a 19,000-acre sheep ranch in the San Gabriel Valley in the 1880s before moving to San Francisco to work at the rescue home in 1895. Cameron was a tall, auburn-haired woman with a Scottish lilt who fascinated headline writers and the public alike. She regularly staged dramatic rescues of so-called slave girls from their owners, in her Victorian era’s parlance.

Cameron’s courageous contributions were impressive without doubt, but she was only one character in this tale of sex, violence and resilience. For decades, Wu was in many ways her “right-hand woman” — helping Cameron run the hom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trafficked women in Cantonese, and campaigning and advocating for them in court and elsewhere. Wu and other Asian staffers made Cameron’s work possible.

While researching my book about the San Francisco rescue home, I came to realize just how pervasive this “white savior” narrative is in the retelling of this horrifying chapter of Asia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archival material, press accounts and biographies I came across, the stories of white Christian women were invariably placed front and center, with barely a mention of their Asian colleagues who often did much of the work behind the scenes.

This is a pervasive problem in many historical narratives — making the white experience the central theme in accounts of people of color. The problem is compounded by widespread racist cultural stereotypes from the era that persist today that paint Asian women as either passive helpers or tragic victims, rather than as radicals or crucial central figures. I tried to take particular care to correct this imbalance — not just to tell the stories of Chinese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largely erased from mainstream history — but also give them the prominence they deserve.

These women were pioneers in what is now called the anti-human trafficking movement. Through their efforts, they touched an enormous number of liv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nd the nation. An estimated 2,000 to 3,000 residents passed through San Francisco’s 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 between the time it opened in 1874 and the mid-1930s. Cameron, Wu and other staffers from the home crisscrossed the state and the country for decades, aiding vulnerable women and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This extraordinary and often cash-strapped band of activists managed to disrupt the lucrative business of human trafficking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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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s story is particularly fascinating. She arrived at the rescue home in San Francisco about 15 months before Cameron. By Wu’s own account, she had been sold by her father in China to pay off his gambling debts. When she was about 8 years old, she traveled by steamer to San Francisco, where she worked as a mui tsai, or child servant. After her owner abused her, authorities became aware of her plight and brought her to the rescue home.

Regarded as a bright and precocious child, Wu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English at the home and eventually attended an elite boarding school in Philadelphia and a Bible college in Toronto. Upon graduating, she returned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locating her family. Having no luck, she returned to the mission home, where she worked for decades as a translator and managed the large group home that had as many as 60 girls and women — mainly of Asian descent — living there at any one time.

When the home would receive a message that a child or young woman was in danger or distress, Wu or another Chinese rescue worker would go with Cameron to the apartment or brothel often accompanied by a police officer or private guard. The Chinese staffer would often make the first approach, asking to be let in. If the doorkeeper refused, the officer or guard would try to push their way in, even if it meant breaking down the door.

The work undertaken by the Mission Home staff often included repeated court appearances, since traffickers often fought to reclaim what they regarded as their human property. Wu served as a translator many times over the years, in court and in dealings with immigration officials.

My research also uncovered the relatively unknown stories of what happened to many of the girls and women who escaped sex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ubjugation to find their freedom. They were far from passive victims. Many chose to continue the fight against slavery by working as translators and running the home on a day-to-day basis. One former resident, Yamada Waka, set up a refuge in Japan modeled on 920 Sacramento St. for Japanese women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One of the more poignant moments during my research occurred at Evergreen Cemetery on the Eastside of Los Angeles. There, in the Cameron family plot, was a modest marker for Wu. Her burial place speaks to her importance in Cameron’s life — and to the pivotal role she played in their decades-long battle against sex trafficking.

Julia Flynn Siler is the author of “The White Devil’s Daughters: The Women Who Fought Slavery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OPINIONOP-ED
Julia Flynn Siler

颠覆者小米

2019.7.31 | boss Dai 饭统戴老板 楚团长 |  张假假  | 行业故事-No.27

  •  ..

2009年,雷军心里有点难受,“仿佛全世界都把我遗忘了,当时的我一无所有,除了钱。”人生里只剩下钱似乎是中国成功人士共有的傲娇,但雷军多少是不一样的,他是个勤勉的天才。

大学时就被湖北省公安厅请去讲反病毒技术,随手写的程序代码让如今只会争论PHP和Java谁更好的程序员跪着读。1992年中关村大哥求伯君分析了雷军破解的WPS,惊为天人,披着呢子大衣用北大南门外的一顿全聚德将其招致麾下。雷军24岁就被金山委以重任,负责开发“盘古”办公软件。

谁知盘古卖的并不好,湖北老乡周鸿祎的情商低,一个劲的往伤口上撒盐,批评盘古做的不好,雷军气的直抽烟不说话。后来雷军去Cfido BBS上灌了半年水,写了许多诸如程序人生的中二感慨。比起谢邀、刚下飞机的装逼论坛,那个年代的Cfido才是真正的high level,马化腾、丁磊都在泡。

1998年的金山面临三座大山:资金短缺、盗版横行、微软围剿。联想入股后,求伯君对雷军说:董事会研究决定了,就由你来当总经理。

雷军也不谦虚,7×16小时的加班玩儿命干,不仅染上了爱喝健怡可乐、爱吃盒饭的程序员习性,还给公司淋浴房起了个“雨霖铃”的雅名。领导都这么拼,员工压力就很大,特别是雷军还老喜欢问写代码有没有写诗的感觉。大家暗地里都说他是雷老虎,于是就“不小心”地把他电脑给格式化了。

选错了道路,就容易陷入苦难行军。尽管雷军带着金山技术天才们左突右冲,然而在没有版权保护的市场做软件,无异于逆水行舟。求伯君的知遇之恩、金山兄弟们的前程、自己的理想抱负交织成沉重的枷锁,雷军越是努力,就越是身心俱疲。传闻压力最大的时候,金山一众部门经理抱头痛哭。

求伯君与雷军两代传奇程序员

2007年已经五次冲击IPO的金山终于登陆港股,雷军苦笑称“从A股到纳斯达克,我的经验甚至多到可以给别的公司做IPO咨询了”。然而6亿港币的市值只是当时阿里15亿美金市值的一个零头,令人唏嘘的是,如果金山没有错过收购Foxmail,今天的互联网格局会如何。

从带头大哥到行业末流,雷军用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了”解甲归田。卖掉卓越网的几个小目标和昔日小弟纷纷创业,使雷军顺理成章的成了天使投资人。与咋咋呼呼,结果在山顶拥抱区块链的演讲型投资人不同,只投熟人的雷军还真投出了不少独角兽,UC、多玩、凡客都收益颇丰。

然而财务自由的闲云野鹤生活,在旁人看来令人无比歆羨,劳模雷军却无法接受。出道早、辈分高,看到后辈不断崛起,不服输的湖北人雷军有落差感。笃定人定胜天的雷军一直寻找一个答案:金山和BAT的差距在哪?蛰伏的三年里,他把自己的思考总结成了“雷五条”:

1. 顺势而为,不要做逆天的事
2. 颠覆创新,用真正的互联网精神重新思考
3. 广结善缘,中国是人情社会
4. 人欲即天理,更现实的人生观
5. 专注,少就是多

分析清楚前半生的得失后,已经财务自由的他还是犹豫了半年,始终站不上风口的自己要不要重出江湖跟后生们抢天下?

2009年12月16日雪夜,雷军在北京燕山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安排了一场老金山人的饭局。众人喧嚣过后的午夜,杯盘狼藉,雷军灌下一口喜力,开口说了一声“今天是我40岁的生日”,举座黯然。金山时期的老下属黎万强跳起来拍桌子,给自己的湖北老板打气[3]:

“才40岁,好日子还在后头。”

01. 艰难出山

2010年4月6日小米公司创立,雷军重出江湖。

刚创办小米时,有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雷军不允许任何人对外讲小米是他创办的。他想偷偷的干,如果成了,就承认。如果失败了,就死都不承认小米是他做的。拉卡拉创始人孙陶然转发一条雷军参与创建小米公司的微博,刚转发,雷军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孙陶然只好马上删除[10]。

做手机比软件和互联网难得多,这几乎是TMT圈里公认的事实。雷军给傅盛打了三个小时的招募电话,洋洋洒洒说得天花乱坠,傅盛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

投资圈也不买账,“雷军能说会道,但不一定能成事”抱着这种态度的投资人不在少数。手机是一个很烧钱的行业,创始之初联合创始人林斌就问过雷军一个尖锐的问题:钱从哪里来?2010年底,小米拿到4100万美元A轮融资,领投方是晨兴。业内人一看就知道,那时的顶级基金都没投。

创始之初,小米手机最大的麻烦是供应商。元器件供应商往往要投入资金和采购方一起研发,因此很多元器件都是独家定制,对新采购方极其谨慎。

半路出家的雷军被翻了无数次白眼:“你们前三年的财务报表拿来看看,否则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做到一半倒掉[5]。”在手机行业有几十年积累的周光平给一家芯片厂商打电话,对方得知他来自小米后,在电话里客气地说:“我们永远都是朋友,但元器件这边你就别找我了,我老板不批[4]。”

为了争取日本夏普的屏幕供应,2011年3月雷军带着团队冒着核辐射的风险亲赴日本,登上飞机才知道,整个航班上只有他们几个人。跟夏普谈判的最后环节,从早上8点一直谈到晚上11点,对方团队换了三拨人,雷军就带着高管一遍遍解释,一直谈到星巴克关门被赶出来。

尽管千难万阻,但雷军是有自信的,他琢磨出一条新路:用互联网思维做手机。用接近成本的方式定价销售手机,与用户交朋友利用互联网传播裂变,然后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移动互联网平台,再在上面做增值服务的公司。这个日后被广泛传播的“硬件+新零售+互联网”的铁人三项模式在当时晦涩难懂。

那是华强北的山寨全产业链如日中天的光景,然而当制造业还沉迷于传统渠道时,移动互联网已经是app的天下,微博、即时通讯、直播等各种应用层出不穷。这像两个泾渭分明的折叠世界,你不知我,我不懂你。当小米啃下供应链的难题时,中国制造第一次跃迁到了移动互联网的位面,奇迹发生了。

2011年7月,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带着员工去高大上的东三环乐成国际谈事情,那天瓢泼大雨,车停错了位置,身着短裤拖鞋的俩人只得一路雨中狂奔,惊呆了西装革履楼下躲雨的商务精英。黎万强无不心酸的说:“真是屌丝啊,做不好真的对不起我们自己。”[1]

一个月后,这个被淋成落水狗的男人给士气低下的团队送来了第一针强心剂。他不动声色地把MIUI用户数摆在了颓丧的雷军面前:50万。转机,似乎来了。

02. 一炮而红

黎万强是金山的前设计总监,辞职后原本准备开个影棚,对老部下十分了解的雷军笑骂道:“别扯淡了,跟我干吧。”

黎万强带队研发的MIUI,是小米基于安卓深度开发的一个手机操作系统,2010年8月发布第一版。当时黎万强没日没夜泡论坛,不投市场广告,坚持在每周的“橙色星期五”将最新版本发布在论坛上,参与体验的用户从1万涨到了10万,相当于一个10万人的开发团队,还培养了50万核心粉丝。

当时小米只靠互联网销售的模式根本招不到营销负责人。传统的市场营销无非是三种方式:自营线下门店、找代理商渠道、央视打广告。而这三点,都跟雷军对小米的定位不符合。两个月过去,面试了无数人后,雷军对黎万强说[1]:阿黎,还是你上吧。

很快,黎万强把一个投放高达3000万的营销计划摆在了雷军面前,没想到被雷军一句话就给拍死了:“阿黎,你做MIUI的时候没花一分钱,做手机是不是也能这样?我们能不能试试不花一分钱去打开市场?”[1]黎万强感觉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我真是被逼上梁山的,你做老板,没米下锅时,只能自己上。”

无限“压榨”黎万强搞互联网营销的同时,雷军抓着供应链、产品不放,这些都服务于他脑海中更大的一个计划:小米手机一定要成为爆款才行。

在创办卓越网的过程中,雷军摸索出一套持续低成本地获取优质流量的打法:爆品策略。1999年创立的卓越网对标亚马逊,但雷军并没有完全模仿,相反,他给卓越的定位是:精品店。卓越网第一个爆款是5块钱一张的正版周星驰《大话西游》VCD,一下子卖出了10万多套,名气一下子就打出去了。

2011年时,雷军跑遍各大制造业厂商,询问能用2000元做出一款最高性能的双核手机吗?所有人都摇摇头。当时,苹果三星等大品牌的高端手机价位都在4000—6000元左右,手机制造,是一个复杂而成熟的长产业链行业,传统手机厂商具有渠道优势,小米若要以腰斩的价格搅局,就肯定可以成为爆款。

只有爆款,才能让雷军为小米设计的商业模式跑通:迅速积聚流量,进而带动其他新零售业务和软件服务,打开盈利空间。

2011年8月16日第一场发布会,雷军把所有配置全部拆开逐个科普,并向台下观众提了一个问题:同样配置小米卖多少钱?台下有人喊了5000,小米最终定价:1999元。9月5日,首次网上预定销售3个小时卖了30万台。第二次3个小时又卖出了10万台。一前一后一共卖出了40万台手机。

爆款策略成功了!要知道当时就算如日中天的苹果iPhone4,首日的销量也不过60万部。小米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中国华强北山寨机的时代。

爆红的程度超出雷军的设想。小米1上市,雷军定了30万部的销售目标,在头两个星期只备好了10万的现货,没想到34个小时内预定数达到30万台。小米2时,所有手机在2分51秒内一抢而空。2012年9月的内部庆功会上,联合创始人黄江吉对员工讲:我自己都没有抢到小米M2 。

前端米粉四处要货,后方库房早已售罄,小米产能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严重缺货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12年,用户长期拿不到货,纷纷指责小米饥饿营销,不满情绪离着爆发就只差一个临界点。

2012年11月27日,雷军发了一条微博:“11月29日中午12点,15万台小米手机2,20万台小米手机1s。”这条再普通不过的销售预告,立刻招致网友的一致骂声,评论里出现了大量用户统一的评论和转发,内容只有一个字:滚![4]。愈演愈烈的骂战让雷军都一度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

不仅如此,“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的个人攻击开始转移到雷军身上。网友将他和乔布斯对比,指责雷军:只学到了乔布斯的招式,没学到乔布斯的内功。一个走天涯留下无数传说;一个博彩头卖艺为生[4]。雷军感到委屈:高端手机是海鲜生意,我们不会也不敢囤货不卖。

小米产能不足的根子在于供应链。作为一个新晋入局者,雷军在供应商面前无法掌握主动权,也不敢大规模预估销量,更何况高端智能手机零配件要求高,供应商的产能爬坡需要时间,如果销量远超预计,势必出现缺货现象。雷军预计到了产能不足,却没想到来的这么早,这么猛。

成本也在考验雷军。第一代小米上市时是亏损状态,小米M2的成本是2350元,定价1999,每卖一台就亏350元,直到销量超过30万台后,才开始微薄盈利[5]。但雷军不敢激进提高预计销量,要么现金流撑不住,要么卖不掉库存砸手里,为此雷军做了一个分析:当库存达到15万台时,小米就要关门。

此时,当年卓越网的惨痛教训,再次浮现在雷军眼前。

卓越网依靠爆品策略走红后,却一直没有规模化盈利,烧钱烧的山穷水尽,金山董事会不同意继续注资。恰逢此时,一直盯着中国的亚马逊向卓越提出了收购邀约,跟董事会沟通无果的雷军无奈同意将“亲生女儿”卖身给亚马逊。此后半年,雷军都没有在网上购物,“忘掉卓越就像戒烟一样”。

这个痛入骨髓的教训,后来被雷军总结为创业成功的三大要素之一:创业要有烧不完的钱。

为此雷军2012年就盯住了两件大事:产能+融资。首先解决的是融资,2012年6月,第三轮2.16亿美元顺利结束,卓越网噩梦再现的威胁算是暂时解除了。到了2012年年底,产能不足的问题开始有所缓解,第一个合作的代工厂英华达专门成立小米专线,每月产能超过100万台。

2014年行将结束时,雷军再次选择在45岁生日这天和几个老友相聚,他不再是五年前冬夜那个心情抑郁的富人。在这一年,小米成为中国大陆市场出货量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估值高达450亿美金,俄罗斯投资人尤里·米尔纳仍不满足,他给雷军加了一针鸡血:千亿美金。

小米生态链和海外市场也推进顺利,看起来前景一片大好。然而给小米敲响警钟的是局外人马云,在雷军与董明珠立下十亿赌局的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马云作为颁奖嘉宾不客气的说道:

“小米的营销确实做得不错,但营销是很容易学的。”

03. 遭遇低潮

2014这年中国互联网圈发生了一件大事,阿里巴巴开始布局线下业务。作为最高最大的互联网大树,任何风向的微妙变动,首先最敏感就是它。

阿里的动作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纯线上的电商模式出现增长瓶颈,线上流量不够用了。同时,电商只占全部商品零售总额的10%,90%的中国人还是选择线下买东西。老谋深算的OPPO和VIVO早已凭借着四六线城市的门店和经销商渠道向下深耕,华为也启动了“千县计划”,跟着要去五环外抢市场。

两年多时间做到中国市场第一,小米模式几乎被封了神,众多竞争对手边抄边学,智能手机行业重现当年功能手机领域的惨烈竞争:中兴、联想等老牌手机奋起直追,贾跃亭带着乐视手机要来生态化反,英语培训教师也下场谈起工匠情怀,连任正非也说线上模式很好。

线上遭遇恶性竞争、错过了线下县乡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管理挑战,成为小米遭遇的三大困难。处于顺境中的企业如果出现问题,往往就像温水煮青蛙 ,一年两年都发现不了问题,也就不会做什么决策,一切正常运转着。等到第三年发现问题时,为时已晚,补救的代价更大 [6]。

此时,小米却还在继续加码线上,就这样错过了利用县乡换机潮大肆攻城略地的好时机。从2015年开始,小米走得很孤独,450亿美金的估值让不少人急红了眼,无数人希望拿钱再砸出一个小米,行业里恶性竞争、价格战不断。疲于应付的同时,却是越来越不给力的出货量。

2015年11月10日双十一的深夜,小米和华为手机销量不分上下,最后两小时小米临时决定给每个用户发50元代金券,这才艰难取胜。销售总裁朱磊尴尬地对雷军解释:“以前是赢得毫无悬念,过去的双十一,是我们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今年这个第一······”而雷军则脸色铁青,连敷衍的笑都不愿意装。

2015年全年,小米手机出货量7000万,第一次没达到8000万的既定目标。12月16日生日这天,雷军接受了白岩松的专访。对于白岩松抛出的疑问“是不是目标定的太高了”,一脸疲惫的雷军对着镜头强调“公司不能被任何外部评价和所谓的数字所击倒”,然而最冷的冬天还没到来。

紧接着,小米在关键的供应链上一连又出了几个失误,惹怒了三星半导体和日本供应商,雷军一个月内连飞四次韩国,亲自道歉的新闻已经被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得罪供应商,小米根本发不了货,更别提身后竞争对手早已虎视眈眈。

2016年2月,号称小米史上用时最长记录的小米5问世,发布会上,雷军卖命吆喝,一口气说了十项黑科技,米粉激情昂扬。小米5各项参数比较均衡,提高处理器性能的同时却偷偷降频作为妥协,三个定价1999、2299、2699昭显了小米意欲冲击高端机的野心。

最后外界反响平平,网友嘲讽:今天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小米重新定义了黑科技的含义:黑色背景的参数[10]。” 老员工回忆,“很多人当时都不相信公司会从小米5之后翻身[8]。”雷军很清楚,这次低谷不是1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就能走出来的,他必须苦熬,带着团队撑到黎明。

2016年小米业绩几近雪崩,四个季度出货量同比数据一路下滑,从市场第一跌出前五。7月内部大会,偌大的屏幕上只有四个字“形势严峻”,雷军坦言:“我今天真心压力巨大。” 至暗时刻,雷军和东哥的塑料友情也危在旦夕,一次京东内部会议上,刘强东直接发问:小米还能不能行了?

雷军为刘强东演示小米手机

而在此一年前,亚马逊掌门人贝索斯在一个科技大会上被记者围堵:“Fire 手机失败到底特么怎么回事?”不可一世的世界首富也曾经膨胀地造了一款Fire手机,结果在现实面前摔的皮青脸肿。

亚马逊都走不出的滑铁卢,雷军能够避免吗?

04. 调整崛起

要说接地气,雷军绝对可以在企业家届排进前三,比如在《奇葩说》上,他问观众:“你们在B站听过我的歌吗?”

创业前四年,小米按照他设计的轨道高速发展,用互联网手机做爆款开局,布局物联网生态产业链,同时打通互联网服务。而当三年后现实给他当头一棒时,他立刻调整航向,线下做小米之家、线上找明星代言、综艺广告、直播带货,所有能带来收益的措施,他都愿意尝试。

毕竟,不是每个亿万富豪都愿意端着大脸在直播间里跟粉丝撒娇:给我刷个大游艇嘛。

虎盘大脸、醒目的的欧式平行双眼皮、弯月似的眼睛、鬼畜版的口音、偶尔咧嘴一笑,雷军会给人一种男版傻白甜的错觉。但恩恩怨怨的老乡周鸿祎很了解他,“雷军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而且野心很大”,他的创业之路进一步佐证了老周的判断,雷军选了一条最难的路。

“硬件+互联网+新零售”的铁人三项模式有一个显著的难点,太复杂,硬件、销售、软件等等都要懂,这是一个全能型的模型,这对团队要求非常高。全球有哪家公司既做得好硬件,又玩得转互联网还能当平台?小米模式本身有非常大的难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有世界级的竞争对手,而小米想赢,又必须胜出[9]。

习惯了研究人性七宗罪、左手开发个App右手卖给BAT套现的互联网人是看不上这种模式的。

2016年,雷军给小米定下了全年任务:补课。此时,摆在他面前大概有300个问题,亲自抓供应链、研发新机型、加速线下布局,小米需要在手机供应商、消费者、投资人的耐心耗尽之前取得这场打地鼠游戏的胜利。“从第二季度开始,雷总连续一年多,每天都是凌晨2点以后才回家[7]。”

低谷时期面对漫天的外界指责,雷军开玩笑说甚至想过给公司改名为“others”,因为这样,公司就可以排进世界前三了。后来刘德告诉他:别做梦了,这名儿工商局不让注册。

2016年10月,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小米顶着压力发布了一款全面屏手机MIX,这是手机行业内第一款全面屏手机,之后的三星Galaxy S8、苹果8 都跟进了这种技术。一直被苹果吐槽抄袭、山寨的小米终于开始引流整个技术的潮流,小米低谷期开始破冰。

雷军在发布会现场介绍小米手机黑科技

同时,线下布局提速。小米之家成为类比无印良品的线下零售百货商场。从2013年开始围绕物联网、小米生态链所做的投资也陆续开花。在小米之家,不仅有手机、笔记本、电视,还有智能音箱、电饭煲、空气净化器、空调、冰箱等智能家具用品。

雷军之前设想的模式开始跑通:小米之家坪效是27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苹果。

这浓缩成简短一段话的成就,背后的心酸可不那么轻描淡写。小米员工张剑慧回忆:“在2015、2016年,我们跟所有的商场谈,他们都不会把一楼、地下一楼人流最好的位置给我们,给钱都拿不到,有的都不跟我们谈[10]。” 小米给外界的印象是一家做手机的电商公司,对其线下开店的能力,合作伙伴有着天然的不信任。

小米之家能迅速崛起,背后离不开已经耕耘了五年之久的物联网生态链。2013年小米一帆风顺时,雷军看准了另外一个风口:物联网。他找到生态链负责人刘德,要求他去迅速去市场上扫描,抢公司、抢项目。5年下来围绕手机由近及远,“手机周边—智能硬件—生活耗材”,按照平均15天投资一家公司的速度,小米共投资了100多家智能硬件及生活消费品生态链企业。

从依靠小米红利起身到反哺小米生态,这些被投产品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大部分公司都已经发布产品,其中十余家已经成为独角兽,2018年整个小米物联网与生活消费品的全年收入为人民币438亿元。

小米接下来会做什么也成为一个茶余饭后的新谈资。社畜们开始了美丽新世界的幻想,“雷总,什么时候进军房地产,感动人心、价格厚道,每平1999?”

搅局是假,清场才是真。雷军的计划里小米之家就是一个科技版的无印良品,消费者进来,可以不用思考、不用挑选,闭着眼买了就走。仅靠手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小米只有手机、电视这些产品,你1年也就能逛1次,但是如果我有50个SKU, 让你可以每月来小米一次,那就大大提高了消费频次。”

小米生态链最主要的三个功能:保持小米品牌热度、提供销售流水支撑、加大小米想象空间,如今看来都在一一实现。而对消费者来说,从飞到日本买马桶到家门口买到高性价比的国货也已成为现实。

2017年,小米手机颓势退去,销量重回世界前五。2018年,雷军带着小米前往港交所上市,小米手机销量进入全球前四。2019年7月,小米入选财富世界500强,这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500强企业。去年在互联网服务与零售阵地,中美势均力敌,同样的3:3,阿里腾讯京东对阵亚马逊谷歌Facebook,而今年因为小米的加入,在互联网创新的高地上,中国首次反超美国。

上市之后,小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系列改革,包括十几次组织架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持续地国际化市场扩张,其品牌影响力慢慢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经历过低谷期“死”过一回的小米,已经具备了抗风险的基础能力,目前的小米也逐渐进入转型调整期。

当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梦想着四两拨千斤,先立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的时候,9年前,8个平均年龄43岁的老男人选择了最辛苦的“种地”模式,从挑战硬件制造开始,一步步向上爬。

人到中年,英雄渐白头,所幸俨然已杀出一条血路来,茹苦自励。

05. 良币小米

雷军和董明珠的10亿赌局中,格力以领先251亿元的优势战胜小米,董明珠似乎一直看不上雷军,但实际上,他俩是不同阶段的同一类人。

在线下渠道为王的年代,董明珠带领格力率先和各省一级的大经销商合资建立股份公司,并且保证地域排他性,不窜货,这是格力9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进入互联网渠道时代后,小米率先发起变革,通过互联网运营的方式重塑了整个商业模式中的渠道环节。

小米用互联网平台取代了相当一部分原来的线下渠道,并同样发力线下渠道。相对于传统经销商,小米之家的方式用户体验更好、数据都在自己手里、未来的流量运营更加得心应手。用渠道的角度看:工业时代整合渠道,互联网时代颠覆渠道,董明珠和雷军殊途同归。

但变革渠道、互联网造手机只是雷军的第一步,小米手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小米生态链的全面开花已经逐渐昭示了雷军的野心:向格力的技术为王看齐,革新中国制造山寨低廉的形象。硬件的这场变革如果进行顺利,小米会斩获一大批急需消费升级,提升生活品质的中产阶层。而早已耕耘多年的物联网和互联网服务,将帮助小米完成商业上的闭环,把想象空间进一步放大。

如果说1985年张瑞敏砸冰箱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觉醒,那2010年小米的诞生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12]。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小米的成功,是雷军的成功,更是时代的成功。

年轻的小米跟当今的中国很像,我们用30年时间筚路蓝缕赶上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征程,而小米采用一种创新模式,用了9年时间走完了其他企业十几年的初创之路。一个疯狂奔跑的人,过程中可能会掉鞋子,会衣衫不整,但调整之后还是要努力向前奔跑。因为踩对时代脉搏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绝对不能停下来[6]。

这正如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后庞大的中产阶级崛起,制造业面临着进一步转型升级,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机遇,竭力把产品做好,然后提升商业效率,如陨石般破空砸下的小米只是这个波澜壮阔时代背景色下的第一个。

没有中国制造的庞大基础,就不会有小米;没有中国互联网的创新环境,也不会有小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更多的小米,更多的世界级企业。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好看”吧~

注释:
[1]金错刀,看黎万强4年笔记:小米口碑的7个内部铁规[Z]
[2]金错刀,爆品战略[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老道消息,历史转折进程中的雷军[Z]
[4]褚亚玲,雷军:从金山软件到小米手机[M]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5]韩博,王如意,雷军的创业团[M]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小米生态链谷仓学院,小米生态链战地笔记[M]北京: 中信出版社
[7]小米纪录片,一团火
[8]第一财经周刊,离职员工忆2016年小米高层斗争,周光平被雷军”劝退”[Z]
[9]雷军:小米如何成功逆转[Z]
[10]陈润,唐新,小米传[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1]钛媒体:雷军:信命的“雷布斯”距离伟大有多远[Z]
[12]FT中文网:两位乔布斯信徒的厮杀:张小龙和雷军[Z]
[13]刘润,互联网+:小米案例版[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4]刘润,新零售:低价高效的赋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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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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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Han 吴晗冤案始末

CulRev 文革/词汇  | 2019.8.01 | 李辉| 六根

..

东厂胡同锦衣卫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住在东厂胡同。

这里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围颇有些值得经常走走的地方。从胡同北边出去,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中国美术馆。

由西往东,出胡同口,马路对面是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南边一点儿,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大楼和门市部,而往北走几步,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

隆福寺街上一个现在看来很寒酸的中国书店,这些年来,还真让我买到过一些很喜爱的旧书。东厂胡同的胡同东口,还有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和近代史所,也是读书人和学者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所收藏的图书,颇有些奇货,特别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图书馆还要齐全。

走在这样一条被文化团团环绕着的胡同,有时的确有一种安静和舒心的感觉。这当然还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进东厂胡同是在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胡同的称呼,虽然听人说这里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种新奇之外,我似乎对走在这条胡同里并没有过多的历史想象,或者别的什么特别感觉。

吴晗肖像

是吴晗和他的文章,让我突然对这个胡同产生了兴趣。

大约十年前,为撰写萧乾传,我走进了科学院情报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三十年代的《大公报》。在沈从文和萧乾编辑的文学副刊,我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踪影。

在翻阅泛黄的报纸时,《大公报》的“艺术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时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读到了吴晗的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因为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际,也因为凑巧我就坐在当年的东厂所在地,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尽管我的兴趣不在史学,但还是把本来会匆匆而过的目光挽留住,读起吴晗的文章。

文章我读得并不仔细,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一次匆匆的浏览,便使我对吴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对遥远时光里的东厂胡同,有了具体的印象。

许多考证和论述,读后都不大能记起,但吴晗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深夜里在密室喝酒谈心,喝至酒兴大发时,其中一人突然开口大骂宦官、东厂的头领魏忠贤。

其余三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还不等那人的骂声结束,就有东厂的探子冲进来,把四人捉去,并在魏忠贤面前把那位醉后大骂的人剥了皮。

过后,给另外三人赏钱放还,这一突发的惨状,把三人吓得变疯。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故事,吴晗选择它来说明东厂的淫威。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走到东厂胡同路口,目光顺着长长的胡同延伸,因吴晗的文章,我对那遥远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许多。我想象着,当年为撰写这篇关于东厂的论文。吴晗一定不止一次走进这条胡同。

那时的胡同,想必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他缓缓而行,在历史的陈迹中沉思。

从“文字狱”入手研究明代冤案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海瑞罢官》批判全国展开,文革序幕也由此拉开

三十年代年轻的吴晗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还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一九三四年六月)。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初叶的最大的党狱,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按照朱元璋罗织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过是和倭寇勾结,阴谋谋反等。

但吴晗在经过细致考证和研究之后发现,这完全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丞相胡惟庸所制造的一个冤案,从而为朱氏后代坐稳江山铺平道路。吴晗这样写到:“而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明显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

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功勋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

研究这个冤案、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吴晗,这一年只有二十五岁。

1965年12月15日整版讨论批判之一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智识分子”。就是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一九三三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

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与胡案有关的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永远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

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1965年12月25月整版讨论批判之二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有了对东林党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对文字狱的憎恨,有了对生与死的忧虑,吴晗写于四十年代的那本《朱元璋传》,才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吴晗成名作《朱元璋传》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历史传记,看起来,他自己也十分珍爱它,几十年里不断地修改它,早年吴晗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似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的性格刻划得如此透彻。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划,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豆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整版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对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绘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

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后得了大权,作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

在书写这样的词句时,年轻吴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紧很紧,他在为几百年前的那些蒙难的文人们叹息。

吴晗、费孝通等合著《皇权与绅权》封面

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当年欣喜地购到《碧血录》时,吴晗以敬重的心情回望着那些东林党人的影子。他们为魏忠贤杀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惨,《碧血录》中收集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等内容,在他面前铺展开一幅幅历史的惨状。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静到极点的智者,就不能不为之动容。

友人记忆中总是充满激情的吴晗,当年就是这样。他得到这本《碧血录》,感受最为深切的,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获得珍贵史料后的喜悦,而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现实参与性极为强烈的学者,对生与死的忧虑。

1965年12月30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

他在读完《碧血录》之后,当即在该书的末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上面那段话他写于一九三三年的二月,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在他的遗物中读到它。

《海瑞罢官》的来龙去脉

开始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五日。一个巧合,距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十日,正好整整三十年。那一天,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序幕由此拉开。

把自己的一部历史剧,和现实中的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确是吴晗意料不到的事。当年在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排出一个时间表,列出自己所写的一系列与海瑞有关的文章,无非是要证明他写第一篇论海瑞的文章时,庐山会议并没有召开,彭德怀也没有罢官。

毛泽东题赠吴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辩护有他的道理。

不过,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吴晗就发表了一篇《论海瑞》(195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与现实有关的话,这段话应该说颇能说明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政治上的明确态度。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

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人们阅读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资料场景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毫无疑问,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单行本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

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诚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

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

有的京剧行家就曾指出,《海瑞罢官》由于是新编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没有经过锤炼,所以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演员虽然是第一流的,可是让善于演诸葛亮,以台风潇洒飘逸著称的马连良去演刚正不阿,敢于冒死上谏的硬汉海瑞,让善于演包公戏,唱做醇厚稳重的裘盛戎去演老奸巨滑的巧宦徐阶,在角色上来了个阴阳颠倒,怎么演得好?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

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张文松先生是吴晗的朋友,他说他当时曾对吴晗写这样一个历史剧感到不解:写历史和写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行当,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偏要跳行呢?不过后来,另外一件事似乎让他对此有所明白。

他发现在写过《海瑞罢官》以后,吴晗似乎对于写京剧更热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吴晗,看到吴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浒》为题材的京剧脚本。“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一个中央负责同志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在这个剧本中添写一个女角色,因为那剧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单调了。

我听了很诧异,难道剧中人物可以凭空添撰吗?但他却是兴趣盎然地接受了任务,居然添写了一个武旦的角色。这剧本的名目是什么,早已忘却了,此后也似乎未曾演出过。”

一个和吴晗共事过的民盟老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

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时,他又一次详尽地讲述了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他的回忆,他的评说,使我不得不相信,创作《海瑞罢官》时的吴晗,不可能如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有影射现实的意图。

是的,不可能。吴晗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贯穿领袖的思想,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习惯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表着指导性的报告。

我找出他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历史人物评价》和《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不由好奇地做了一下统计。第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经典人物的语录多达十五处,字数达到将近一千五百字;第二篇文章中,引用了七处,字数也达到了将近一千三百字。

于是,读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着标准的制服,领扣扣得紧紧的,拿着秘书早就起草好的报告在不厌其烦地念着。这样的文章里,没有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早年细致的考证,他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在我看来,几乎都在重复着别人的声音。

他和郭沫若一样,也参加了为武则天、为曹操平反的论说,但那更多的也许是诠释,而非作为历史学家自己的理性寻找。

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当然很难听到历史和现实在他心中的回声。

罗尔纲难忘吴晗一片真情

历史学家罗尔纲永远不会忘记吴晗对自己的友谊。他们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是同行也是挚友。

罗尔纲一九六四年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了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他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

可是,吴晗却不。当罗尔纲批判最高潮的时候,吴晗和夫人袁震一齐到他家来安慰他,帮助他。吴晗对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并拿自己为例。说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

世态炎凉,使罗尔纲对吴晗的来访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划得全面些。”

可是,当吴晗遭遇批判时,谁还能前来看望他?

吴晗追悼会上合影,廖沫沙(前排中)、邓拓夫人丁一岚(前排左二)与吴晗亲友等

无人能来。所有的朋友,几乎都陷入了逆境之中。无人知道自己的过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自然也就无人知道自己的未来。

一年前,我在写“沧桑看云”之六《风落谁家——关于姚文元的随感》中,提到过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关于揪斗吴晗的回忆。这篇《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收在我编辑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中。我想这里还有必要再引录一次。

这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涌进吴晗家中的中学生,看到吴晗坐在窗边沙发上,大概是秘书在死命护卫着他。学生们扔书,吐唾沫,口号声、谩骂声几乎震耳欲聋。作者回忆:

我挤到吴晗旁边,看他慈眉善目,并不象坏蛋似的驴脸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马上又想到他反对伟大;领袖,于是又故作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他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前额上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

一会儿校长、书记来了,领着同学们在院子里开了个批判会,喊了几声口号就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同学在屋内写标语。我正拿着一条标语,不知往哪儿贴,窗外一个同学敲敲玻璃,用手往额上拍,意思是让我把标语贴在吴晗的额头上。我不忍心,但又想到阶级立场不能不坚定,就故作生气地拉过他面前的茶几,把标语贴在那上边了。

这大概是风暴初起时关于吴晗状况的唯一记录。

无休止的揪斗很快就降临他的头上。那么,我不不摘录几段人们的回忆。

吴晗一家四口人中的唯一幸存者、儿子吴彰回忆揪斗开始后的情景:

一度我们被迫划清界限——分家了。多年以后,从小被爸爸带大的姐姐说,她看到分家之前刹那间爸爸盯着她的眼光,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爸爸住在外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除去,姐姐瞒着别人悄悄给爸爸买大烧饼和香烟。妈妈怎么会不心疼爸爸呢?看到他喝凉水啃烧饼就轻声对姐姐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

和吴晗一起受批斗的张文松先生回忆:

又有一次,我们同被拉到通县去,时间是正午了,于是有人命令停车,例外地让我们进了路旁的小饭馆。我们对面而坐,不交一言。他要了一盘肉菜,一碗汤,吃得极有滋味,似乎完全忘掉了一路上的辛苦。他一路上抱膝蹲在车厢里,不时有人敲他的脑壳,我看到,他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好转过脸去不看。我本来已经心硬了,却又酸酸地对他怀着悲悯之情。
常任侠先生在文革后去看望廖沫沙先生,廖沫沙向他讲述了和吴晗在狱中的生活:

廖沫沙和吴晗被关在一起,每天同在一个窗口去拿难吃的牢饭,然后找两个空座位坐下。虽然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吃着,但不能说话。一则避免“黑串连’,二则吴晗恐怕已经发不出声音。因为有一次廖沫沙轻声地问话,他指着受伤的胸口,没有回答。以后就听说他去世了。瘀血在胸,骨鲠在喉,满腔忠愤,闷死狱中。

吴晗死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日子,四年零一个月。

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而在他被捕入狱离家的时候,儿子只有八岁,对爸爸朦胧的记忆,只是与批斗、抄家、生死离别紧紧连在一起。

1966年春天批判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吴晗走了。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的情形下,他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场所告别人间。

没有看到他在狱中为人们留下什么文字,我们无法得知,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是如何回望人生,是如何向往着窗外的世界。

一切都无法得知。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1784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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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伊藤博文日本马关谈判对话实录

2019.7.31 |  Feng Xuerong冯学荣翻译: 李鸿章伊藤博文日本马关谈判对话实录 |  LHZ 李鸿章 | Weng Tonghe |

Liu Zhaoxian: 甲午战前,李鸿章派人斡旋,赔偿日本几百万两银子停战。日本对战事没有把握,闻言大喜,立刻同意。翁同龢怂恿光绪开战:打赢了,翁是主战派;打输了,损失的是李鸿章的军队。
不知己,又不知彼,吾国国事多毁于爱国贼之手。三十年洋务,终成一梦。

  •  ..

甲午战争后期,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到了日本马关,和伊藤博文进行谈判,二人的谈话,中日双方的速记员均有记录,中方史料名为《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 事实上中日双方的记录我都读过,我惊叹双方速记员的精准,彼此都无愧于 “人肉录音机”的称号,中日各自记录的两份谈话录内容基本相符,双方印证之下,可见《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属于可信史料。

今天请读者跟随我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马关的谈判桌上,一起来听听当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谈了些什么,原文系文言文,我已将全文翻译成现代中文。

1
第一轮谈判(公历1895年3月20日)

伊藤博文:中堂您这次来日本,一路上还顺利吗?

李鸿章:还顺利,就是在成山停留了一天,承蒙您两位(指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岸上准备场所,感谢你们。

伊藤博文:这里位置比较偏僻,我们找不到与头等钦差(指李鸿章)您的身份相匹配的场所,实在是抱歉!

李鸿章:不敢不敢。

伊藤博文:今天我们首先要互相核查委任状。

(双方核对彼此之委任状)

陆奥宗光:我们天皇的委任状,您看了觉得怎样?

李鸿章:看了,没问题。我们(光绪)皇帝的委任状,您看可以吗?

伊藤博文:这次的委任状没有问题。

(李鸿章命随员罗丰禄宣读英文的《请停战书》,读毕交给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停战这件事,我明天答复你们。

伊藤博文:双方的委任状,我们彼此留档,可以吗?

李鸿章:没问题。

伊藤博文:贵国的委任状,行文挺好,就是缺了光绪皇帝的签名。

李鸿章:我国风俗与外国不同,我们用个人盖章,效力与签名一样。

伊藤博文:这次我就不较真了,但是贵国既然诚意与外国交好,为何不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指签名)?

李鸿章:我国皇帝从来不亲笔签名的,我也不好强求皇帝签名。

伊藤博文:上次贵国派张荫桓、邵友濂二位来日本谈和,(二人官阶太低),似乎没有诚意,这次中堂大人您来了,我们才相信贵国的诚意。

李鸿章:我国如果没有诚意,就不会派我来,我如果没有诚意,也不会来到这里。

伊藤博文:这次我们谈的是两国大事,影响深远,中堂大人见多识广,希望我们彼此能谈和成功、将来两国都受益匪浅。

李鸿章:在亚洲各国,中日两国最为相邻,又是同文,为何要结仇?今天的纠纷只是暂时的,长远来讲,还是以和好为上策,如果世代为仇,不但对中国没有好处,对日本也没有好处,您看欧洲各国,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彼此不轻易打仗,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应该学习欧洲,希望我们以亚洲大局为重,永远和好,这样我们黄种人才不会被白种人欺负啊。

伊藤博文:中堂大人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事实上这个话,十年前我在天津就已经对中堂大人说过,谁知道(两国关系)至今还是老样子,实在令人遗憾。

李鸿章:那时候听到您说这个,很佩服,也佩服您推动日本改革,使日本成为今天这样,但我中国的事情,受旧俗牵绊,未能如愿以偿,当时您劝我说中国地大人多,改革应以渐进为宜,转眼间十年了,我国还是老样子,我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贵国日本的军队,以西式练兵,兵精马壮,内政各项也日新月盛,这次我去北京和很多同僚聊天,也说到我国必须要变法才能自立啊。

伊藤博文:天助有德之人,如果贵国锐意奋发,老天一定会帮你们的,老天对待世人都是平等的,关键在于各国要自强。

李鸿章:您把日本治理得这么好,真的令人羡慕。

伊藤博文:中堂什么时候上岸住吧?那样更方便议事。

李鸿章:那就有劳阁下准备住所,我明天上午上岸。

伊藤博文:我们明天下午两点钟再谈吧。

李鸿章:两点半吧。我与您是老朋友了,你们二位(指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有话可以直说,不必客气,以办大事为重。

李鸿章:贵大臣(指伊藤博文)办事卓有成效,才华高超,心思缜密。

伊藤博文:(日本兴旺)是我们天皇的功劳,我没有什么功劳。

李鸿章:贵国天皇固然英明,但您的功劳也不小。

李鸿章:你们二位(指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家是在一个地方吗?

伊藤博文:没有。不在一起。

李鸿章:你们都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伊藤博文:陆外署(陆奥宗光)三天前就来了,我是昨天才到的,平时我在广岛和东京之间跑,坐火车要三十几个小时,办理军事、财政、外交等,也是忙死了。

李鸿章:贵国天皇现在在广岛游玩多久了?

伊藤博文:已经七个月了。

李鸿章:你们天皇勤政啊,令人敬仰。

伊藤博文:对啊,天皇什么都管,军事国事,每天的谕旨都是自己写。

李鸿章:这里和世界各地通电报吗?

伊藤博文:电报都通。

李鸿章:哦,那就好,我有电报要发回中国。

伊藤博文:上次贵国张荫桓大人来,我没有允许电报局给他发电报,这次您来不同,我会叫当地电报局给您照发。

李鸿章:当时还没开始谈嘛。

(李问年龄,伊藤博文答 55 岁,陆奥宗光答 52 岁)

(冯学荣评:这里有一个魔鬼细节:伊藤博文此时已经安排技术高手,破译李鸿章与北京的一切往来电报,所以稍后日方已经全部掌握中方的谈判底牌)

图:李鸿章

李鸿章:我今年 73 岁了,真没想到在这里和贵大臣重逢,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逍遥自在啊。

伊藤博文: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容易治理。而且日本有国会,办事很棘手。

李鸿章:贵国的国会,相当于我国的都察院。

伊藤博文:十年前我就劝您撤掉都察院,您当时对我说都察院制度从汉朝就有了,年代久远,要撤很难,但都察院都是些庸人,使国事难行,我觉得你们中国要学习西方,要大胆起用年富力强的人才,所有旧制度都要撤掉,贵国才有希望。

李鸿章:现在中国上下,不是没有明白时务的人,而是有关部门各自为政,互相制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人说了算。

伊藤博文:外面各省各部虽然不听话,但是总理衙门应该是由一人说了算嘛。

李鸿章:总理衙门官员虽然多,但老大是可以说了算。

伊藤博文:现在总理衙门的老大是谁?

李鸿章:恭亲王。(日本)大鸟和夏本两位大臣,现在在哪个职位?

伊藤博文:夏本在农商部做事,大鸟现在在枢密院做顾问,你们袁世凯现在在干什么?

李鸿章:他?回河南老家去了。

伊藤博文:他还在营务处吗?

李鸿章:他官小,无足轻重。

李鸿章:我们的委任状既然都交换了,我们就尽快开议(和平)条款吧。

伊藤博文:没问题。

2
第二轮谈判(公历1895年3月21日)

李鸿章:你们给我准备的住所很好,我住得很舒服,十分感谢。

陆奥宗光:我们本来还为您准备了厨师,是您推辞了,我只好遵命。

伊藤博文:昨天你们提到停战一事,我们的回复已经准备好了。

(日本书记官用英语朗读停战条款)

图:陆奥宗光

陆奥宗光:英语的叙述,比较清晰。

李鸿章:现在日本军队并未到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为什么在停战条款里面声明日军需要占据这些地方?

伊藤博文:是贵国要停战,所以我军应暂时占据这些地方,作为担保。

李鸿章:这三个地方中国部队较多,你们日军来占,那我们去哪?

伊藤博文:随便你们去哪,中日两军要事先划定中间地带。

李鸿章:两国军队相距太近,容易惹事生非,而且天津我国官员也很多,他们又退往何处呢?

伊藤博文:这是细则了,不必现在谈,您首先告诉我。对于停战条款,您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鸿章:细则也是要事先问清楚的,因为有些细节很重要,不得不事先说明白。

伊藤博文:您先仔细看看条款,然后再说吧。

李鸿章:天津是通商口岸,难道你们日本要管辖它?

伊藤博文:可以暂时交给日本管理。

李鸿章:日本兵到了天津,兵营将设在哪里?

伊藤博文:你们中方部队退出兵营,我们的兵就住进去,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另行建造兵营。

李鸿章:那…..你们是想待着不走了?

伊藤博文:这个要看停战多久了。

李鸿章:停战多久,是谁说了算?

伊藤博文:停战期间的长短是你我双方谈,但不能拖得太久。

李鸿章:既然待不久,我们何必要将这三处地方让出?且这些地方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倘若议和失败,那你们岂不是反客为主了?

伊藤博文:停战期满,谈和成功了,我们的兵自然会退出。

李鸿章: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您开的停战条款,未免逼人太甚了,可不可以另找其他办法?

伊藤博文:暂时没想到其他办法,现在两国交战,是你们要停战,那么我们当然要占据有利地点,我们才不会吃亏,按照国际惯例,停战有两种:一种是全面停战;一种是指定几个地方停战。中堂您说的是全面停战啊。

李鸿章:可不可以先议定某几个地方停战?

伊藤博文:那您老希望哪几个地方暂时停战呢?

李鸿章:承蒙贵国邀请,我来贵国谈和是诚心诚意的,我的国家也是诚意满满的,刚开始谈停战,您就开口要求占据我国三处险要地点(天津、山海关、大沽口),我身为直隶总督,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的辖区,您叫我的老脸往哪搁呢?试问伊藤大人,将心比心,如果换了您是我,您会怎样想?

伊藤博文:中堂您来日本谈和,此时两国并未停战,您为了贵国,希望停战,我为了日本,要停战的话,只能这么办。

李鸿章:希望您给个替代方案,以显示贵国真有和平诚意。

伊藤博文: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家大事与个人交情是两码事,停战是在打仗期间谈的,我是依照国际惯例提的方案。

李鸿章:我们两国既然要谈和,那么就应该停战,如果一边谈一边打,那么谈和的诚意在哪里呢?

伊藤博文:如果要停战的话,那么我们的条件不会变,如果您不认同,那么我们可以将停战一事搁置不谈,先谈别的。

李鸿章:如果说我们暂时不谈停战,先谈和平条款,您可以出示条款给我看看吗?

伊藤博文:中堂的意思是不同意停战条款?直接谈和平条款?

李鸿章:昨天会议上我已经说了,我们谈和坦率,从来不说假话,您所提出来的停战条件(日军占据天津、山海关、大沽口),我们实在很难答应。

伊藤博文:是中堂您先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才摆出那些条件,如果您不提停战,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先谈和平条款。

李鸿章:我们两人忠心为国,但也需要顾及大局,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准备和外国打仗,我们招的新兵,都还没有来得及训练,今天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中日两国是邻邦,怎么能长期相争?从长远看还是要和好,但是要和好,则需要给我们国家留个体面,否则我国上上下下一旦伤了心,则和平也很难持久,我说这个天津山海关,是北京的门户,请贵国的兵,不要攻击这些地方,否则北京震动,我国会很难堪,我也会很难为情,而且这次两国交战,其实是为了朝鲜,今天我军已经退到奉天(沈阳)了,贵国的兵也差不多杀到直隶了,如果贵国的部队不攻击天津山海关的话,则我们可以暂时不论停战,直接谈和平条款。

伊藤博文:今天的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也不是我的责任,战争一打起来,打到什么地步为止,谁能预料?其实从一开打,我就有心谈和,只是贵国一直没有谈和的诚意,从现在开始,战争的局面又将有大变化,所以只要贵国想停战,那么我们必须占据天津、大沽口、山海关为担保。

李鸿章:这样好吗?我签字同意这三个地方质押给贵国,但是贵国不必真的派兵占领,可不可以?

伊藤博文:那如果我们在停战期间谈和不成,这三个地方还不是要打?

(中方)参议:这样吧,我们不停战,但是在谈和的过程中,我们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日军不攻击这三个地方,可以吗?

伊藤博文:这样还不是一样交战?只要谈和未成一天,两国军队就互相攻击,很难指定不打哪里。

李鸿章:您把和平条款先亮给我们看看?

伊藤博文:那么停战一事,你们是谈?还是不谈了?

李鸿章:暂时搁置吧。

伊藤博文:你现在说不谈停战,但是等我们谈和平条款时,你们始终还是要提起(停战)的。

李鸿章:您不是说过吗?停战有两种,一种是全线停战,第二种是局部停战,我们要求贵军不攻击天津、山海关、大沽口,就是局部停战嘛。

伊藤博文:您其实是希望全线停战,但是我们日本兵分布很散,很难全线停战,而且您说的这些地方(天津、山海关、大沽口)停战,我仔细想了下,其实很难保证,而且局部停战只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会议,我们位处马关,离战场这么远,就没有必要谈局部停战了。

李鸿章:请贵大臣您出示和平条件。

伊藤博文:我说过了,请您首先确认,是不是不谈停战了?

李鸿章:贵方开出的停战条件,太过苛刻,我们做不到,但是贵国既然请我来了,就一定预备有议和条款,对不对?

伊藤博文:对的,我们的和平条件,已经拟好了。

李鸿章:那么就请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伊藤博文:那么停战一事,就真的不谈了?

(冯学荣点评:伊藤博文其实很希望李鸿章答应日方的停战条件,因为这样日军就可以掐住清廷的咽喉,则日方的谈判筹码就更多)

图:伊藤博文

李鸿章:停战条件,我方很难办到,而且您又没有替代方案,既然这样,我们就先谈谈和平条款吧。

伊藤博文:那么您提出的停战请求,您是撤回请求呢?还是声明不能接受停战条件?

李鸿章:如果我声明不能接受停战条件,贵方会怎样做?

伊藤博文:如果那样的话,谈和就要另找时间、重新安排了。

李鸿章:您的意思是还没有拿定主意?可是您刚才不是说和平条件已经拟好了吗?

伊藤博文:那就看您怎样回复我的停战条件了。

李鸿章:我打算回复说,停战条件我方很难接受,暂时搁置,请立即开始谈和平条件,这样行吗?

伊藤博文:中堂刚开始看到停战条件的时候,说仔细想想然后再回复,可是转眼间又说万万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请中堂您先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再回复我们吧。

李鸿章:那么就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吧。

伊藤博文:要多少天?

李鸿章:一个礼拜。

伊藤博文:太久了。

李鸿章:假如我回复说停战条件无法接受,那么您到底还和我议和不议和?

伊藤博文:还是请中堂您先将我方的停战条件仔细斟酌一下,要么您整个将停战要求撤回,我当作没有听到,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谈和平条件,我只是不希望您在谈和期间不断请求停战、停战、停战。

李鸿章:其实只要和平条件谈妥了,不用谈停战,自然也停战了。

伊藤博文:贵大臣您到底需要多少天答复我?

李鸿章:四天之后答复。

伊藤博文:最晚三天吧,而且是越快越好。

李鸿章:我希望贵国开出的和平条款,不要像停战条件这么过分。

伊藤博文:我认为不过分。

伊藤博文:太过分了,也谈不拢。

伊藤博文::我们两国派大臣会谈,意义正在于此。下一轮谈判,我们什么时候举行,我们可以提前约定。

李鸿章:让我好好想想。我的回复公文写好之后,是我亲自交给您呢?还是我派人送到您府上?

伊藤博文:随便,无所谓。

李鸿章:我回复公文写好之后,派人找您,再约下一轮谈话时间。

(伊藤博文问陆奥宗光,陆奥说对,这样办可以)

李鸿章:我只希望贵大臣以大局为重,您所提出的和平条款,千万不要超出我的权限。

伊藤博文:我也很愿意顾全大局,有益于中日两国,只是不知道贵国会怎样回应。

3
第三轮谈判(公历1895年3月24日)

李鸿章:上回谈的停战条件,我们已作答复。

(于是中方用中文朗读回复公文,并由李鸿章将答复文稿中英文,亲自交给伊藤博文,伊藤与其诸位部下对中英文的文本研究了好久)

伊藤博文:中堂对停战一事,搁置不提,对吗?

李鸿章:暂时搁置吧,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议和的。

(伊藤博文于是又仔细读李鸿章的复函,并与幕僚商榷,又拿起烟来抽,反复思考)

伊藤博文:其实在中堂您未动身之前,我和贵国一样,都清楚战争的形势,我也是诚心讲和,重修旧好的。

李鸿章:我已经老了,从来没有出过国,这次我国朝野鉴于形势,知道我和贵大臣您是老相识,所以特意派我来此,这也证明我国确实是诚心讲和,我无法推辞。

伊藤博文:这次谈和,所有条款一旦谈妥,必须遵照实行,我看历史上贵国与外国签订条约,曾经有不守信用的时候,这次战争事关重大,所以国家派我来与您谈,一旦我方允诺了条款,我方一定履行,希望贵国也要信守承诺。

李鸿章:您所说的是道光年间我国和外国刚刚发生交往的时候吧,其实自从咸丰、同治之后,我国和外国所签的条约,没有不守信用的,就说十几年前我国和俄国签的伊犁和约,尽管签的不太痛快,但是我们随后也谈妥了、也解决了问题。

伊藤博文:例如贵国和英国额尔金签署的条约(冯学荣注:此处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你们就没有守信用,这次你我都是国家的一等大臣,如果签署条约不履行,则有伤国家形象,而且必然还会再起战端,所以这次我们谈和,不单单是为了结束这次战争,而更是为了恢复往日的邦交,我是日本的总理,一旦签署了条约,一定守信用,也请中堂您也能恪守条约信用。

李鸿章:我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这次我进北京,皇上召见我很多次,就是因为此事重大,他对我有明白的指示,我前面也和贵大臣您说过了,您所提的条款,必须是在我的权限以内,如果可行,我立即答应,如果行不通的,我会告诉你有待商榷,现在就请您将和平条款出示给我看看吧。

伊藤博文:明天交给你看。

李鸿章:明天什么时候?

伊藤博文:时间你来定。

李鸿章:(早上)十点钟,可以吗?

(伊藤博文扭头问陆奥宗光,陆奥说可以,于是伊藤也说可以)

李鸿章:您所开出的和平条件,如果涉及到外国利益的,还请您谨慎一些。

伊藤博文:什么意思?

李鸿章:就是说,明天您给我看的和平条款,最好不要牵涉到外国的既得利益,否则我们会很难办,正是因为我们两国有交情,所以这一点,我不得不预先提醒您一下。

伊藤博文:哦,这次谈和是中日两国的事情,与别的国家无关。

李鸿章:去年我曾经请英国人帮忙调停,当时贵国不接受,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请外国人介入,今天我们两个人亲自谈,如果连我们两个都谈不拢,那么恐怕两国之间,也就真的没法谈了。

伊藤博文:万一谈不拢的话,贵国(光绪)皇帝也可以亲自裁定嘛,欧洲各国谈和,都是由皇帝亲自裁定的。

李鸿章:中国不行,不要说皇上,就算是恭亲王,他管理总理衙门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见过他亲自议和,我们两国打仗,其实迟早也是要和的,晚和不如早和,去年刚开始打的时候,我就苦苦劝你们谈和,所以今天谈,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伊藤博文:战争不是好事,但是有时候也无法避免。

李鸿章:能不打,岂不是更好吗?美国总统格兰特来天津时,和我交上朋友,他就说过:美国南北战争,死人无数,后来他当上总统,就轻易不发动战争,我也是这样劝我的同仁,当年中堂(曾国藩)打长毛(太平天国),战功赫赫,我也劝他不可轻易打仗,我也是反战的,这次(甲午)战争你也应该知道,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

伊藤博文:打仗是要死人的,但是有时候国家之间,受形势所迫,不得已也只能打。

李鸿章:打仗不是好人该干的事,况且今天武器技术进步,杀人更多,我老了,更是不忍心,贵大臣您还年轻,尚有雄心。

伊藤博文:其实这次在开打之初,那时候要谈和是挺简单的。

李鸿章:当时我也想谈和,可是有时候形势不允许,也很无奈。

伊藤博文:在开打之前我国开出(关于朝鲜)的条款其实现在看来都不是个事, 当时你们不答应,甚为可惜,开打之前,我们两国就像两个人,彼此只有几里路的距离,可是现在已经是几百英里了,回头已经太难。

李鸿章:终究也是要回头的,有贵大臣您来处理此事,有什么难的?

伊藤博文:相距几百英里,回头又要走几百英里了。

李鸿章:少走几英里,不也可以嘛,就算再走几千里,你们能将我们中国人民杀尽吗?

伊藤博文:我们日本万万没有(杀尽中国人)这种想法,所谓打仗,其实是两个国家拿出所有的兵器,互相轰击,互相削弱而已,它跟两国人民,并没有什么关系。

李鸿章:既然现在两国都愿意和平,自然可以不打了。

伊藤博文:我军现在驻守金州,差遣当地中国人帮我们做(搬运后勤等)事,他们比朝鲜人听话多了,而且干活也勤快,中国的百姓确实很好治理。

李鸿章:朝鲜人向来懒惰。

伊藤博文:我们招聘朝鲜人做挑夫,他们都不肯干,我军现在攻打台湾了,不知道台湾人的品性怎样?

李鸿章:台湾主要是潮州、漳州、泉州的移民,最为强悍。

伊藤博文:台湾还有生番。

李鸿章:生番大概占 60%,其余都是移民,您提及台湾,是想永久占据台湾吧, 难怪您不愿停战了,但是我想英国是不会甘心你们占据台湾的,我之前跟你说过,和平条款不要牵涉他国的利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守不住台湾,又怎样呢。

伊藤博文:对中国有害的,未必一定对英国有害。

李鸿章:你们倘若占了台湾,就与英国治下的香港为邻。

伊藤博文:我们两国打仗是我们的事,与第三国无关。

李鸿章:我听说了,英国不愿意别国占领台湾。

伊藤博文:贵国如果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肯定笑纳的。

李鸿章:我国已经在台湾设置了行省,不可能送给他国的,二十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本商人(冯学荣注:其实是琉球人)为名,出兵台湾,然后进北京议和,路过天津的时候,他对我说:中日两国是邻国,今天这件事,就像小孩子打架,一下子就和好了,甚至比以前更好。当时两国几乎要打起来,我当时极力主和,我说生番杀害日本商人,这件事与中国无关,不必因为这种小事和日本打起来。

伊藤博文:我总理各种政务,实在非常繁重。

李鸿章:这次我来议和,耽误贵大臣处理国政了,但是这次议和恐怕一时半会,还谈不完。

伊藤博文:我国的国事,由天皇签名之后,还需要我签名,一切尚待上奏的文件,我都要亲自过目,我今天来到这里,公事有人代理,唯独(谈和)这件大事,非我本人亲自处理不可。

李鸿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可能要在此地待很久了。

伊藤博文:各个办事部门还是在东京,只是公文办成之后,要寄到广岛,这次议和事关重大,(虽说)我一切国政事务交由他人代办,但我实在不能在此地久留。

李鸿章:我等您给我看您的和平条款吧。如果问题不大,我可以立马答应,否则的话,就要花时间细细商量了,如果那样的话,就要耽搁您更多时间了,还请恕罪。

伊藤博文:和平条件,两国人民都在苦苦盼望,敲定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像平时处理事务一样拖拖拉拉,因为两国的军队此时还在打仗,多耽搁一天,就多死好多人。

李鸿章:听说贵国天皇要去京都?

伊藤博文:还没定。广岛气候不太好,也许稍后会去。

(当天 3 月 24 日散会之后,李鸿章在返回住所途中,遭到日本愤青小山六之助的枪击,受伤住院,日本皇室慌忙安排医治并慰问,因此下一次谈判已经是 4 月 10 日,李鸿章康复之后)

4
第四轮谈判(公历1895年4月10日)

伊藤博文:今天再次见到中堂大人,而且看到您的枪伤已经康复,这是令人高兴呀。

李鸿章:这是贵国佐藤医生的功劳啊。

伊藤博文:佐藤医生给中堂治疗,见效真快,真令人欣慰。

李鸿章:听佐藤医生说,陆奥大臣(指陆奥宗光)发烧了,是吗?

伊藤博文:他的身体一向不太好,现在是春天,他患了流行感冒,我挺惦记他的。

李鸿章:他吃药了吗?有疗效吗?

伊藤博文:今天稍微退烧了些。

李鸿章:吃饭有胃口不?

伊藤博文:吃得不多,一个月之前,我也发烧了,现在已经好了,中堂您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李鸿章:还好,就是双腿有点发软。

伊藤博文:我的父母都八十岁了,身体都还挺好。

李鸿章:他们住在哪里?

伊藤博文:现在他们住在东京,我的出生和成长,都是在这里(指山口县)。

李鸿章:是长门市吗?离山口县(城)有多远?

伊藤博文:大约二十英里。

李鸿章:你们长门市出了好多人才啊。

伊藤博文:比不上贵国湖南和安徽两地出的人才多。

李鸿章:我们中国湖南有点像贵国的萨摩藩,人民最尚武;安徽则是有点像你们的长门市,可还是不能比,差得远了。

伊藤博文:这次(甲午)战争,是中国打输了,又不是安徽打输的。

李鸿章:我要是坐你的位置,恐怕办事成效比不上你啊。

伊藤博文:如果是你干我的工作,你一定能干得比我更好。

李鸿章:您在日本所做的一切,就是我想在中国做的,可是如果你要是我,你就会发现在中国改革之难,真是一言难尽。

伊藤博文:换了我在中国做事,那些当官也不会服我,总之职位高了,总有这样那样难办的事情,怕这怕那的,我们日本其实也是一样的。

李鸿章:贵国官场上下都是一条心,做什么事都容易。

伊藤博文:有时候也有很难办事的情形。

李鸿章:就算有分歧,贵国天皇能听得进良臣的忠告。

伊藤博文:(明治)天皇圣明,他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将那些陈规陋习,全部革除一新,所以才有今天的日本。

李鸿章:就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皇帝,你们当官的才大有所为啊。

伊藤博文:这多亏天皇英明,所以日本有才能的人,都能舒展所长,现在我们来谈正事吧,现在我们已经停战很久了,和平条款应当尽快敲定,我已经把我们原本的条款修改了一遍,懒得你我双方争辩、浪费时间,两个版本,原先的版本很长,而昨天我修改后的版本则短了一些,我知道中国有为难之处,所以我修改之后的条约,已经尽量减少对贵国的要求,可是删减的也不太多,我也有为难之处,所以中堂您今天看我给你的版本,你只有“同意”和“不同意” 两个选择。

(注:在李鸿章养伤期间,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通过文书来往,伊藤开价赔款三亿两,李鸿章还价一亿两,此轮谈判,伊藤博文再还价二亿两,并且声明不能再降,主要原因是伊藤博文破译了中方代表团的电报密码,已经掌握了中方的底线,而中方的底线正是二亿两,此时李鸿章全然不知自己的电报被破译,仍然试图垂死挣扎)

李鸿章:难道我就不能就条款发表一些意见吗(指讨价还价)?

伊藤博文:随便您怎么发表意见,总之这些要求已经不能再减了。

李鸿章:您也知道我国现在处境很为难,您提出的要求,要在我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

伊藤博文:实在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已经在我能做到的范围内,事先减去所有能够减去的要求,我懒得跟您争辩,否则我要给您看原版,那么你和我就要反复辩论十天,才能减到今天这个版本。

李鸿章:这个和平条件有没有中文版?

伊藤博文:英文版、日文版都有,中文的还没有完全翻译出来,只翻译了一部分。

(于是伊藤博文将条约英文稿交给中方,另外给了中文的三张纸,写的是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文)

伊藤博文:只有在赔款、割地、占领地三个主要条款有中文版。

(李鸿章认真读完三页中文纸)

李鸿章:我就先说说这三个条款吧,第一,赔款两亿两白银,数额太大,我国做不到。

伊藤博文:两亿两白银已经是减到不能再减了,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贵国只会赔的更多。

李鸿章:两亿两白银,我们给不起,再加码,那就更是给不起,请您减少一些。

伊藤博文:减不了,仗打过之后,就是这种后果了,没办法。

(注:李鸿章的电报设有密码,而且中文字的代码是保密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这段时间李鸿章和北京的往来电报,早就被伊藤博文的手下破译了,伊藤博文对中方谈判代表团的底线了如指掌,所以伊藤博文就懒得谈了,索性一次性把价格开到中方的底线,期望尽快达成协议、完成谈和,然而对这一切,李鸿章至死都蒙在鼓里,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电报会被日方破译)

李鸿章:上次你们把贵国的战费开销清单给我看,数额也是和这个(此处疑指一亿两)差不多,这次我们赔款,只能找外国借钱,加上利息,数额就更大,中国可真是没有办法还债啊。

伊藤博文:二十年还不清,你们可以分四十年还嘛,分期越多,负担就越小, 这本来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我也是顺便说说,您不要见怪。

李鸿章:四十年分期?换了是你,你会愿意借吗?

伊藤博文:我借不起,总之你们找洋人借钱,分期越久就越好。

李鸿章:从开战到现在,我们的国库早已经空了,找洋人借钱,一向是以二十年为限,您所说的四十年期限,只有找本国商户借款,才有可能借到。

伊藤博文:就算是外国人,借钱给你们,他也希望是长期分期。

李鸿章:外国借债,有一种做法是只付利息,永远不还本金的。

伊藤博文: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关键看各国信不信贵国,外国银行借钱出去,都希望是长期,所以我认为会有很多外国银行愿意借给贵国,不是吗?

李鸿章:中国打了败仗,声誉已经大大受损了。

伊藤博文: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财富,不会的。

李鸿章:我国虽然物产丰富,但是开发不了。

伊藤博文:你们中国领土有日本十倍那么大,而且中国的人口有四个亿,财源广得很,创造财富很容易,现在贵国患难,人才更是倍出,正好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开发财源。

李鸿章:索性我们中国请你来当我们的首相好了。

伊藤博文:这个要请示我们天皇了,我个人倒是挺乐意去的。

李鸿章:如果贵国天皇不批准您去当我们中国的首相,你就去不了,我们都是给皇帝打工的,所以也请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体谅我的处境,如果照二亿两白银这个数字,写进条约,外国就知道我们必须找他们借钱才能还债,到时候他们一定要挟我们、支付昂贵的利息,到时候我们借不到钱,还不上赔款,最终又是失信于贵国,到时候我们两国又只能重新开战,您又何苦对我国相逼 太甚呢。

伊藤博文:借钱还债,这是你们中国的事情,与我无关啊。

李鸿章:我们没钱偿还赔款啊,怎么办呢?

伊藤博文:正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贵国有困难,所以我们才减到这个数(从三亿两减到二亿两),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再减少了。

李鸿章:还是要请您再减少一些。

伊藤博文:实在是减不了。

李鸿章:首期赔款缴纳之后,剩下的款子以每年5%的利率收取利息,德国对法国就是这样算的,但是中国自从道光、咸丰年间以来,三次偿还英国和法国的军费,都没有计算利息,只是到期拖欠没还的时候,才加算利息的,贵国这笔钱,怎么能够参照西方各国的例子呢?

伊藤博文:如果全部赔款都能付清,自然不用计算利息。

李鸿章:但是二亿两白银,我国实在是给不起,这样好吗?我们每年给贵国支付5%的利息,本金就不用还了,可以吗?

伊藤博文: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相当于找我国(日本)借二亿两白银,我国没有这么多的钱出借。

李鸿章:贵国根本不需要实际借出本金,贵国只管收取利息即可。

(冯学荣点评:李鸿章这是要空手套白狼,除非伊藤博文是傻子,否则都不会答应,李鸿章是要将死马当活马来医,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伊藤博文:这个办不到。

李鸿章:(除了首期之外)余下的款项,可以加息,但是我们只支付利息,不实际偿还本金,这是我提出的办法,请您仔细考虑下。

伊藤博文:一般而言,打仗之后的赔款是要一次性付清的,这次我们之所以答应给你们分期付款,就已经是给了你们轻松了。

李鸿章:赔款一次性付清,世界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当年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赔款,也是分期支付的,现在我们中国先支付利息,等到我们慢慢筹集到足够的本金了,再支付本金,这样可以吗?

伊藤博文:这个也办不到。

李鸿章:既然这样办不到,那么(除了首期之外)余下的款子,就应该免息,这笔赔款本身就数额巨大,如果再加上利息,就相当于是赔款两次了。

伊藤博文:如果一次性付清,或者虽然分期,但是分期的期限较短的话,可以给你们免息。

李鸿章:我们的国库早就空了,必须要借外债,这样好吗?等我们借到了外债,到时候再将分期的年限缩短,行不行?

伊藤博文:条约内必须锁定还债分期的年限(意即不可随意更改)。

李鸿章:我们在条约内加上这么一句,说如果中国可以提前还清的话,余款就可以免息,好不好?

伊藤博文:如果能将款项付清的话,利息可以免掉。

李鸿章:首期我们付清了,就应该免息,而不论我们首期交了多少。

伊藤博文:首期应该交五千万两白银,此后一年内再交五千万两,如果第二年全部交清的话,可以免息。

李鸿章:如果第二年的钱我们交不清,余款可以免息吗?

李鸿章:看余款有多少,如果数字不大的话,就免掉利息怎样?

李鸿章:利息我们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次(甲午)战争,日本虽然打胜了,但是你们总没能强得过英国和法国吧?当年英国法国对中国,赔款都没有强行要求利息(此处疑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这次我们给你们日本支付分期利息,中国人一旦知道,舆论必然大哗,况且这次赔款本身数额就巨大,如果再加上利息,那就真的是不得了。

伊藤博文:看贵国能不能全数付清了。

李鸿章:只要您答应免息,一定全数付清,自不用劳烦阁下多说。

伊藤博文:所谓全部付清,也不是叫你们一次性付清,如果能在两年内(分期)付清,那么可以免掉你们的利息。

李鸿章:我无法答应,借债的权力不在于我,而是另有其人,到时如果能借到,自然能立马还清,日本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也不要欺人太甚、强迫我们办我们办不到的事情。

伊藤博文:您说办不到,是不是不同意的意思?

李鸿章:我这次来谈和是真心诚意的,不能说假话,办不到的事情,我不得不直说。

伊藤博文:从我给出的方案来看,我们已经尽力减少要求了。

李鸿章:再说割地一条,我看欧洲各国打仗的历史,没有战胜国要求将尚未占领之地全部割让的先例,德国的军队够强了吧?德国的兵都打到巴黎了,最后也只割了两个县那么点地方,剩下的都还给了法国,今天贵国(日本)要求割让奉天(沈阳)以南、日军所占领的整个辽东半岛,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事后欧洲各国一定会笑话你们的。

伊藤博文:欧洲各国打仗的历史多了,德国法国之战只是其中一例而已(意思是:欧洲国家也有割让未占之地的先例)。

李鸿章: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也曾经占领过中国的城市,但是从来没有强求割地的。

(冯学荣点评:弱国外交难,李鸿章这是在睁眼说瞎话,香港割让给英国就是一个先例,李鸿章其实是在不择手段忽悠伊藤博文,以求条件减少一分是一分)

伊藤博文:英国法国打你们,是另有所图,不能拿他们的例子来说我们(甲午战争)这件事。

李鸿章:您例如说辽东的营口,这是我们中国收取关税的重地,一向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贵国又要我们赔款,又要割占我们的关税重地(营口), 这是什么道理呢?

伊藤博文:营口的关税,也是出自当地货物(意思是并非源自外来货物)。

李鸿章:对嘛,你夺了我们的营口,你就占有了营口的物产和财富,不但这样,你们还要我们另外进行赔款,这又是什么道理嘛?

伊藤博文:这个,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李鸿章:就像养孩子一样嘛,你又要他长身体,又不给他喂奶,这样做,那孩子肯定是死路一条嘛。

伊藤博文:您怎么可以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李鸿章:今天我们中国贫弱,还真是如同一个吃奶的孩子,而且营口这个地方啊,你们割占了,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营口北部地方广大,物产丰富,贵国一旦割占了营口关,那么北部的物产只能从内地走陆路了,那么要纳内地的税,好了,从内地上船,再运到营口港,又要交一次关税,这样货物就很贵,贵了就滞销,滞销就停产,停产之后,(你们的)关税就没有了,而且营口北部的土产一旦走了内陆路线,中国的官员叫他们从别处出口、或者加重厘金税收,中国商人根本没有不听话的。

伊藤博文:这一点,未来我们两国可以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两国也可以和欧美各国共同商量,更何况将来我们拟定陆路通商章程,这一点应该也是要谈到的。

李鸿章:中国对自己的物产加税,是中国的内政事务,怎么可以和外国商量着办?所以说啊,你们割占营口,对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我建议你们不如再考虑别的地方,营口就算了吧。

伊藤博文:营口以北的地方,我们已经让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让了。

(冯学荣注:在李鸿章养伤期间,伊藤博文通过文书来往,提出的原方案是割让北纬 41 度线以南的辽东半岛,这次是修正方案,伊藤博文的确已经作出让步)

李鸿章:还有台湾岛,日本部队并未攻占台湾,为何要割让台湾岛?

伊藤博文:台湾岛是我们两国商量割让之地,与日本部队是否已经攻占,并无逻辑联系。

李鸿章:如果我们不答应割让台湾岛呢,你们又怎样?

伊藤博文:如果必须要日本兵攻占的地方,贵国才肯割让,那么如果我们的兵从山东省一路杀进内地,攻占你们几个省,你们怎么办?

李鸿章:那是你们日本发明的新做法了,部队攻破的地方,西方各国从来没有全部占领的,你日本要是那样做,岂不是要让西方各国笑话你?

伊藤博文:那你们为什么将黑龙江、吉林的故土割让给俄国呢?

(冯学荣点评: 伊藤博文此处应指的是中俄《北京条约》)

李鸿章:我国和俄国的《北京条约》不是因为打仗而签的。

伊藤博文:台湾难道是吗?我们两国有在台湾打仗吗?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李鸿章:我国割让给俄国的土地,其实是少数民族的边疆地带,不但荒凉贫瘠,而且人烟稀少,台湾不同,我国在台湾已经设置了行政省份,人烟稠密,二者根本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任何一寸土地,都是你们皇帝的土地,根本不分什么荒凉与繁荣。

李鸿章:你这样是不是欺负我老了、分不清世间事物的区别了?

伊藤博文:哪里?你谈起这个话题,我不能不作答。

李鸿章:总之,现在就是三件事:1、二亿两白银太贵,请您减一些;2、营口不能割让;3、台湾也不能割让。

伊藤博文:这样就算我们两人意见不合了,我今天将改订之后的条款交给贵方审阅,能减的就这么多了,时间仓促,不能再折腾了,如果贵方能答应就好,如果不能答应,那么我就当作你们拒绝和平条约了。

李鸿章:难道我就不能辩驳一下吗?

伊藤博文:您尽管辩驳,总之我这些条件就是没有办法再减少了,我知道您希望能尽快签定和平,其实我也是,我们广岛有六十多艘战舰停泊在港口,总共有二万吨的吨位,今天已经有好几艘船开出去了,兵员和辎重都齐备,我们这些战舰之所以不马上开赴战场,就是因为我们主动停战了而已。

李鸿章:贵方宣布停战的期限即将届满,请问能不能延展一段时间?

伊藤博文:如果我们和平条约签好了,停战可以展期,否则不能展期。

李鸿章:当年德国和法国两国交战,一度停战,而且停战延展了十天。

伊藤博文:时势不同罢了,当时法国没有皇帝,什么事情都要靠议员,靠议会开会讨论,还要选总统,又要派遣使节,所以耽误了时间而已。

李鸿章:贵方的要求,我们大体上都已经满足了,有争议的就只剩这么几条了,如果贵国不停战的话,我们的谈和又怎能顺利开展?

伊藤博文:停战的期限只有十天,今天这些条款,请你们尽快决定,行还是不行?三天之后下午四点半,请你答复我。

李鸿章:既然尚有谈不拢之处,我们就应当继续谈嘛。

伊藤博文:三天之后,如果贵方同意条款,请立即复函,我们还要预备签署条约的事宜,而且双方还要安排签章,这些都要耽误好几天的时间。

李鸿章:复函就不必了,只要我们同意了,我见面跟你说一声就行,可以马上签约,但是三天时间肯定是不够,我直接告诉你吧:我还要发电报回北京请示(皇上),你不能给我设定答复期限。

伊藤博文:那北京一旦回复批准你了,你就可以办了嘛。

李鸿章:我请示北京之后,再和您谈谈,总之我一接到北京的指导意见,再来约您。

伊藤博文: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必须要设定一个答复期限。

李鸿章:最多四到五天,总之不会超过停战期限。

伊藤博文:贵国皇帝三天内应该会给您回电报的。

李鸿章:这件事十分重大,还需要商量,今天您提到的这些条件,我之前都有接到过(北京的)指导方针,我不能做主。

伊藤博文:五天太久了,我们等不了。

李鸿章:停战期限届满距离今天还有十天嘛。

伊藤博文:说是十天,但我要提前通知我们前线的官兵(准备开打)。

李鸿章:停战期限,你们前线的官兵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伊藤博文:我们前线的军官随时都在打听我们这次谈判的进展。

李鸿章:毕竟停战还有十天,再谈一次,就可以定局了,而且您给的条约草稿,篇幅较长,又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只有这三页纸,我们今晚还要加班加点,对全稿进行翻译,然后才能发电报回北京,我想过四天就应该能有答复,最晚不过五天时间。

伊藤博文:北京回电,我相信三天足够了。

李鸿章:一旦有回音,我马上约您面谈,请问还是在这个会议室谈吗?还是请您光临寒舍来谈?

伊藤博文:随中堂您的便,当然这个会议室更好一些。

李鸿章:赔款还请您再减少五千万两白银,另外,台湾不能割让。

伊藤博文: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派兵攻打台湾了。

李鸿章:你我两国是邻国,不必这样闹翻脸,总要和好为妙。

伊藤博文:赔款、割地,这些其实都是债务,只要债务还清了,两国自然可以和好。

李鸿章:你们索债,索得也太狠了,就算能谈和成功,我们也是不服的,刚才我给您提出的修正案,句句都出自我的至诚,贵大臣怪我不应该那样说话, 但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台湾不好打,法国上次打台湾,都打不下来(指中法战争),台湾沿海风浪很大,而且台湾人民非常强悍。

伊藤博文:我们的海军,什么样的苦都能吃,去年你们中国东北特别冷,人们一开始都以为我们的兵挨不了那样的寒冷,可是一个冬天过去了,我们的兵并不见得吃了气候什么亏,反而是处处得胜。

李鸿章:台湾瘴气(疟疾)横行,以前你们日本兵不是打过一次台湾吗?当时伤亡甚多,所以现在台湾人民许多人都抽鸦片,来预防瘴气(疟疾)。

(注:李鸿章此处提到的“日本打过一次台湾”,应该指的是 1874 年牡丹社事件)

伊藤博文:您走着瞧,日后台湾归了我国,我一定在台湾禁绝鸦片。

李鸿章:台湾人民抽鸦片,由来已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伊藤博文:哪里?鸦片还没诞生的时候,台湾岛上就已经有居民了,我们日本一向禁绝鸦片进口,所以我们日本没有人抽鸦片的。

李鸿章:十分佩服!

伊藤博文:禁烟这件事,我以前曾经与你们阎相国谈过,他也是这么看的。

(注:伊藤博文这里提到的“阎相国”,是不是指的阎敬铭?不能确定,但这一细节无关紧要,可以忽略)

李鸿章:英国人向我中国进口鸦片,是以“洋药”的名义输入的,而且我国以“加税”的方式、间接承认了它的合法性,这还能怎么禁呢?

伊藤博文:贵国对英国鸦片加征的进口税,加得太少了,就是再加两倍,也不算过分。

李鸿章:(加税)我们已经提了好多次了,英国人不同意啊。

伊藤博文:一个人一旦抽了鸦片,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你们的兵就不可能有很强的战斗力。

李鸿章:(禁烟)这件事我们受英国人压迫,很难禁得了。

伊藤博文:贵国应当先立法、禁止国民抽鸦片,这样一来,外国的鸦片自然进不来了。

(李鸿章起席、与伊藤博文道别,两人握手的时候,李鸿章再次请求伊藤博文 减少赔款,伊藤博文一边笑一边摇头,说:实在不能再减了。散会)

5
第五轮谈判(公历1895年4月15日,日本马关,春帆楼(酒楼))

李鸿章:陆奥大臣的身体康复了吗?(指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时患春季流感)

伊藤博文:好了一点,他自己说要来(参加本次谈判),但是佐藤医生劝他安心养病、不要外出。

李鸿章:佐藤医生今天早上也见了我,他也说了陆奥大臣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最好不要外出吹风,昨天我派经方(指李经方,原系李鸿章的侄子,过继为儿子)去了您处商谈和平条约各款,您一一回复谢绝了,您还是毫不放松、一点都不肯相让啊!

伊藤博文:我早就说过了,我们已经让步到尽头了,这个条约草案已经是定案了,万万不能修改了,我也觉得很遗憾。

图:中日谈判代表在春帆楼和谈会议室

李鸿章:我现在已经接到北京方面给我的指示了,说要我“酌情办理”,这件事(割地赔款)是真的不好办啊,我想请您帮我“酌情办理”一下?我真的不知道怎样“酌情办理”才好。

伊藤博文:换了我是你,我也会感到十分难办。

李鸿章:您在日本,说一就是一,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伊藤博文:哪有?朝野各界也时不时有对我批评指责的。

李鸿章:总之是比我在中国好,骂我的人可多了。

伊藤博文:根本不是,我的处境根本比不上你,您在中国位高权重,地位无人可以撼动,然而我们日本有国会,我做事只要有一处闪失,国会就要弹劾我。

李鸿章:去年北京有许多许多的人在皇上面前弹劾我,说我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好朋友的关系,其实他们弹劾得对啊,今天我和你谈判签约,难道不就是明证吗?

伊藤博文:那些弹劾你的人,都是无知之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们应该知道自己错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后悔当年弹劾您。

李鸿章:今天您要我签这种条约(指《马关条约》),条款凶狠至极,一旦我签字了,我回国又要被骂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图: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伊藤博文:那些人爱胡说八道,就随他们好了,像今天(签《马关条约》)这样的重任,他们也没有担当的分量,中国只有中堂您(指李鸿章)一个人,才能担当这个重任。

李鸿章:我签字之后,他们(指中国诸位大臣)又要弹劾我、对我群起而攻之。

伊藤博文:说风凉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们日本也有。

李鸿章:暂且不说这些了,这次皇上(指光绪皇帝)叫我“酌情处理”,如果您能将草约的条件再减少一些,我就敢担当这个重任,请您替我想想,哪些地 方可以稍微让步一下,例如赔款和割地这两条,还是要请您再减让一些,只要稍微减让一些,我可以马上签约。

伊藤博文:我早就说了,无法再减了,昨天我也告诉了贵方李经方代表,我们已经让步到尽头了,不然的话,我和你开四五次会议,逐次减让,让到今天的地步,结果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我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一次性减到最低,同时也是为了节省会议时间,谈判议和与到菜市场买菜不同,讨价还价的,根本有失体面。

李鸿章:前些天临别的时候,我说请您在赔款一条再减五千万两白银,当时我看您的意思,是可以减让的,今天如果您减让五千万两白银,则条约就可以马上敲定。

伊藤博文:我方如果是可以减让的话,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您来提,我早就减让了,该让的,我都已经让了。

李鸿章:如果说减让五千万两不行,那么减让二千万两,怎么样?我这里有一份贵国发行的《时事新报》,上面刊登的文章说贵国(甲午战争)的军费只花了八千万日元,这种说法也许不足为凭,但是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伊藤博文从李鸿章手中接过《时事新报》,仔细阅读相关报道)

伊藤博文:这份日本报纸的言论,都是与国家作对的,根本不可信。

李鸿章:这份报纸反不反动,我们就不争论了,总之,是要请您再减让一些,这样就好。

伊藤博文:我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花费,超过这个数字(八千万日元)。

李鸿章:请您稍微减让一些,我就可以马上签约,只要您减让了,我会发电报回国,我们国家会记得您的情分。

伊藤博文:能减让的,已经都让了。

李鸿章:依据条约割让给贵国的土地很大,财源广得很,请您从大处着想,不必只盯着眼前这二亿两白银。

伊藤博文:您说的这些财源,都是未来的事情,不可以纳入这次的赔款,两码事。

李鸿章:割地带给贵国的财源是源源不断的,而现在这二亿两白银,和割地的财源相比,并不太重要。

伊藤博文:将来我们开发这些土地(指辽东、台湾)的财富,其实都是再投资到本土产业之上,不会有现金盈余。

李鸿章:土地的财源远远不止于此,贵国得地之后,肯定会更加兴旺。

伊藤博文:我们去开发这些地方(辽东、台湾)的资源,本身也是要花费金钱成本的。

李鸿章:我就拿台湾说吧,中国人不善于经营实业,事实上台湾有煤矿,有煤油,有金矿,如果换了我是台湾的巡抚,我肯定一一挖掘。

伊藤博文:我们即便去开发这些矿产,也是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给中国人。

李鸿章:那中国的中间商也要用钱跟你们买呀,总不能白给吧?

伊藤博文:这些地方都是未开发的地区,我们必须投入巨资,才能开采有成。

李鸿章:成本越高,利润越少。何妨将赔款再减少一些,将来你们开发的资源和财富,很容易就能弥补回来,您答应减让了,我国向外借债,也相对容易一些,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有外国人说愿意以台湾为抵押品,贷款二千万金镑给我国,后来我来日本议和,他们都知道日本想要台湾,这件事才搁起不谈了,您想想,台湾单单是抵押,就值这么多钱,更何况是出售?出售的价格更高。

伊藤博文:你们中国地大物博,借钱很容易的。

李鸿章:无论如何,都请您再减几千万两白银,您不必如此口紧的。

伊藤博文:说过很多次了,无法再减让了。

李鸿章: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您出手太狠,让我很难办。

伊藤博文:这不是平时轻松谈事,这是打过仗之后的谈和。

李鸿章:既然是讲和,就要彼此妥协,您办事太狠,才干太大了!

伊藤博文:这不是我的才干问题,而是打过仗之后的大势使然,不得不这样办,我要与中堂您比才华,我万万比不上。

李鸿章:既然赔款一分钱都不能让,那么割地方面可以减少一些吗?总不能一毛不拔吧?

伊藤博文:割地、赔款,都不能减,我已经多次表明,这个草案已经是最终方案了,已经让到尽头了,一点都不能再让了。

李鸿章:我并非没有签约诚意,不过是请您再少一些,如果稍微再少一些, 我立马就可以定约,如果您能做到,那就是对我的情分,我回国之后,必定会记住您的情义。

伊藤博文:我已经减了一亿两白银,这就已经是我的情义了,昨天我已经告诉李经方先生,我们的初稿本身是一点都不能修改的,后来是念及我和中堂您多年的交情,所以才减少了一亿两白银。

(注:伊藤博文原开价 3 亿两,后来减让了 1 亿两,现在是 2 亿两)

李鸿章:您如此手紧,将来我也许要记仇啊。

伊藤博文:我与中堂您交情最深,早前减让一亿两白银,日本人民一定会骂我, 但是我为了和您的交情,我愿意挨骂,请您于停战期满之前,赶紧敲定条约,不然的话,赔款只会更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志,这是日本全国人民的意志。

李鸿章:既然赔款本金少不了,那么利息总可以免了吧?

伊藤博文: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条约签署之后一年之内,分两期各偿还五千万两白银,然后第二年将余款一亿两白银还清,则利息可以全免。

李鸿章:万一到期了,我们借不到钱,不给本金,只付利息可以吗?

伊藤博文:不行。这个你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一次了,只给利息,不给本金,这就相当于是日本借钱给贵国,我们日本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李鸿章:你们日本没有财力,那我们中国更是没有钱啊,这次(甲午)战争开战以后,你们日本都没有找外国借钱,而我们中国则已经找外国借了好几回了, 这就是你们日本比中国有钱的明证。

伊藤博文:并不是由于日本比中国有钱,只是我们国家稍微懂一点点理财之道而已。

李鸿章:那么我们就要向你们日本学习理财之道了,可是就现在来说,中国很穷,要借钱,很不容易。

伊藤博文:依我看,挺容易,根本一点都不难。

李鸿章:找谁借呢?我们现在是毫无头绪,要等我回国之后,再和他们商量,这样行不?如果三年之内,我们将本金全部还清,那么可以免掉所有的利息吗?

伊藤博文:如果贵国三年之内可以还清所有的本金,则利息就全免。

李鸿章:条约内可以写明,如果三年之后还清,怎样怎样,这只不过是灵活用语,只是为了体面而已,我们并不会多占什么便宜。

伊藤博文:条约可以这样写,首期交清之后,余款要计算利息,如果三年之内不能交清,那么从前免掉的利息,就要补交。

李鸿章:不如这样写,三年内交清,免息,如果三年内没能交清,则所有的款项都要补交利息。

伊藤博文:所有款项一并补交利息,好像不太好计算。

李鸿章:不如干脆这样,二亿两白银,减去两千万两,抵偿利息,余下的的一亿八千万两白银,依照你草约内计算利息的办法,这样岂不是更好计算?

伊藤博文:不行,三年内交清免息,这个要在条约内写清楚,以免日后合同纠纷。

李鸿章:我们借钱都还没谱,怎能将交款期限预定呢?

伊藤博文:我也担心你们两年内筹不到款,所以我在原稿里,将还债期限延长到七年之久。

李鸿章:请您减免两千万两白银,这样我们中国就可以少借两千万两白银了。

伊藤博文:不行。绝对不行。

李鸿章:三年内还清免息,不必写进条约,可以附一个实施细则。

伊藤博文:不行,这种事要在条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李鸿章:请您将条约第四个条款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伊藤博文:要写明三年内还清免息,如果还不清的话怎么办?也要写明。

李鸿章:可以加一句灵活的,说如果三年内还不清,就怎样怎样。

伊藤博文:必须要写明白,到期还不清怎么办。

李鸿章:我们借钱的权力是另有其人,要借到钱了,才能写清楚。

伊藤博文:那就只好依照原来草稿的措辞了。

李鸿章:我们以前给英法两国的赔款,都只是写明到期不还的情况下才有罚息,而现在您一开始就索要利息,是不是有点儿太没人情味了?

伊藤博文:英国法国有钱得很,所以他们不在乎你们的利息。

李鸿章:你们想钱是想疯了吧,赔款狮子大开口,而且利息又高。

伊藤博文:你们当年和英法联军打仗,英法两国出兵并不多,而我们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出兵很多。

李鸿章:英法联军时候,英军中许多其实是印度(英属殖民地)兵。

伊藤博文:印度兵不多,主要还是英国兵。

李鸿章:直接把“三年内还清免息”添加到原稿里面,可以吗?

(伊藤博文想了好久)

伊藤博文:你们要想免息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三年内利息照交,如果三年内真的可以还清本金的话,那么已经缴纳的利息,可以抵扣本金。

李鸿章:是不是如果我们三年内全部还清、而且也缴纳了利息,可以将已经缴纳的利息抵扣作本金?

伊藤博文:譬如说签约后六个月内,先交五千万两,再过六个月,又交五千万两,这时候要按照一亿两白银的本金来计算利息,第三、四期的付款,也是这 样算,如果三年届满,你们将所有的余款都交清了,那么头两年半所交的利息,就可以用来抵扣应缴的余款,只是说这里的“三年”是指从签约换约之后开始算。

李鸿章:那么我们可以将三年之内如果能将全款等等云云之类,写明白,请您过目之后,就可以添加到条约第四款中去。

(伊藤博文和随员商量片刻)

伊藤博文:可以添进去。

李鸿章:还是有几条和您商榷,并不是要增减内容,只是要将条约里面的意思说明白,以免将来产生条约纠纷,例如说辽河口的界线,这条线一到营口的辽河,就顺流而下,直通大海,所以我们应该以河中心为界线,这符合国际公法,凡是以河流为国界的,都是以河中心为界。

伊藤博文:将来我们两国人员现场勘界的时候,可以划定。

李鸿章:那么就请将这一点添加到条约第二款的第二项下面。

伊藤博文:说得对,可以加。

李鸿章:还有条约第五款,两年后割地之处中国人不迁出的,视为日本臣民,应该加上一条:但是如果有物业在割地之内,而人迁出的,两年后物业应该由日本政府提供保护,应和日本臣民的物产一视同仁。

伊藤博文:这个不行,依照我们日本现在和西方各国签署的条约,外国人不可以在日本购置物业。

李鸿章:我所说的是割让地面上原本属于中国人的物业,和外国人后来购置的物业不同。

伊藤博文:这个与日本的法律冲突,不好办,一旦开了这个口,就会给外国人口实。

李鸿章:割地之处中国人的物业,都是祖先留下来的,可以依照法律缴纳物业 税,有什么难办的呢?中国人都可以跨县购置物业。

伊藤博文:中国人跨县购置物业,与外国人到国内来购置物业,不是一回事, 如果日本允许中国人在日本的土地上购置物业,那么外国人必定也要求一视同仁,到时我们就难办了。

李鸿章:如果台湾的中国人不肯迁走,也不愿意变卖物业,那么日后你们日本政府出了告示,到时候要闹出事来,可与中国无关哦。

伊藤博文:土地一旦经过割让,日后就是我们日本的责任,不用您操心。

李鸿章:我刚刚接到台湾巡抚发来的电报,说台湾人民听说台湾要割让给日本,群情汹涌,都说誓死不做日本人。

伊藤博文:随便他们鼓噪,我自有对付的办法。

李鸿章:我这样说不是恐吓您,而是出于好意,直言相告的。

伊藤博文:我也听说了。

李鸿章:台湾人民谋杀官员,聚众闹事,是常有的事,你们接管台湾之后,日后就不能怪我了。

伊藤博文:中国一旦将台湾的统治权让出,日后就是日本的事情。

李鸿章:还是要在先声明。

伊藤博文:你们中国只需要将台湾的官员撤走、将台湾的驻军撤走,就可以了。

李鸿章:绿营的士兵不能撤走,驻防的部队可以撤走。

(伊藤博文读免息一条的英文翻译,并与中文进行核对)

伊藤博文:可以了,就按这个翻译添加进去。

李鸿章:台湾这个地方的官员和乡绅,要做工作,所以你们应该给我们六个月的时间,再进行交接,这个应该写进条约。

伊藤博文:我本来的计划是签约之后几个礼拜之内,就派兵接收台湾。

李鸿章:贵国可以派人与台湾巡抚洽商,以将交接事宜办的清清楚楚。

伊藤博文:我们换约之后,还请你们中国政府出台告示,告诉台湾民众,日本即将派官员和部队到台湾接管,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一切的武器,都要暂行收管。

李鸿章:日本会派文官去吗?

伊藤博文:对,也会派文官。

李鸿章:领土交接是一件大事,应该先订好具体的办事大纲,日后照办,避免纠纷。

伊藤博文:我们不能等六个月之后才去接管台湾,换约之后,我们会立即派人去台湾,开始筹备办理交接事宜。

李鸿章:我们可以在条约内说明,换约之后,两国商订台湾交接办事大纲。

伊藤博文:早就写好了,在这里,就是为了台湾而草的,你看看。

(说罢,伊藤博文将台湾交接事宜大纲的日文版、英文版交给李鸿章,李鸿章看日文,说看不懂,于是叫部下口译英文版,部下说了大略:一切堡垒、枪炮与政府物品,都交给日本武官接管,所有中国兵的行李和个人物品可以随身带走,日本官员指定一个地方,让中国兵暂时居住,直至调回大陆,中国应限期撤兵,撤兵费用自己承担,撤兵之后,日本官员将洋枪送还中方,然后派文官治理台湾,公家产业由日本政府接管,其余细节,由中日两国文武官员商定, 云云)

李鸿章:这是换约之后的事情了,这个不归我管。

伊藤博文:中堂大人您连改期都有权,这个交接细则与和平条约同样重要,怎么能说不归您管呢?

(冯学荣评:听李鸿章说他对台湾交接一事撒手不管,伊藤博文感到十分紧张, 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态度反日,而李鸿章无论怎么说都属于当时中国官员里面相对好打交道的,所以伊藤博文希望李鸿章负责到底,不但割让台湾,而且还要主持台湾的交接事宜)

李鸿章:这些都是换约之后才应该谈的事情,与日后的中日两国通商水陆章程等事情,可以一并商议。

伊藤博文:台湾交接,这是目前最要紧、最紧急的事情。

李鸿章:这个要等(马关条约)换约以后,再进行商议,您要知道,台湾巡抚不归我管,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有这个权力管他,台湾交接一事,应当在总理衙门商议,我现在和您谈的,不过是将台湾割让给你们日本而已,或许这样也可以,等到换约的时候,可以另行订立台湾交接简明章程。

伊藤博文:这样纯粹是浪费时间。

李鸿章:在没换约之前,还不能这么说,台湾仍然属于中国。

伊藤博文:这个你倒说的对。

李鸿章:要么我们在条约里约定:台湾交接事宜,等本约互换批准之后,两国再另行商议。

(冯学荣评:李鸿章这是在尽量为中国拖延台湾交接的时间)

伊藤博文:既然这样,我马上派兵前往台湾,幸亏台湾不在停战声明的地域范围之内。

(冯学荣评:伊藤博文这句是赌气话,意思是你故意拖延我,那么我就派兵打,不跟你客气)

李鸿章:既然你们出兵,那么我们可以在(马关)条约里删除有关台湾的内容, 就让你们日本出兵自己去拿好了。

(冯学荣评:李鸿章这句也是赌气话,意思是你要打,你去打好了)

伊藤博文:为什么台湾交接的时间不能提前限定?

(冯学荣评:伊藤博文其实也不想谈崩,他看自己没吓倒李鸿章,于是语气立马恢复正常,回归商量的口吻)

李鸿章:这事真不归我管。

伊藤博文:六个月交接台湾,时间太久了,和平条约换约之后,你们的总理衙门可不可以马上订立章程,说条约一经互换,台湾马上交给日本?

李鸿章:给是给日本,但是在交接之前,还是需要另行订立交接办法。

伊藤博文:根本不需要什么交接办法,你们中国只需要将台湾岛内的中国兵全部撤走即可。

(冯学荣评:伊藤博文很警觉,他知道割让这么大片领土是一件大事,宜迅速解决,不宜长拖,以免夜长梦多,以防各种变数)

李鸿章:如果说台湾交接不需要章程的话,那么你刚才给我看的细则又是怎么回事?

伊藤博文:我刚才给您看的细则,只有寥寥几条,而且都是请你们撤兵的,你说台湾要拖延六个月之后才转交给日本,这也太久了吧?

李鸿章:这样吧好不好,我们换约之后,各自派出代表,议定交接章程。

伊藤博文: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约定一个期限呢?

李鸿章:不用。

伊藤博文:和平条约一经换约,台湾马上交接。

李鸿章:难道就不用订立交接章程吗?

伊藤博文:限定一个月之内,够了没?

李鸿章:可以这样定: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一个月内,中日两国派代表商议台湾交接章程。

伊藤博文:不行,不是“一个月内商议”,而是“一个月内交接完毕”。

李鸿章:你刚刚不是说了,贵国会指派文官去台湾,既然这样,贵国为何不指派几个文官,去找中国台湾的巡抚(唐景崧)另行协商交接事宜呢?

图:唐景崧

伊藤博文:我让(助理)伊东用英文写好:换约之后一个月内,中日两国各派代表,办理台湾交接事宜。

李鸿章:一个月的时间,太仓促了,总理衙门和我都离台湾很远,不能详细知道地方的情形,最好由中国的台湾巡抚和日本的代表在台湾商议交接办法,(马关)条约一经签署,中日两国就是友好国家,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的呢?

伊藤博文:一个月内交接,完全足够了。

李鸿章:台湾交接一事,其实很繁琐的,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才够,这样办事才能稳妥,贵国何必这样猴急呢?台湾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口中之物又怎么样?要咽下去才算,只要没咽下去一天,我们都是饿得慌。

李鸿章:我们都赔你们两亿两白银了,足够你们填饱肚子、撑一段时间了,换约之后,我们还需要请旨、指派官员交接,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过于仓促了。

伊藤博文:可以在条约里写明:一个月之内,请旨派人办理交接等等。

李鸿章:请旨这些敏感字,就不要写进条约了。

伊藤博文:你们一个月派出官员办理交接,能不能做到?

李鸿章:我们一个月内派出官员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交接事宜,还是需要中国台湾的巡抚(唐景崧)来酌情裁定。

(冯学荣评:李鸿章多次将台湾交接事宜推给台湾巡抚,一是拖延时间,二是不想管交接事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伊藤博文:那么我们应当这样写:限两个月之内,台湾交接完毕。

李鸿章:我们应该写一个月内两国派出代表协商交接,但不必约定多久之内必须要交接完毕。

伊藤博文:我觉得要写明白,两个月之内台湾必须交接完毕,否则会夜长梦多,我不想节外生枝。

李鸿章:只需要写明:一个月内,两国指派代表,办理交接,就可以了。

伊藤博文:不行,要这样写:一个月内,两国指派代表协商交接事宜,两个月内,台湾必须交接完毕。

李鸿章:要么这样吧,两个月内,两国必须派员协商,并交接完毕。

伊藤博文:不如这样,一个月派员协商,再过一个月,交接完毕。

李鸿章:两个月内,中日两国各派代表,将台湾交接完毕。

伊藤博文:为什么“一个月内派员协商,再一个月内交接完毕”这样不行呢?

李鸿章:因为我觉得你提的方案不如我提的好:限定两个月以内,两国派员协商、并交接完毕。

伊藤博文:可以改成这样:条约换约之后,立即派员协商。

李鸿章:干脆加一条,说关于台湾,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立即派人至台湾,并于本条约互换之后两个月内,将台湾交接完毕。

伊藤博文:行。就按这个办。

李鸿章:再说这个第六款第三条,说日本国臣民在中国租住客房,中国官员不得干涉,这条的本意是预防中国官员勒索日本商人,但是这样写太模糊了,你比如说日本人在我中国犯罪了,他躲到他住的客房,我们的官难道就不能去抓他了?我觉得这条应该删掉。

伊藤博文:嗯。这个可以删掉。

李鸿章:再说第四条,中国海关都用关平银纳税,然而这条说要用库平银,做不到统一,而且你们日本的银元在各个通商口岸,都和墨西哥鹰洋按照市价通用,这一条何必写上?直接整条删了吧。

伊藤博文:可以全部删掉。

李鸿章:第五条说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这个还是不够清晰,因为如果照这样写的话,那么日本人也可以深入中国内地开厂制造,我觉得应该写明日本臣民在通商口岸的城市,制造一切货物,这样才有所限制。

伊藤博文:(与其随员互相商谈好久,答复可以照李鸿章说的修改)

李鸿章:第八款说日本要在威海卫保留驻兵,驻兵多少?

伊藤博文:一万人。

李鸿章:一万人根本在威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伊藤博文:我们会在威海建造兵房。

李鸿章:刘公岛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了。

伊藤博文:还有地方,在威海卫口子的左边附近,我们的武官一开始的想法是派两万到沈阳,两万到威海。

李鸿章:这一条里面说驻兵的费用由中国支付,可不可以将这一点删去?以前英国、法国也曾经在我国驻兵,可是都是他们自费的,我们都没有付钱。

伊藤博文:驻兵由驻在国付费,这是欧洲各国的通例。

李鸿章:我们已经割地、赔款,而且还要支付利息,因此你们的驻兵费用,应当包含在我们的赔款里面了。

伊藤博文:你们的赔款是赔的战争支出,驻兵是驻兵的支出,不是一回事。

李鸿章:这个我们中国负担不起啊。

伊藤博文:这个应该照欧洲各国的通例办理。

李鸿章:现在我们是在亚洲,你谈欧洲干什么呢?而且英国法国当年在我国驻兵,我国并未付费,这个我们是有档案可查的。

伊藤博文: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鸿章:当年英国部队驻兵在广东、舟山、大沽口等地,就是先例。

伊藤博文:他们当时驻兵,不是为了赔款抵押的目的。

李鸿章:英国和法国在同治初年,驻兵在大沽口和上海,都是为了索要赔款的抵押,当年我们中国并没有承担驻兵费用,今天我们的割地赔款大事都已经约好,驻兵费用这种小事,你为何不能让一下呢?

伊藤博文:这样吧,驻兵如果不满一年的话,费用你们不用出。

李鸿章:我们所赔给你们的钱,已经是你们日本几年的财政收入,此外又追加了数百万,你何必这样斤斤计较?驻兵费用是很小的一笔钱。

伊藤博文:本约(指马关条约)何时签订呢?

李鸿章:只要备好了条约文本,就可以立马签约。

伊藤博文:这次我们签的条约,英文版本不必签名,我们只需要在中文、日文两个版本上签名就可以了,英文版是为了万一你我双方日后对某一段文字产生误解,就以英文版本为准,为了这个,我们专门写了一个专条,请你过目。

李鸿章:(看过之后说)这个中文版本没问题。

伊藤博文:我们准备条约的英文、日文各一式两份,你们准备中文一式两份。

李鸿章:你们的英文版和日文版,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

伊藤博文:明天早上就可以准备好,至于威海卫驻兵这一节,我另外写了中文的专条,请你过目。

李鸿章:(看了之后说)都可以照办,但是必须删去负担驻兵费用这一点。

伊藤博文:从签约之日起,15天之内,我们换约,怎样?

李鸿章:批准换约,是(光绪)皇帝的事情,我不能作主,必须请旨之后,才能确定。

伊藤博文:明天签字的时候,应当约定换约的时限。

图:清朝与日本代表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我一旦回到天津,就会派人带条约回到北京,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后进呈给皇上,才能够择日批准,这里面要转好多道,我真的很难预先确定期限。

伊藤博文:条约里面一定要约定好换约期限的。

李鸿章:条约里可以这样写:本条约签字之后,多则一年,少则六个月,必须换约。

伊藤博文:这个条约的换约期限,15天就够了。

李鸿章: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这事情要折腾好几道,当然也许也用不了15天,可这个是皇上的事情,我实在是预定不了。

伊藤博文:我们的皇帝也是这样。

李鸿章:确实无法在条约里写明。

伊藤博文:凡是条约,一定要写明换约期限,我们天皇现在人在广岛,马上就可以批准。

李鸿章:你们皇帝离你近,我的皇帝离我远,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换约的地点约定在哪里呢?

李鸿章:应当在北京换约。

伊藤博文:北京我们没有使臣,如果派人去,还要派兵护送,太不方便。

李鸿章:这次我来日本谈和,花不少钱,签约之后,中日两国就是友邦,批准换约之后,那就更是和好,这样吧,可以在天津换约,我国历史上换约,向来不是北京就是天津。

伊藤博文:这不是成例。

李鸿章:我来贵国议和,贵国派人到我国换约,有来有往,这才是真正的和好。

伊藤博文:在换约之前,我国在旅顺、大连有二十万的官兵,两个地方都没有兵营可住,现在都住在船上,听候换约了,才能撤兵回国,所以换约的事件,应当越快越好,能不能就在旅顺换约?

李鸿章:你们的兵现在就可以撤走了,这个条约我们皇上一定会批准的。

伊藤博文:没有换约一天,我们两国的和平局面,都还不能算定下来。

李鸿章:为何不能派武官来天津换约?最好派川上(操六?)来。

伊藤博文:派谁去换约,是天皇决定的,川上未必可以去。

李鸿章:川上的人比较和气,和我们天津的文武官员关系不错。

伊藤博文:他恐怕还很难离开部队。

李鸿章:我们签约之后,肯定不会再打仗的了,川上呆在部队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就派川上来吧。

伊藤博文:万一你们皇帝不批准条约,怎么办?

李鸿章:这样吧,我们皇上一旦批准了,我马上发电报通知你。此外问你,电报用哪个密码本?

伊藤博文:电报用英语就可以了,不需要密码,但是何时换约,何地换约,我们要约定。

李鸿章:这是我们皇上才能决定的事情,我真的定不了。

伊藤博文:天下所有条约都指定换约期限,这样吧,就以15天为限。

李鸿章:15天太仓促了,这样吧,一个月,稍微宽松些。

伊藤博文:我们的官兵人数太多,住一个月,时间太久了。

李鸿章:就一个月之内吧,可以吗?

伊藤博文:三个礼拜之内。

李鸿章:条约从来不见“礼拜”这种字眼。

伊藤博文:不用“礼拜”这种字眼,可以写“20天”。

李鸿章:一个月之内。

伊藤博文:最多20天。

李鸿章:是否可以确定在天津换约?

伊藤博文:天津换约我们要派兵护送,不方便。

李鸿章:派一艘兵船,就可以了。

伊藤博文:兵船过不了拦江沙,这样吧,烟台换约?

李鸿章:烟台换约,要请示皇上。

伊藤博文:必须要约定了换约的地方,条约才能签署。

李鸿章:天津换约,我现在就可以定。

伊藤博文:为什么就不能在烟台换呢?

伊藤博文:签约之后,可以去天津,但是绝对不能生事,此外,所谈的驻兵费用一事,你能否定下来?

伊藤博文:就如刚刚所谈,在烟台换约,以20天为限,可以吗?

李鸿章:总是要一个月,时间才够。

伊藤博文:我猜这个条约应该能批准,可是万一你们皇帝不批准,到时候我们又要开打,所以说你换约是越快越好。

李鸿章:条约批准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

伊藤博文:总是要约定换约的时限。

李鸿章:我皇上给我的委任状上说了,如果看了我的条约,觉得没问题,再批准。所以我不能替皇上做主。

伊藤博文:我天皇给我的委任状不也是这样写吗?

李鸿章:要皇上批准了条约,才能换约的,总之皇上一旦批准,我会立即发电报告知你。

伊藤博文:那么就要约定,我要等接到你们皇帝批准的电报了,才能派人过去和你换约。

李鸿章:你已经说了20天,我的要求也不过是一个月,差也就差10天,并不多。

伊藤博文:明天签字,后天您启程回国,回到天津之后立马就可以把条约送回北京,其实很快的,要不了多久。

李鸿章:我回到天津之后,还需要请假,此外派人将条约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人做事比较啰嗦,限期不要约定太短。

伊藤博文:这次是打仗讲和,不是平时一般事务可比,所以说越快越好。

李鸿章:我们平时签约换约的事情,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伊藤博文:去年我们与英国订立新条约,7月17日签字,18日英国皇室就批准了。

李鸿章:中国的事情,做不到这么快,举例说皇上批准了条约,又要派人去天津,从天津等候坐船到烟台,这些都快不了,这样吧,就听你的,在烟台换约,但是日期得由我来定。

伊藤博文:20天足够了,你多要10天,我们多花10天的钱,我们有60只兵船在大连,官兵都在船里等候呢。

李鸿章:依我看,条约一旦签署,你们的兵真的可以调走了。

伊藤博文:不可以。

李鸿章:我来到马关,仅仅用了30天,就把和约敲定了下来,算快了,这个条约从天津送到北京,等皇上盖章,然后派人送来天津,然后等船去烟台,这里面耽搁的时间不少,你又何必苦苦催促?

伊藤博文:你多要10天,太多了。

李鸿章:这是小事,何必为这个闹得你我不愉快?中国人办事,向来拖沓,例如说我正月十九奉旨,立马加速办理,来到这里也已经是二月廿三了,换约的时限,写明30天之内,我应该不用30天就能办好,你给我限定20天,太短了,万一来不及,我就要失信。

伊藤博文:西方国家议和,都是皇上自己决定,马上签字敲定的。

李鸿章:这里是亚洲,何必老拿欧洲说事?总之换约地点我听你的,期限由我说了算。

伊藤博文:一个月真的太长了。

李鸿章:驻兵费用这一条,到底能不能删掉?

伊藤博文:不可以。

李鸿章:那我也没办法了。

伊藤博文:你们中国说为难,但是无论如何,至少也要承担一半。

李鸿章:200万两银子的驻兵支出,太贵了,就算一方一半,也要一百万两,这样吧,我不管你花了多少钱,每年我补贴50万两,全包。

伊藤博文:50万两,只能养一个营的兵。

李鸿章:你何必留那么多的兵在我国?我们两国很近,万一需要派兵,马上就可以派来。

伊藤博文:驻兵是为了保证你们能支付赔款,不是为了别的。

李鸿章:英国法国当年在我国驻兵都没有要钱,你们应该宽大一点。

伊藤博文:换约的期限,20天,可以定下来了吗?

李鸿章:我已经说了,要一个月。

伊藤博文:太久了,换约应该越快越好,双方都是这样。

李鸿章:中间有许多折腾耗费时间。

伊藤博文:20天足够了,烟台很近,如果可以约定20天,我就答应你们兵费50万两的提议,不然就要100万两。

李鸿章:换约的期限,我真的需要请示皇上。还有那个驻兵费用50万两,应当从换约之日算起。

伊藤博文:如果你答应20天之内换约的话,可以。

李鸿章:我真的不能做主。

伊藤博文:你说一个月可以,为何20天不行呢?

李鸿章:写明一个月,我自然会为你催促,我们今天开会也好久了,我们互派参赞将条约文字核对一下,后天签字吧。

伊藤博文:为何不是明天签字?我们明天早上就可以写好。

李鸿章:我们要明天晚上才能准备好文本,所以后天签约。

伊藤博文:那么就定后天10点钟吧。

李鸿章:还是在这里吧,我们当面签约可以吗?

伊藤博文:可以。但刚刚还有两件事,要决定。

李鸿章:我回去请示,换约期限,暂时空着。

(于是李鸿章站起来,伊藤博文又重申要20天换约,才能答应中方只承担50万两银子的驻兵费用,李鸿章说刚刚已经说好了,不必再谈了。告别,当时已经是七点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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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 India: 美国发出最明确、最具威胁的信号,90%以上的观察家都装没看见

2019.9.24 | India | 智谷君 智谷趋势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震谷子、S博士

这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领导人会面之一。

9月22日,印度总理出访美国。在休斯顿,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道接受现场5万人的欢呼。

据说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为来访领导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欢迎仪式。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其规模仅次于天主教教皇访美。

中国人很难想象美国政界、媒体对这场访问投入的热情,总是忙着挑毛病的一群人、还有遇到一起就会吵起来的两党议员争相夸赞一位来访者,这样的场景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如果非要让中国找到参照,有评论者将之与1979年邓小平访美所受礼遇相提并论。

摆在明面上的是,美印将由此开启一个双边关系的新时代,美国过去一直浮在空中的“印太战略”终于有了落地的支点。

潜台词是,别再担心什么贸易战、中美交恶、产业链重构……美国已经找到了中国最好的替代者,印度比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起点更高,关键它还和美国价值观类似,现在可以忘记中国了。

果真如此吗?常年习惯于打嘴仗的美国和印度,真的能演绎出一段国际政治的惊天“恋情”吗?一场超常规的欢迎仪式背后,美印两国各自都在打着什么样的小算盘呢?

01

莫迪的公关水平令人刮目相看,更难得的是,特朗普终于习惯了莫迪的印度式热情。

当地时间9月22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陪同莫迪步入德克萨斯州首府休斯敦的NRG体育场,现场人声鼎沸。

作为回应,莫迪和特朗普手牵手,绕场一周接受5万名印度裔美国人的欢呼。

坦率地说,美印其乐融融的场面真的不多见。印度媒体直接将之归功于美国总统,说“这是特朗普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虽然看起来是莫迪更主动,比如刚上台时,特朗普习惯性直立,双手下垂,莫迪主动握住了特朗普的右手并试图高举起来,特朗普稍有停顿,随即反应过来紧握着莫迪的手,高高举起。

两位领导人至少握了5次手,绝不敷衍。比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大阪G20峰会时要瓷实得多。

现场的五万名观众很捧场。在两位总统分别发表演讲的时候,多次用欢呼声打断了演讲。而在特朗普演讲完毕之后,全场更是足足高呼了两分钟的“USA”。

莫迪是出了名的商业互吹高手。

这次在细节上做足了投特朗普所好。到休斯顿后,先见美国大型企业CEO。晚宴上宣布购买大量美国产品,尤其是从美国购买500万吨天然气。

在演讲中他提到,印度在白宫拥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说,特朗普“热情、友善、平易近人,活力四射而且聪明过人”。

这样讨喜的领导人,特朗普怎么能不高兴。

02

特朗普的小算盘,现在全世界都清楚,就是选票。

莫迪在演讲中说自己在2017年认识了特朗普的家人,而“在今天,希望特朗普总统也有机会认识在座的我的各位家人”。

这正是特朗普参加这场盛大欢迎会的最主要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在加上一句,让在座的各位更好的接受他。

美国有320万印度裔美国人。而莫迪又以擅长出国与海外侨民接触闻名。此前,莫迪已经在纽约、圣何塞、华盛顿参加过印度裔美国人的机会活动。

这次举行欢迎会的德克萨斯是共和党的票仓,但是休斯顿却是罕见的民主党的据点。三年前的大选中,特朗普赢下德克萨斯,但休斯顿75%的选票都投给了希拉里。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有不小机会输掉德州。

因此,明知道莫迪来要见印度裔美国人,特朗普如果不利用这次机会才奇怪。

此次站台对特朗普来说是难得争取印度裔支持的造势活动,他很希望将现场印度裔美国人的信任与支持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难得的是,特朗普这次讲话真的很聪明。他先是充分赞扬了印度裔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例如降低了失业率,增加了当地的税收,丰富了美国文化等,并称他们“坚守了美国价值观”,已经是“真正的美国人”。

紧接着,特朗普将美国南部的边境建墙问题与印度的边境问题结合在一起,认为“我们具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反对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同时也承诺“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使用一切办法保护合法入境的印度裔美国人的利益”。

当然,他还提到了未来和印度展开太空合作的事情。

这几件要么是印度最骄傲的,要么是印度最担心的,反正是挠到了所有人的痒痒。

特朗普面对支持自己的选民,那态度不是一般的好。

03

莫迪也不是来做秀的。

进入2019年,印度一下失去了最具成长性国家的光环。别说超过中国了,现在国际上都在批评印度的经济造假和数据注水,这让印度很是尴尬。

在2019年4月至6月的第二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仅为5.7%;在2018年同期,它是8%。

莫迪曾承诺将印度经济推向新的高度,每年创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螺旋式衰退已经持续了一年,失业率达到了几十年的最高水平。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达到8.4%,而且还在上升。

在紧张不安的全球投资者纷纷涌向美元避险之际,印度卢比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这使重要的进口能源、电子产品和工厂设备更加昂贵。

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导致全球油价飙升,凸显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它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是多么脆弱。

经济不行,莫迪不得不借助其它手段来巩固国内支持。

就在一个多月前,印度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联邦政府的决定,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将其划分为两个联邦直辖区,这倒是满足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却激起了克什米尔当地民众以及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国际社会认为,印度的这一行动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决策。

经济不好的时候,莫迪希望通过巩固领土来成为印度的英雄,但这非常冒险。

于是,莫迪来到了世界第一大国的土地上。莫迪的小算盘是,如果跟美国总统展现友好的图片回到了国内,民众就会认为这次决策是人撑腰。同时,连美国总统都出来支持我了,其他那些国际骂声算得了什么?

因此,在这一次集会上,美印双方达成了政治上的“双赢”。

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在2020年大选前拉拢印度裔美国人的好机会。

对于莫迪来说,和美国总统手牵手展现友好的场面,将帮助他消除一些对他最近实行强有力政策的批评。

就像特朗普所说,这的确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

04

又是一次发生在德克萨斯的重要会面。

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那次访问在中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时,邓小平同样来到了休斯敦,在一处牧场戴上牛仔帽的举动更是成了经典场面。

而在2019年,中美贸易磋商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久久看不到结果。而所有的人都明白,中美关系已经难以回到当年。

此时此刻,来到休斯敦的国家领导人成了莫迪。特朗普在集会的演讲中直接说道:“印度再也没有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更好的朋友了”。

这难免会让有心者、忧心者浮想联翩。

今天的印度几乎拥有1979年时的中国所有的优点——人多、工业不发达、渴望强大、热衷新事物、薄弱的军事投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没有美国人最看重的一个缺点。这岂不是最好的中国的替代者吗?

美国政府发布的《2019年战略报告》中曾强调,美印关系“以共同利益、民主价值观和牢固的人文关系为基础”。

在贸易战中,很多美国公司不是说除了中国无处可去吗?现在一个强大、友好的印度就在那里,可以把公司搬到印度去。

美国本土公司不是担心,中美联系减弱,削减中国留学生会减弱美国教育和科研的竞争力吗?印度学生和研究人员和中国的一样多,而且在美国也许表现得更好,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程度也更高。

更何况,印度和中国一直没能彻底解决它们之间的麻烦。如果真不得已开始“新冷战”,那么印度就是制衡中国最好的马前卒和桥头堡。

不过,这可能有点想当然了。

05

印度骨子里是一个骄傲的国家。

它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以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自居。

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曾经说过,以印度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它是不甘心做一个二流国家的。

新德里习惯于把两面下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关键原则,以加强其安全并确保其持续的行动自由。

印度在很多方面保持大国的雄心,这和美国也会经常发生冲突。

比如,印度始终警惕外国军事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而偏偏作为一支全球军事力量,只有美国长期呆在印度洋。

此前,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向印度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印度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美国对于印度在关键武器系统上依赖俄罗斯也保持警惕,因为这类武器交易违反了美国制裁法的目标。

但对于这两个问题,印度都不买美国的账。在莫迪出访前几个月,印度先是和俄罗斯签署了S-400的购买合同,后来又和伊朗签了石油协议。

而且,印度也是美国贸易战的打击目标,这影响到印度的经济表现,让印度倍感恼火。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特朗普和莫迪的联袂出席表明,美印关系的战略意义将会逐渐增强。”

“逐渐”两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生危机,美印关系将会保持“长期恋爱关系”,你可能永远等不到结婚的那一天。

但是如果出现印度无法掌控的危机,那么印美关系就会火速升温。

这张图,才最能代表美印关系的常态。

在中国“去房地产化”的关键时刻,越是真刀真枪动到了某些利益群体,市场的鼓噪就越多。最近,房地产的利益代言人开始冒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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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dinandfzh

我是作者之一震谷子。美印两国在同一场集会上互相称赞,这场景虽然不一定像40年前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大国博弈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不能不警惕中国的替代者。认同我们观点的朋友请点赞(在看)支持。
263
黃嘯宇🐾

印度的社会结构就注定了他无法复制中国的道路,虽然人多,但大部分人受宗教思维影响很难走出来,更别说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仍然将印度社会分割成天堂和地狱。你们能想象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穷人是不能进百货大楼的现象吗?在印度,是很常见的。
180
清幽居士

印度不可小看~
172
清辰

1、分裂的民族 印度教 和多语言
2、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 甚至随地大小便 没有厕所
3、大量文盲 文盲可不是劳动力
4、经济下滑,修改gdp算法都下滑严重,大量失业,还有印度到处买买买 怀疑还有多少外汇储备
153
小蓝天使

我看评论区很多人对印度的认识停留在几十年前,就想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停留在几十年前一样
136
Mike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30
张承祖

印度人民有绝对笃信自已宗教的传统,这就是凝聚力。印度没有强制计划生育,它有充分的人口红利。尽管它有宗姓区分,有贫富差距,但仇富现象没那么严重。现在看来它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那正是它可大力投入的机遇。邓小平访美与莫迪访美虽相差几十年,但其意义没有雷同之处吗?中国改革开放40年,那40年后的印度呢?我预测届时印度是人口第一大国,经济总量至少列世界前三,不可小觑!
93
孙悟空

看留言,多自大。
88
丁宁

大部分论点都是想当然吧
69
愤怒的普罗米修斯

印度就算了吧,腐朽的阶级制度不除,男女不平等现象不除,印度永远是阿三
62
李皓杰

对于我们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你们还嘲笑印度吗?
62
👠K&Q YU🍷(鱼文娟Alice)

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印度的态度
61
RSQ

那就让印度人帮美国人修建大坝吧
45
南南与北北·湖北黄晖

特总连任还有悬念?
42
李学义-工业控制

世界在变,世界上的人也在变,我们变不变?
37
石广元

川普和莫迪两个嘴炮型选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看广告,看疗效。
36
大福_克斯

能替代中国?不可能的
35
望涛

特朗普对谁都说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大骗子说什么都别信
33
czm

未来30年有55%的可能性是印度时代(超过50%)
30
Luke

不错,印度有1979年中国有的所有优点。但,中国当时适逢其时,承接了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让一代年青人(打工妹,打工仔)没有浪费年华。印度现在就没有那么幸运,它的人口红利被浪费掉的概率挺高的。
28
Captain

休斯顿只是德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德州首府是奥斯汀。–来自德州省城人民的问候
26
Ko-Pilot

但凡对印度有点了解,都知道,印度根本不配与中国相提并论,共和国的伟大成就,是这世上罕有的奇迹,有几人能与之媲美。
26
beetao

大不列颠皇冠上最亮的明珠也要被山姆大叔抢去了?
23
范同学~( ̄3 ̄)~🐸

尼赫鲁大概忘了,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是很多个国家在今天印度版图上的故事,那些国家从未统一,直到英国人来了,所以印度一旦真的崛起,必然会被超级大国分解掉,毕竟你内部宗教民族语言各种不同,分成几国很容易的嘛
22
小卿爷

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完全是两码事,人多没文化又不识字,还能发展起来,那么当年大清一百年前就成功了
21
章玮

来自南亚,东南亚的替代威胁是必然的,一方面是成本的上升,一方面是自身转型的需求。然后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没有那边么快恐怕也不会太慢。综合来说最有可能取代中国的是越南,其它国家在政治背景外还要考虑一下复杂的宗教问题。一边想转型一边又怕自己被取代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何况本来和美国就没那么深入的好过!人心隔肚皮啊!
21
定风波

三哥永远第三以后……
20
彭江涛

工业的基础是能源,尤其是可持续供应的能源为基础!印度最大的问题是持续的能源供应,其次是交通网络及基建能力!替代中国很难的!
20
猎鹰

印度政客华而不实,印度联邦各自为政。决定其在世界大事务中难有大作为
19
Gouzi King

经济结构的改变会促使社会关系的改变
19
林泉居士

呵呵,这个用印度替代中国的想法我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判断出来了……
17
PARZIVAL

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仅仅谈谈天然禀赋,印度就有太多极难突破的限制。
16
萨利兰格

与当年相比份量不足,当年总设计师的出访是不同体系间建立信任,是在当年美苏军事经贸科技之间的全面对抗时选小伙伴。印度是本国的强大的不友好邻邦及竞争对手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纵观全球历史悠久的古国发展起来成为一极的真是不多。

中国更应警惕自我孤立于世界

Financial Times |  | things China/USA | trade war |  2019年7月22日 |  中国改革关注 | 王明远 为FT中文网撰稿

王明远: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并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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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教授在香港出席一个财经论坛时指出:贸易战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被世界孤立,被世界排除在外,被包括投资和贸易在内的多边秩序排除在外。今年以来在多个场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刘遵义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早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是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建言献策最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之一;刘遵义教授还是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候的校长,我经常获益于他的讲座和著作;他还邀请诺斯、阿罗等经济学大师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让我有机会从更深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总之,刘教授是引导我走向研究中国经济之路一位关键的人物。
虽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是基于认真的数据分析,也提出了促使中国扩大开放的善良建议,但对于刘遵义教授的结论,笔者仍提出不同意见:世界不会孤立中国,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自我孤立于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从来不希望排斥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持久的浪潮,有人把它追溯到蒙古帝国西征,更多的人倾向于把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看做全球化的起点。但西葡两国开辟的全球化,只是传统掠夺式帝国的空间的扩大,并没有规则和模式的创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始于17世纪后荷兰和英国工商业文明国家,以贸易和投资为载体,通过推广开放、自由、法治等规则,将世界整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西方从直接遭遇中国开始,就可以说为了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无所不用其极。第一次正式尝试应该是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也是中国所接触的第一次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接下来的整个19世纪,西方可以说为了把中国带入全球化是既打又拉,但以拉为主,打也是为了拉。虽然两次鸦片战争有割地赔款,但英法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土地和掠夺财富,而是希望中国更多开放市场,这与日俄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方人还在中国兴办医院、教育,用“贿赂”国民的办法来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感,减少中国人对加入世界秩序的抵触,这些都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公共事业的基础。
从洋务运动和清朝新政的经验来看,西方也是积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上帮助中国。洋务运动纵然是清朝自强的需要,也跟英国为首的西方推动、支援不无关系,技术层、管理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英国人。清末的两次重要外交活动——1896年的李鸿章出访和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也都得到西方极热情的招待,总统、皇帝、政要都纷纷出来接见,还为他们细致地展示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就,并悉心传授经验。
西方为什么不愿意让中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呢?首先,自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就稳定地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高峰时期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天然逐利的资本主义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想把中国吸纳进入市场。西方也尝尽了中国市场的甜头,在近代,即便是东南沿海有限地区和人口参与全球化,已经让西方受益匪浅,西方金融巨头中的汇丰、友邦都是诞生于中国;而到了1978年以后的开放,中国更纵深地参与全球化,西方很多跨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和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中国。其次,中国文明本身有很多特质对全球化是有益无害的,比如,在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国民养成的吃苦耐劳、善于学习、自律的品质,让中国人很容易被塑造成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没有太强的宗教情结,比较容易认可西方的价值观,并且愿意接纳或融入西方社会。
所以,中国应该明白在西方建构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与西方没有天然的历史和文化的冲突。在全球化中,中国或者整个东亚儒家文明地区是西方较为钟意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中国应该摒弃近代沿袭过来的悲观主义的思维,更自信地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员。
近些年来西方以贸易争端为主要内容的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并非要将中国排斥于世界秩序之外。西方辛辛苦苦用了一个多世纪将中国拉过来,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何必又要赶走呢?西方实则是改变秩序规则,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改变规则也未必是针对中国的,因为现行世界贸易规则已经存在20多年了,到了改换周期,只不过因为中国“入世”的崛起,使得规则改变更显迫切。从西方提出来的改革要求看,对中国也不全然是坏事,多数也是中国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的内在要求,但中国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慢慢接受。
美国在引导中国参加全球化中的角色
谈论中国加入全球化,有必要提起美国扮演的角色。中国近代以来加入世界秩序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欧洲列强引导的,这个阶段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在东亚并没有营造一个和平的秩序,中国参与的是一个低质量、充满伤害感的全球化;后一阶段则是美国引导的,这个过程始于1898年的门户开放,形成于19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由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和正义,新秩序对中国是有利的;又加上美国视中国为新秩序中一支可依赖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身份地位也发生本质转变。
尤其是二战后,得益于美国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中国的拉拢和扶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创始国,这些身份后来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1978年后成为中国参加全球化的身份依托,也是今天施展国际影响力的载体。中国在20世纪能从一个弱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从内因讲是民族文明自我觉醒的结果,从外因讲与美国的帮助扶持,搭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便车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中受到这么多好处。
虽然“冷战”时期中国一度加入苏联阵营,采取与整个西方敌对的政策,但美国对华政策与对苏联不同,希望引导中国进入世界秩序。1972年,尼克松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元首,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进行长达8天的访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尼克松访华虽然是一场外交活动,但它是20世纪最有历史积极意义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又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带回世界,开启和平发展的历程。即便到了1980年代末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于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中国,美国和西方完全可以采取彻底封锁、孤立迫使发生改变的策略,但仍然对中国采取了积极帮助改革和发展的政策。
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国对华的真实战略意图,对中美关系做出理性判断。美国虽然表现出霸权色彩,但对中国终究不是抱着孤立或“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度。从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著作都可以看到,早在1970年代把中国带入世界秩序之时,美国就已经充分研判中国会成长为一个超级国家。所以,美国是早已做好了接纳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准备的。中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冲突做出太多悲观或自我疏远的选择,下一步更应该做的是在总结与美国磨合的基础上,明白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如何担当一个合适的领导角色。
中国对全球化一直抱着警惕和焦虑的心态
与西方一直拉拢中国加入世界秩序相比,从近代以来中国对加入世界秩序一直是比较警惕的心态,多次发生锁国和开国、对外亲善和仇视之间的摇摆。中国始终敏感地对待着全球化,当对自己有利时,会把门开得大一些,一旦对自己不利或者自己感觉不需要了,又把门缝收紧甚至封死。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超级国家,历史上是东亚世界的传统霸主,在西方到来之前构建了自己领导的朝贡体系,这些决定了中国在外交中有很强的国家自尊心和利益观。近代中国是以某种被迫的形式进入世界秩序的,更让中国对全球化积累了很浓重的抵触情绪。中国始终以怀疑的心态对待全球化,一旦有机会还是想摆脱西方的主导,构建自己主导的秩序。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全球化有着文化和制度上的焦虑。中国作为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语),一直拥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害怕深层次参与全球化,会让自己的文明丧失。尤其是全球化深层次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中国担忧会对本国既有的政治秩序造成冲击,甚至产生颠覆性效果。所以,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一直被控制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如果走得太远,中国文明内部自身就有一个强大的制动系统来刹车,甚至挂到倒车档。中国一直以实用主义心态对待全球化,只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而不认为这是自己难以置身其外的世界潮流。
这些导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焦虑非但不能因自身的强大而减弱,反而会越来越强烈。因为,经济加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中国在制度方面与外部世界的差异就越凸显,内外要求改变的迫切性就越强。未来中国的焦虑和对抗还可能加剧。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也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
中国近年来的自我孤立于世界主流的倾向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表现出很强的主动加入世界秩序的倾向,积极承认国际规则,承认西方文明的优点,并力图改变自己的规则,希望能被世界秩序所接纳,西方对中国也表现出很大热情。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出现超乎意料的成就,以及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导致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主流的各种思想倾向又开始抬头。
第一种倾向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成就,认为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可以超越世界普世规则,因此,中国不需要再进一步改革来适应世界秩序,而应该构建一个世界主流之外的世界秩序,并与之抗衡。但是,中国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各种制度自我孤立于世界秩序之外的尝试,代价都是巨大的,其根本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文明能够超越英美确立的价值体系和游戏规则。仅仅通过二三十年的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国力和制度的进步,还远远达不到取代英美价值和秩序的程度。
第二种倾向是由于西方与中国产生了一些经济摩擦,尤其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表现出的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认为跟西方尤其是美国打交道充满了陷阱,提出要逐步与美国或西方经济、科技脱钩。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已有的技术基础,完全可以自立更生并活得很好。然而,中国今天的成果就是在参与全球化的基础上获得的,如果中国与世界脱钩,或许动用举国体制的优势,也会像封闭的苏联那样独立自主建立起一套服从于保卫国家使命的工业体系,但失去与外部充分竞争和交流的机会,长期增长的动力也会丧失。
还有一种观点不主张与整个西方脱钩,而是倾向于重构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供应链,。美国有很多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把美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以外,其实不利于中国提高经济竞争力。尤其是如果世界分裂为分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中国非但不会增加经济安全,反而会在与美国的经济较量中增加很多风险和国际负担。因此,这个想法也是很不理智的。
第三种情况是思想和文化上与外部脱钩的倾向。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外部生活方式和价值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渗透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担忧,从批判西方的政治价值,逐步深化到抵制整个西方文化。比如,“禁止西方教材进课堂”,抵制“洋节”,还有近日更改“崇洋媚外”的地名这些行为。然而,中国并没有能够取代西方价值的文化资源,官方大力提倡的国学和红色文化纵然某些方面有可吸取之处,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一味强调消除西方影响,既对本国思想文化发展不利,又加剧中国与外部的文化隔离,更让世界难以接受中国。
再回到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经济方面,从GDP数据上看并没有太明显的不利,但对中国国民心理和政治走向的影响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孤立倾向的言论,也许曾长期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但2018年爆发的持久又跌宕的中美贸易冲突给了这些思想言论充分发酵的机会,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这关系到中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转型的经验表明,当完成工业化后,一种可能是继续政治民主化,另一种可能是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政治趋向保守。现在中国诚然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给予中国的各种结构性改革压力,会促使中国继续市场化和自由化,走向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还是激发国内保守孤立主义,走向一个更内敛和封闭的社会?历史的前进充满偶然性,能否取得符合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取决于中外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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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从Intel和ARM争霸

Tiger Wang Jinghu | 2019.7.22 | 谈芯片前世今生 |  torvaldsing 架构师技术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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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写得轻松一些,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很有趣,仔细探究起来,很多看似爆炸性的新闻,其实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很早之前就发端了,这其中的故事,真的像演义小说一样好玩。

本文会罗列很多的往事和参考资料,保证有诚意。一些地方没忍住加上了一些三脚猫的分析,欢迎拍砖打脸。

x86生态系统

如今Intel在服务器市场占有率近乎100%,在桌面市场也大于80%,再加上Intel一贯重视宣传,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Intel就是芯片的代称,甚至是高科技的代称。但Intel并非生而如此,它的牛X千真万确是熬出来的,是在列强环伺的竞争环境中杀出来的。

称王

七十年代,在搭上IBM PC这趟快车之前,Intel的8位处理器已经很成功,但也有很多竞争者,Zilog是其中翘楚,它研发的Z80系列产品和Intel的8080兼容,性价比高。一直到90年代,中国很多大学的微机实验课,还在用Zilog的板子。当时还有一款处理器风头不逊于8080系列,即MOS公司的6502。后来MOS把6502的ISA(指令集架构)授权给了众多厂商,流传甚广。70年代苹果创立之初的Apple-I和Apple-II,80年代任天堂的红白机,90年代初的小霸王学习机,90年代末的文曲星,都使用了6502系列的CPU。

IBM PC给了Intel和微软大发展的机会。但它俩必须面对竞争。IBM PC是IBM主导下的一个开放标准,各个零部件都是可以替换的。所以才有了“兼容机”的概念,和延续至今的装机市场。当时IBM要求Intel必须把x86指令集授权给其它厂商,避免CPU供应商一家独大。IBM自己也有生成x86兼容CPU的权力。同时,为了限制微软的MS-DOS,IBM自己也做DOS操作系统,名为PC-DOS。

在IBM PC阵营内部,Intel面对其它CPU供应商的竞争,在阵营外部,还要和苹果的Macintosh电脑竞争。当时苹果已经换用Motorola 68000系列CPU,性能强劲,图形界面诱人。当时用Mac的人,逼格要高于用IBM PC的人。

Intel顶着阵营内外的竞争压力,苦心孤诣地发展壮大。这时候潜在的威胁在慢慢酝酿。从1981年的RISC-I开始,精简指令集(RISC)逐步流行起来,诞生了一系列RISC风格的CPU:1985年MIPS公司推出第一款商用的RISC芯片,HP公司在1986年推出PA-RISC,SUN公司在1987年推出SPARC,Motorola在1988年推出MC88000。当时大家普遍认为RISC优于以x86为代表的CISC风格CPU,就连Intel和AMD也害怕在RISC潮流中落伍,AMD在1987年推出了AM29000,Intel在1988年推出了i860/i960。

开始时RISC似乎并没有威胁到桌面市场,MIPS、PA-RISC、SPARC全是用来做服务器和工作站的。被苹果流放的乔布斯用MC88000系列CPU做NeXT桌面电脑,铩羽而归。1986年,英国的Acorn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ARM的RISC处理器,次年,它还配了个操作系统叫RISC OS,强攻桌面市场,可惜最终只在英国掀起来了一些波澜。

1991年,RISC阵营实实在在地杀入桌面市场。这一年,IBM看到在PC阵营里,Intel和微软这两个小弟坐大,慢慢不受自己的控制,索性拉拢Apple和在RISC市场不得志的Motorola,推出了PowerPC架构,由IBM和Motorola生产芯片,Apple做操作系统和整机,推出全新的Power Macintosh电脑。这三家组成了AIM(Apple-IBM-Motorola)联盟,气势汹汹地向Wintel联盟发起攻击。

结果是Wintel赢了,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Wintel保持对已有软件的向下兼容,而Apple频繁更换底层的CPU,导致的不兼容气走了用户,然后由此强调软件生态的重要。我则以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当时Wintel不是比尔盖茨和格鲁夫在掌舵,而Apple是乔布斯在掌舵,可能结局完全不同。2005年,乔布斯掌舵下的苹果,把Mac里面的CPU由PowerPC换成Intel的芯片,就完成得干脆利落,没怎么受到软件生态的牵绊。

总之,在80年代,大家就已经深深懂得CPU的ISA是软件生态系统的根基,不愿让这个“生态之根”被别人控制。整机和系统的制造商,通过强制CPU厂商给其它厂商授权自己的ISA,来保证有第二家甚至更多的供应商。如果不慎“生态之根”被别人控制了,例如IBM被Wintel篡了权,甚至不惜另起炉灶来竞争。

同样是把自己的指令集授权给其它厂商,Intel把几乎所有的其它供应商都挤死了,只省下AMD苟延残喘;MOS则销声匿迹了,完全靠其它生产商把6502系列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纵有千万条,我想“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最根本的。

霸业

在桌面市场上,Windows 95和Windows 98这两款操作系统,让Wintel联盟登上了霸业的顶端。从1995年到2003年,Intel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战胜的。

与此同时,Intel还把几乎所有的RISC架构的CPU都干趴下了,占领了服务器市场。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从技术角度讲,RISC是一种设计CPU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种ISA。像x86这样的复杂指令集,其实在实现过程中,也能借重RISC的理念。1989年的80486,已经隐隐地可以看到RISC风格的流水线,1995年的Pentium Pro,其核心已经是一个乱序执行的RISC了,只不过多了一个复杂的译码逻辑,把x86指令拆分成RISC风格的微操作。因此从技术角度讲,RISC指令集未必比x86有优势。

第二,RISC成也UNIX,败也UNIX。UNIX和C语言树立了很好的软件开发传统,确保同一套代码可以很方便地在不同CPU之间移植。80年代,一大堆RISC架构的CPU,都可以很快配上自己的UNIX,很快把已有的C语言编写的应用跑在CPU上,然后就可以卖了。SUN公司的SPARC配有Solaris,HP公司的PA-RISC配有HP-UX,IBM公司的PowerPC配有AIX。

这些林林总总的UNIX变体,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UNIX生态系统中软件开发人员重视代码的可移植性,大家都很小心地围绕POSIX标准来编程,避免过分依赖于某个操作系统独有的功能。这样,一旦Intel芯片携Linux(一种开源的UNIX变体)来和RISC架构的工作站竞争,软件应用就纷纷以很小的移植难度,离开了昂贵的专有UNIX工作站。

第三,当时PC市场比服务器市场大得多,Intel在PC市场的盈利帮助它研发更好的服务器芯片,巨大的出货量降低了芯片的制造成本。研发优势和成本优势,奠定了Intel最终胜利的基础。

这段时间,Intel还几次面临挑战,每次都成功保卫了自己对于生态系统的掌控权。

第一个挑战,来自Internet浏览器。Netscape Navigator诞生后,对微软和Intel都是挑战。虽然当时的动态网页还非常初级,但是已经有人喊出“Web is the computer”的概念。等到Java Applet出现之后,大家更是觉得可以在网页上实现桌面应用的效果,未来只需一个浏览器,就能取代桌面。Netscape的Marc Andreessen在1995年,就着手把Netscape浏览器打造成一个Internet OS。以那个时代的软硬件水平,毫无疑问地,这些尝试失败了。

用一个高层次的软件API,兜住所有的上层应用,然后让底层的硬件,都来支持这个API——这个主意不单单在技术上看起来很炫,从商业上,这是上层应用厂商消解底层平台厂商生态霸权的终极武器。因此,在那之后的二十年里,商业上的尝试一直在持续,包括:

1. 腾讯开发的WebQQ和Q+,在网页里面提供一个类似Windows桌面的应用场景,后来失败了,回退到功能单一的SmartQQ。个中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是那个时代的PC性能不够。

2. 腾讯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在微信里面通过HTML5和Javascript实现手机App的功能,可以横跨iOS和Android。

3. 谷歌推出ChromeOS和ChromeBook笔记本,里面跑的应用,全都是基于HTML5和Javascript的。

我个人认为,微信小程序几乎一定会成功,它一旦成功,腾讯必然会重燃在PC平台上做Q+的野心。Intel在桌面的霸权,最大的威胁不是AMD,也不是ARM,而很可能是HTML5+Javascript,熟悉“降维打击”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意外吧。

第二个挑战,来自虚拟机(Virtual Machine)和JIT(Just-in-time)编译器。先锋是Java的虚拟机JVM,后来微软也推出了DotNet虚拟机,支持C#等语言。虚拟机有一套虚拟的指令集,源代码先被编译到这个虚拟的指令集上,在程序运行时,JIT编译器再把这套虚拟指令集编译为CPU的原生指令集。面向虚拟机开发的程序,例如Java Applet,可以在不同的CPU和操作系统平台上运行。

如果有某个虚拟机,它的指令集可以无缝支持所有的编程语言,还能保证高效率,那么所有CPU的都将被OTT(over-the-top)了,就像短信被微信OTT一样。可惜还没有一个虚拟机可以实现此目标。现在大家熟知的虚拟机,都是和语言绑定的,例如JVM只支持Java、scala、kotlin等;DotNet虚拟机只支持C#、VB.net等;V8只支持Javascript、typescript等;HHVM只支持PHP。
同一个VM上跑的语言相互调用很容易,跨VM很难互操作。由于虚拟机实在太多了,它们反而成了新的CPU架构的拦路虎:80年代只需要搞定C语言编译器就能卖Unix工作站,如今ARM服务器要想挑战Intel,必须把所有这些基于VM的编程语言都支持得很好,JIT编译器的效率都要做得比较高才行。

第三个挑战,来自Transmeta公司对x86指令集的Emulation(Emulation这个词很难翻译,索性不翻了)。简单地说,Emulation就是把x86指令集看成一个虚拟机的指令集,然后用类似JIT编译器的技术,在非x86的CPU上跑x86的程序。未经许可用别人的ISA做CPU是违法的,但用Emulation的方式实现ISA则不违法(Intel和Transmeta只打过专利的官司没打过ISA的官司,Intel还输了)。

如今最广为人知的Emulator是Qemu,上文提到的x86、MIPS、PowerPC、Sparc、MC68000它都可以支持。一般而言,Emulation会导致性能下降一个甚至若干个数量级,根本不足为虑。

1995年,Transmeta公司成立,经过艰苦的秘密研发,于2000年推出了Crusoe处理器,用Emulation的方式,在一款VLIW(超长指令字)风格的CPU上执行x86的程序,这样就规避了没有x86指令集授权的问题。Transmeta的牛X在于,虽然是Emulation,但实现了接近Intel处理器的性能,同时功耗低很多。2000年年底Transmeta的IPO大获成功,其风光程度,直到后来谷歌IPO的时候才被超过。

Transmeta最后还是失败了,Intel在渠道上打压它是次要原因,性能不足是主要原因。虽然VLIW在90年代中后期被广为推崇,但事实证明,它的性能比起乱序执行的超标量架构,还是差一截。另外Transmeta的芯片是在台积电制造的,那个时候不比现在,台积电的工艺水平比起Intel还差很多。2000年的时候,PC还远没有性能过剩,性能还是比功耗重要。等到2010年,Intel的Atom处理器慢得一塌糊涂,依然靠着低功耗,点燃了上网本的大火。

Transmeta虽然失败了,Emulation技术仍然在发展。NVidia在2008年购买了Transmeta的低功耗技术的授权。2014年,NVidia推出了Tegra K1芯片,其中的Denver处理器,利用Emulation技术,在底层的7路超标量架构上,实现了ARM64指令集。值得注意的是,NVidia拥有ARM64的指令集的授权,它不是用Emulation技术来规避什么,而是用Emulation来提升性能,实现比硬件直接执行还要高的性能。根据评测结果,Denver超过了当时苹果最好的手机CPU。近期推出的Denver2处理器的,性能更是秒杀苹果的A9X和华为的麒麟950。

Emulation技术如果真的发展到了比直接执行还要快,Intel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微软联合高通,推出基于SnapDragon835处理器的笔记本,运行Windows 10操作系统,上面可以安装x86的软件。Intel虽然很不爽,但Emulation并不需要指令集授权,所以他只能警告说,在实现Emulator时,不许侵犯Intel的专利,而这一点,微软和高通肯定早已考虑到了。

挫折
x86生态系统曾经面对过一次最严重的、近乎灭顶之灾的挑战。这次挑战来自于谁?就来自于它的缔造者Intel。

Intel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自己的x86指令级授权给了AMD等一众供应商,眼睁睁看着他们分享自己的利润,很不爽,于是想在x86之外另起炉灶,建设自己独享的生态系统。正巧在90年代初期,升级64位计算成为一个风潮,1991年有MIPS R4000,1992年有DEC Alpha,1995年有SUN SPARC64。1994年开始,Intel联合HP,准备趁32位升级64位的时机,抛弃原有的x86架构,新推出一个EPIC(Explicitly Parallel Instruction Computing)架构,名为IA64(Intel Architecture 64-bit)。

x86架构兼容老旧应用程序的能力是出了名的。8086把8位的8080升级为16位的时候,80386升级到32位的时候,都完全兼容旧有的程序。直到今天,Intel的处理器依然支持虚拟8086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运行30多年前的8086程序。升级到64bit的时候,Intel居然要放弃所有之前的8位、16位、32位应用了!可想而知当时在业界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Linux的缔造者Linus Torvalds公开对此表示反对。

IA64进展得并不顺利,EPIC本质上就是一种VLIW,如前所述,VLIW的性能比乱序超标量要差。而且EPIC的编译器非常难以开发。原定1997年就会推出产品,但直到1999年才发布IA64指令集,2001年才推出产品。另外Intel也不敢完全放弃之前的32位x86应用,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Emulation,但EPIC不像Transmeta为Emulation做了很多专门优化,跑32位x86应用的性能很差。

这个时候,千年老二AMD站了出来,为x86续命。2000年,它推出了AMD64指令集,延续了x86架构兼容老旧应用程序的优良传统,可以原生执行8位、16位、32位的老程序。2003年,AMD推出Opteron服务器CPU和Athlon64桌面CPU。

AMD64从技术上和生态上都压了IA64一头,Opteron在服务器市场上为AMD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004年,Intel推出了代号为Nocona的至强服务器CPU,它支持一种称为EM64T的技术,EM64T就是AMD64的马甲。江湖有传言说,Intel曾想提出另外一套不同于AMD64的x86升级64位的方案,但微软为了避免x86生态的分裂,极力阻止了。2012年,Intel推出了最后一代IA64的CPU,关闭了这个不赚钱的产品线。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点特别令人感慨。

首先,即使是看似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Intel,不顾生态系统中其它伙伴的利益,一意孤行也是会撞南墙的。

其次,幸好由于历史的原因,x86生态中,AMD和Intel是交叉授权的关系,AMD有权加入3DNow这种多媒体扩展指令,也有权加入64位指令,如果是像如今ARM的架构级授权方式,被授权的企业不能自行加以扩展,那可能还真没有办法阻止Intel了。

最后,Intel的执行力还真是超强,掉头极快,EM64T的CPU只比AMD64的CPU晚出了一年(当然不能排除Intel早就有备份方案)。

虽然在IA64上栽了跟头,但Intel靠着自己的技术实力,持续不断地推出性能和功耗表现更好的产品,AMD在64位战役中所取得的优势,慢慢也被消磨掉了。

岁月如梭。进入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时代之后,服务器的需求量上升。这时RISC架构的服务器CPU几乎快被消灭干净了,只剩下IBM Power奄奄一息。于是Intel几乎独享了服务器市场扩大所带来的红利。但它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移动市场形成了ARM一家独大的局面,移动终端CPU这个市场,Intel怎么也挤不进去。

正巧Intel在刚刚火过一把的上网本市场里设计了一种低功耗的x86核心,即Atom。Intel以Atom为武器,杀入了手机芯片市场。2012年,Intel的老伙计联想,推出了第一款Intel芯片的手机K800。紧接着还有Motorola的XT890。2013年,中兴、华硕也有产品问世。但三星、小米、华为、OPPO、VIVO等出货量大的厂商,都没有采用Intel的芯片。这些手机大厂,看看x86生态中做整机的联想如何艰难度日,估计心里也是一万个不乐意让Intel到移动领域来继续称王。

到2014年,Intel芯的手机还是没有打开局面,市场唱衰之声一片。但Intel并不想放弃。手机攻不下,那就攻平板!大厂攻不下,那就攻白牌!嫌我的芯片贵,我就给补贴!又过了两年,平板也没有攻下来。在移动市场赔了上百亿美金的Intel,黯然离场。

Intel失利的原因众说纷纭,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竞争力不足:

首先,这个时候的台积电已经不是Transmeta家Crusoe芯片诞生时的吴下阿蒙,它生产的手机芯片的功耗和性能并不输给Intel;
其次,这次Intel并无生态系统的优势,要靠名为houdini的Emulator来执行ARM指令集的程序,性能打了折扣。试想,Intel芯的手机如果性能和待机时间都是iPhone的两倍,谁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几乎在进攻移动市场的同时,Intel也在推出产品试水物联网市场,只不过没有大举宣传。2013年10月,Intel推出一款叫做伽利略的Arduino开发板,上面的CPU叫做Quark(夸克)。Quark是比Atom(原子)还小的基本粒子,这个名字暗含着轻巧、低功耗的意思。接着,Intel在2014年的CES大会和2016年的IDF大会上,先后推出了升级的爱迪生和焦耳开发板。

Intel的大名和Arduino联系在一起多少有些奇怪。Arduino是一套可以跑在低端MCU上的C语言函数库,是电子创客们的最爱。淘宝上Arduino开发板才几十块钱。焦耳开发板上的处理器是4核心、1.5GHz,跑Arduino太浪费了。和它参数近似的Raspberry PI 3 Model B+开发板,四核64位ARM Cortex A53跑1.2GHz,淘宝价不到200块。焦耳开发板要369美元。谁会当这个冤大头?

物联网市场极度分散,有无数应用但规模都不大,Intel赚大钱习惯了,在这个微利又需要贴近客户做服务的市场里,百般不适。2017年,Intel悄悄停产了针对物联网市场的开发板。

Intel接下来所可能面对的挫折,是ARM侵入服务器和桌面领域。这个话题下文还会有简单分析。

ARM生态系统
近几年ARM风光无限,抢新闻头条的能力不逊于Intel。

在很多圈外人看来,这家高科技公司好像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冒出来的,但其实它的历史和几乎和80286一样古老。而且它自诞生以来,就以移动(portable)设备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市场。它等待一飞冲天的风口,等待了二十年。

发端
前文提到,ARM是Acorn电脑公司创造的。

Acorn电脑公司创立于1978年,在80年代初,它用6502系列CPU制造的BBC Micro电脑在英国大获成功。6502的性能慢慢跟不上时代了,Acorn想基于80286开发新的电脑,但是Intel连样片都不给——要是Intel大方些,ARM或许根本就不会诞生。

Acorn一气之下开发了ARM(Acorn RISC Machine),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定位中低端(而非服务器)RISC处理器。1985年,ARM1诞生(但从未被商用),后来Acorn在1986年和1990年分别推出了ARM2和ARM3,1987年推出了RISC OS和桌面电脑Archimedes。它在英国的教育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1990年之后,很快被Wintel的生态击败了。

1990年前后,研发掌上电脑成为一股风潮。当时有家叫做Active Book的公司,拿ARM2处理器开发一个叫做Personal Communicator的产品。可惜产品上市前,Active Book被AT&T收购了,AT&T把ARM2换成了自家的Hobbit处理器。

幸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的苹果公司看好ARM,把自己研发的Newton平台中的处理器,由AT&T的Hobbit,换成了ARM。这个“彼此互换”的故事听起来让人头大,大家只需要记住,ARM的第一颗商用处理器ARM2,就曾被尝试拿来做手持的电脑。

ARM的东家是Acorn,和苹果在电脑市场上有竞争。苹果公司花了6周时间说服Acorn把ARM独立出来运营。1990年11月27日,合资公司ARM正式成立,苹果、Acorn和VLSI分别出资150万、150万、25万英镑,Acorn把ARM处理器相关的知识产权和12名员工放在了新成立的公司里。此后,ARM的缩写被转而解释为Advanced RISC Machine。

为了节省成本,新公司在剑桥附近租了一间谷仓作为办公室,全力为苹果的Newton研发ARM6处理器(4和5这两个编号被跳过去了)。

Newton(牛顿)是苹果花大力气研发的触屏移动技术平台,Newton OS是不同于Mac OS的操作系统(如同后来的iOS)。如果你听过苹果、牛顿和万有引力的故事,应该能体会苹果公司对Newton平台有多么高的期望。

Newton平台的第一款产品MessagePad于1993年8月上市了,采用32位ARM610处理器,频率为20MHz,屏幕大小为336×240,重量410克,采用4节7号电池供电,售价699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29美元)。可惜的是,它销量很差,上市头四个月的销量不过5万台。

1998年,中国的恒基伟业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 “商务通”的产品,像极了Newton Messagepad。它采用Dragonball处理器,主频仅16MHz,屏幕大小10汉字x10汉字,重量105克,采用2节5号电池供电,售价人民币1988元。靠着“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也不能少”的广告,商务通在1999年大卖100万台。虽然2001年后商务通及类似产品很快就被越来越强大的手机挤出了市场,但让人好奇的是,背靠营销能力更加强大的苹果,Newton为何没能一炮而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Newton重点宣传的手写识别功能表现很糟糕。而商务通对手写汉字的识别率——根据我个人的体验——还真是不错,考虑到它仅仅16MHz的CPU主频,能做到这么好简直是奇迹。当时商务通部分型号的卖点就是“连笔王”,对潦草的汉字识别得相当好。

软件对于一款产品的重要性,真的是生死攸关啊!

深耕
扯远了,让我们回到ARM的故事上来。

1990年ARM创立之初,给自己定下的使命是“设计有竞争力的、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的处理器,并且使它们成为目标市场中广为接受的标准”,目标市场包括:手持设备(Portable),嵌入式(Embedded Control)和汽车电子(Automotive)。跨越近三十年,这个使命和市场定位始终未变,直到今天。

而且,根据我了解到的知识,ARM是处理器的源代码授权这一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如今,芯片设计从Verilog等源代码出发,经过一系列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优化步骤,最终形成工厂制造芯片所需要的版图文件;整个过程类似软件从源代码被编译为CPU的机器码。但在80年代,芯片的设计自动化非常原始。七八十年代的处理器授权,都是指令集的授权。Synopsys公司于1986年成立,1987年推出把Verilog编译为门级网表的DesignCompiler,之后基于源代码的芯片自动化设计流程才慢慢地被建立起来。于是源代码授权才成为技术上可行的模式。

ARM从未自己生产过商用的芯片。它只是将自己研发的处理器的源代码的知识产权(IP)授权给芯片厂商,由它们推出最终芯片。受益于这一商业模式,尽管在1993年,Apple的Newton失败了,但ARM并未因为设备卖不出去而亏钱,还幸运地拿到了TI的订单,于是成功盈利了。员工数量也由12人增长到了42人。次年ARM又拿到了三星的订单,员工增长到70多人,搬出了谷仓。

除了源代码授权的模式之外,ARM也做指令集授权,1995年,ARM把指令集授权给DEC,DEC很快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StrongARM处理器。1997年,StrongARM产品线被卖给Intel,更名为XScale。

1995年,Motorola在香港的研发团队基于MC68000指令集开发出了针对手持设备的DragonBall处理器,在这之后的十年,DragonBall处理器一直都是ARM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但Moto自己的手机用它,Palm、三星、Sony的手机也用它。当然还有前文提到的商务通。ARM相对于Dragonball处理器有什么优势?我认为最大的优势是从客户需求出发的、持续的创新;其次是ARM的开放的商业模式。

RISC指令集一般都采用32位定长指令,代码密度比起x86之类的CISC来要差一些,但手机的存储空间有限,对代码密度的要求高。1994年,ARM为此专门研发了16位的指令集Thumb,以及支持这一指令集的ARM7TDMI。

开放授权的商业模式,使得整机厂在选择芯片时,可以找到支持同一指令集的多种芯片产品,不容易被绑架。Nokia作为和Motolora旗鼓相当的手机制造商,肯定不会选择竞争对手的Dragonball,而ARM的技术实力和商业模式,正好符合Nokia的需求。

1997年,Nokia推出了一代经典6110,它采用TI的芯片,处理器核心是ARM7TDMI。6110是Nokia第一款带红外接口的手机,第一次内置了经典的贪吃蛇游戏,它的界面成为了之后Nokia手机的标准。从此,Nokia和ARM成为了好基友,Nokia的Symbian操作系统,一直都建立在ARM架构的基础上。

1998年,趁着6110大红大紫的东风,ARM在Nasdaq上市了。同一年,SGI公司看到处理器IP授权生意有利可图,把MIPS部门拆分出来,次年MIPS推出了它第一款可授权的处理器设计M4K。此后的十年里,MIPS一直都是ARM有力的竞争对手。

商务通在中国流行的那几年,国际市场上流行性能更高的掌上电脑和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包括Palm OS、微软的WinCE、Nokia的Symbian、RIM的Blackberry OS,Motorola的Wisdom OS。在这个领域里,ARM阵营中负责高性能的XScale大放异彩,暴击Dragonball。当Dragonball的频率还停留在33MHz/66MHz时,Xscale已经飙到了200~400MHz。MC68000指令集在手持设备领域败走。Palm OS的1.0~4.0都是基于MC68000指令集的,5.0就换成了ARM。后来Motorola的半导体部门Freescale干脆推出了基于ARM核的iMX系列产品,替代Dragonball产品线。

苹果作为掌上电脑的先行者,却在这次浪潮里无所作为,在Wintel的挤压下,它的桌面业务都已经濒临绝境,无暇顾及其它市场了。1997年,不温不火的Newton从苹果公司独立了出来。当乔布斯回归苹果之后,又火速把Newton收编了回来,并且干净利落地停掉了Newton产品线——乔帮主只想要Newton手里的ARM股份。1998年到2003年,苹果通过出售ARM的股票获利11亿美元。这笔钱,是乔布斯复兴战略的重要燃料,可以说是苹果的救命钱。

绽放
经过多年的深耕,ARM在新世纪开始时,已经是手机领域里的王者,依然在为客户的需求做着持续的创新,Java加速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2000年开始,功能手机的性能提升到了足够高的水平,人们希望在手机上玩比较复杂的游戏,而不仅仅是贪吃蛇。但是手机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实在是太分散了,为了方便游戏跑在不同手机上,J2ME平台应运而生。从原理上讲,J2ME和Applet并无不同,都是基于JVM的。Java在并不分散的桌面领域没有获得成功,但在分散的手机领域获得了成功。

J2ME的游戏越做越复杂,但手机的处理能力毕竟有限,桌面和服务器上的JIT编译器在手机上跑得太吃力了。于是ARM在2001年推出了ARM926EJ-S处理器,它支持Jazelle DBX技术,可以直接解码和执行Java的字节码,省掉了JIT编译器的负担。这一功能大受欢迎,帮助ARM9系列成为了迄今最受欢迎的ARM处理器,总共有250多个授权厂家,其中100多个授权的是ARM926EJ-S。

在MTK助推山寨功能机火遍神州的那几年,主控芯片所使用的核全部都是ARM9。在iOS和安卓的应用商店诞生之前,功能手机全靠J2ME开发的应用来实现各种炫酷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低端市场上,Jazelle是助力山寨机火爆的最大幕后功臣。

然而高性能ARM芯片的扛把子XScale,却被Intel于2006年6月卖给了Marvell。这是Intel实施x86-everywhere战略的一个步骤。Intel希望x86的生态也能进入到低功耗的移动领域,而不是用自己先进的工艺制程和设计能力帮ARM建设高端应用的生态。22个月之后,2008年4月,低功耗的Atom芯片诞生了。

高性能ARM芯片的扛把子换成了苹果。2004年,在卖光ARM股票的一年之后,乔布斯决定研发iPhone。2007年1月,在Intel放弃ARM之后仅半年,iPhone诞生了。苹果可不会采用低端市场上死守ARM9那种玩法,iPhone一代就采用了400MHz的ARM11;2009年的iPhone 3GS,升级为600MHz的Cortex A8;2010年的iPhone4,苹果自研的A4芯片升级为1GHz的Cortex A8。接下来苹果自研芯片性能一路狂飙的历程,大家都很熟悉了。

从ARM6到ARM11,这些IP核都是按照兼顾移动设备、汽车电子和嵌入式这三个市场的思路来设计的。从2003年起,ARM把产品线有针对性地划分为A、R、M三个系列,分别对应上述三个市场,而且IP核的名字都统一加上了Cortex的前缀。Cortex A8就是A系列的第一个作品。iPhone 3GS和iPhone4令Cortex A8大火,但让ARM一飞冲天的推手,却是iPhone的竞争对手——安卓(Android)。

有很多文章介绍安卓如何诞生,如何在移动设备领域干掉了除iOS之外的全部对手,毋须赘述。这里只想强调一个被普遍忽略的事实:安卓从诞生之初,就要求应用程序采用Java编写,并且跑在Dalvik虚拟机上;但iPhone上的应用,都是原生的ARM程序。要知道Android手机的处理器性能相对iPhone并无优势。

山寨之王MTK于2009年2月推出的首款智能手机芯片MT6516,采用406MHz的ARM9;2008年~2010年间由HTC推出的那几款卖得很好的Android手机,也无非是ARM11和Cortex A8的核,几百兆的频率,这种级别的处理器跑虚拟机还是蛮吃力的。另外虚拟机占用内存大的缺点,也不利于用户体验和降低成本。

谷歌宁可冒着让安卓出师不利的风险,也要推广Dalvik虚拟机。这是为什么?谷歌内部的决策过程我们无从得知。一个合理的猜测是,谷歌不愿看到手机领域里ARM一家独大,它希望给MIPS、x86等其它CPU一个机会。J2ME的成功,让谷歌看到完全建立在虚拟机上的手机应用生态,是完全可能的。

Dalvik虚拟机可以跑Java,但并不采用JVM那种基于堆栈的字节码,而是改用一种基于寄存器的方案。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规避SUN公司(后被Oracle收购)的专利,同时也让无法直接运行JVM字节码的MIPS、x86能够实现轻量级的JIT编译器,无须Jazelle这样的技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MIPS在电视、机顶盒、游戏机市场上占优,x86在桌面市场近乎垄断,支持它们,也意味着安卓有可能进军电视和桌面。

安卓对所有CPU而言,都是巨大的机会,谁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可以一举改变竞争格局,实现霸业。

只可惜MIPS公司太不给力,一直也没有搞定靠谱的MIPS版Android。等到2011年1月,Synopsys公司给自家的ARC处理器移植好Dalvik虚拟机和浏览器用的V8虚拟机、Android环境已完备的时候,MIPS都还没动静。顺便说一句,Intel曾经的南桥芯片里都有ARC处理器,它是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AMT)的重要基石。

这个时候,北京的君正公司坐不住了。君正靠做低成本的MP4播放器起家,2011年5月在创业板上市。君正拥有MIPS的架构级授权,对自己研发的XBurst处理器非常自信,准备靠它进攻手机和平板市场。2011年7月,基于君正JZ4760的MIPS智能手机通过Android兼容性测试。2011年12月,基于君正JZ4770平台的平板电脑,被谷歌选为Android4.0的首发产品,一时风光无限。

ARM的强大软件生态此时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基于君正的平板,软件兼容性出了问题。原因在于谷歌没有强求所有的应用都跑在Dalvik虚拟机上,对于部分对性能有苛刻要求的app,例如游戏,谷歌允许用CPU的原生指令集来开发,为此还提供了NDK(Native Development Kit)。对于那些包含了ARM原生指令的游戏,君正的平板要么不支持,要么用emulator支持,总之用户体验都不好。

ARM生态圈里,在2011年,正好有两家芯片厂商异军突起:全志和瑞芯微,它们分别推出了采用Cortex A8处理器的A10芯片和RK2918芯片,成本极低,主打平板和安卓电视盒子。君正的平板梦被它们粉碎了,之后只好转战安卓手表,消沉了很多年。对于MIPS而言,还有一个坏消息是,在它们的强力助推下,电视盒子市场也成了ARM的天下。经营不善的MIPS于2012年卖给了Imagination,Imagination不但没能依靠MIPS在CPU市场中有所作为,反而在GPU市场里也败给了ARM,在2017年被迫整体卖身,MIPS业务卖回给了硅谷公司。

2012~2016年,Intel在安卓市场上挑战ARM,也失败了。于是安卓给CPU带来的红利,全部被ARM吃掉了。随着手机越来越重要,ARM也越来越重要,它所推出的最新的Cortex A系列处理器,被手机芯片争相采用。ARM生态也越来越强大,它的触角,慢慢伸出了手机领域。

渗透
2011年1月,微软在CES宣布要为ARM架构开发Windows 8 RT操作系统。在2012年年底,几乎和Intel芯手机上市的同时,包括微软自家的Surface RT在内的一大批二合一平板设备上市了。Windows 8 RT不支持所有之前为x86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这成为它最大的软肋,相关的产品慢慢销声匿迹了。ARM渗透桌面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最近微软和高通所推出的ARM芯的Windows 10,吸取了教训,用Eumlation的机制来支持旧有的x86桌面程序。这次尝试能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2009年,ARM推出了Cortex A9处理器,并且用40nm的工艺制造了双核的样片,跑到了2GHz。这是ARM第一次推出乱序超标量的处理器核,而乱序超标量是Intel实现高性能的关键技术,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2010年,Marvell推出了1.6GHz的4核A9的服务器芯片Armada XP。2013年,这款芯片被部署在百度的存储服务器上,这是ARM服务器第一次大规模商用。但Marvell并未继续推出新的服务器芯片。2011年,一家创业公司Calxeda采用Cortex A9,推出了共有480个CPU核的ARM服务器。但它的成就还不如Armada XP,2013年公司就倒闭了。

2012年,AMD收购了一家做高密度服务器的厂商SeaMicro,准备把它所采用的CPU核由Intel的Atom换成ARM架构的CPU。但直到2014年AMD才推出8核Cortex A57的服务器芯片Opteron A1100,之后从来也没有认真卖过它。2015年AMD就放弃了SeaMicro这个子品牌,不再做高密度服务器了。

ARM进攻服务器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Marvell和Calxeda都采用的是32位的ARM核,先天不足;AMD则三心二意,毕竟自己还有x86 Server的生意。另外服务器市场对于单核单线程的运算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仅仅有低功耗和高通量(high throughput)是不够的。

在ARMv8这一64位指令集发布之后,Cavium和AppliedMicro这两家老牌网络芯片厂商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原先芯片中的架构换成了ARMv8。因为产品的需要,Cavium和AppliedMicro都有自行设计处理器微架构的能力,前者做MIPS处理器,后者做PowerPC处理器。它们两家做ARMv8处理器时,也都采用了只授权指令集,微架构自研的模式。Cavium共推出过两代基于ARM的产品(2014、2016年),AppliedMicro推出过三代(2013、2015、2017年)。随着产品性能逐渐接近Intel的Xeon E5,它们渐渐不再满足于原先的网络领域,开始觊觎服务器市场。

最让人期待的还是高通的Centriq芯片,2015年年底量产24核版本,2016年年底量产升级48核版本,还得到了微软的强力支持。考虑到高通还和贵州成立了合资公司华芯通,Centriq很可能成为在国内大规模商用的第一款ARM服务器芯片。

另外具有国防背景的天津飞腾公司,也有ARM服务器芯片的产品,只是不知道这些产品何时能在通用市场上铺货。

其他确定在研发ARM Server芯片的大厂还包括Broadcom和华为,进度上要略慢一些。

ARM阵营对服务器发起的第二波冲击,阵容要强大得多豪华得多。因此ARM才敢于宣称,在2021年拿下25%的服务器市场份额。

要做好Server CPU,ARM架构还有些功课要一点一点补。多Socket服务器所需要的一致性协议,业界刚刚取得共识准备采用CCIX,但还没有具体的产品出来。做云端虚拟机所必备的虚拟化支持,ARM还有些性能问题。x86处理器提升Throughput的利器超线程技术,ARM阵营尚不能支持。Intel芯片近年来陆续增加的安全特性,也够ARM追赶一阵子的。但目前看来,ARM已经没有致命的短板,蚕食掉Intel的服务器市场份额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唯一的悬念是究竟多少份额?

未来ISA将不那么重要
从长远看,半导体厂商对建立于ISA之上的生态系统的掌控力会变弱,而ISA本身,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软件技术发展的趋势决定的,如前所述,这些技术在90年代末就已经初有小成了。

第一是Web技术。网页开发领域,有一个大家视若无睹的奇迹:最后居然只有Javascript一种开发语言屹立至今。要知道在服务器端和移动App领域,开发语言多如过江之卿。其中原因我也分析不出。反正js的挑战者(微软的VBScript和谷歌的Dart)都失败了。网页开发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浏览器差异大,API不太兼容。这个问题慢慢在缓解中,一来浏览器战争大局已定,Android和PC上的Chrome,以及iPhone和Mac上的safari是胜者;二来很多网页应用是跑在App里面的,例如微信和支付宝里,这种场景下Javascript的API已经被特定厂商规范过了。

由于开发语言和API的高度统一,H5 (HTML5 +Javascript)已经成了兼容所有硬件的最通用的软件开发平台。曾经有人鼓吹H5会赶走移动端和PC端的原生程序,后来被打脸了。但是移动端和PC端的原生App中,越来越多的界面是用H5生成的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淘宝、爱奇艺、有道词典……统统都是这样。

Javascript吞噬一切的进程还在持续。2007年,Stack Overflow的联合创始人Jeff Atwood曾经提出过一条Atwood定律:任何能够用JavaScript实现的应用系统,最终都必将用JavaScript实现。十年过去了,此定律基本奏效。把Javascript的一个子集当作汇编语言的asm.js及其后续的WebAssembly,更加使得网页应用有媲美原生应用的潜力,在浏览器里跑Unity3D的游戏都不是问题。

独立的应用程序仍然会是移动和桌面端的主流,因为没有独立程序,不方便做弹窗广告,不方便启动后台进程收集用户信息,不方便引诱用户安装其它独立程序。但Web的能力的确在快速提升,Web Component技术实现了类似GUI库的Widget复用,如今在浏览器里实现Office和IDE的功能都毫无问题(office365.com、docs.google.com、editor. construct.net、腾讯文档);而WebGL已经能支持Unity3D这种大型游戏框架。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独立应用程序仅仅会作为一个包装而存在,开发者写一套H5,加上不同的包装,就成了PC、Mac、Android、iOS上的独立应用程序,不加包装,就是网站。微软去年开源的ReactXP,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什么?不但底层的CPU被OTT了,操作系统也被OTT了。因为移植一个应用程序到各个平台上,几乎没有什么难度。谁将是生态系统的掌控者?若干个超级App,像微信、QQ、支付宝这样的。它们不但包装自家的应用,其它开发者也可以把自己的应用放在这个包装里面,借重超级App的广泛覆盖度,抵达最终用户。前文提到了,如果微信小程序获得成功,腾讯必然会重拾Q+的野心,把QQ变成桌面上各种H5应用的App Store。

如果真的会这样,微软岂不是会比Intel还着急?拜托,微软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主要靠卖Windows和Office的光盘赚钱的那家公司了,未来它会专注于云计算。但Intel还和二十年前一样在卖芯片。

第二是编译技术尤其是虚拟机的发展。如今的编程语言太多了,80年代那种搞定C语言编译器就OK的好日子早已过去。任何一个新CPU架构要想在移动、桌面、服务器市场站稳脚跟,都得搞定无数的编译器(包括虚拟机用的JIT编译器),这是个坏消息。但好消息是,搞定这些编译器基本就差不多了,不用劝说开发者重写汇编代码。

老一代程序员对x86处理器架构和汇编都非常熟悉。求伯君当年开发WPS时,手写几十万行汇编;雷军读本科时,是系里20多年来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满分成绩的两个学生之一;梁肇新开发超级解霸时,把MMX汇编玩得出神入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梁的《编程高手箴言》,那里面,描绘了一个对现在的程序员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开发的PC应用程序想要移植到Mac平台上,几乎要完全重写。

如今高层次的编程语言接管了一切,汇编语言从很多学校的本科课程里消失了,入门教材也从C改成了Java,甚至是Javascript或Python。程序员完全不熟悉底层的CPU。即使是真的需要拼性能的场合,编译器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写汇编。ARM的工程师告诉我说,ARM在开发开源的Compute Library过程中,主要依靠在C源码中加入标注来指导编译器生成SIMD指令,而不是像梁肇新那样手写。

在这种情况下,软件平台厂商就变得非常强势,因为他们知道,应用开发商只需付出重新编译一遍的代价。比如苹果,就要求所有的App都改为64位的。这样,未来苹果在手机CPU里放弃对32位应用的支持时,甚至都不会有人感觉得到。这对于x86生态系统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显然微软对此非常眼馋,并且尝试在Windows 10 S中复制这种掌控力。

至于谷歌,Android把所有应用都跑在虚拟机上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如果未来它再针对AR/VR、AI或机器人发布一个什么软件平台的话,就很有可能完全禁止原生程序。

而Oracle,正在努力开发可以支持所有编程语言、能把所有CPU给OTT掉的全新VM:GraalVM。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是Emulation技术的发展。虽然眼下ARM阵营中靠Emulation进攻Intel的先锋是高通,但最可怕的选手其实是NVidia。NVidia拥有最厉害的Emulation技术,而且江湖传言Denver处理器的初衷就是针对x86的。当初NVidia的Tegra处理器曾被拿来做Windows 8 RT的二合一平板。如今Denver处理器跑Windows 10绝不会让人意外,那么它会怎么跑呢?肯定是直接在底层硬件上做x86的Emulation,而不是在Emulate出来的ARM指令集上再做一层Eumulation。

Denver处理器前些年没有跳出来抢Intel的饭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NVidia还在做Intel平台的主板芯片组,另外NVidia还没有那么强大。如今NVidia也不做芯片组生意了,还借AI的东风,股价扶摇直上。说不定哪天,NVidia就会放出Denver处理器的x86 Emulator,做到单线程性能不输Xeon,强攻服务器市场。想想看,在单芯片上集成GPU和x86版的Denver,云计算厂商能不动心?

如果未来Emulation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厂商掌握,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CPU本身是某种外界不了解的指令集,官方发布时,只能Emulate某种开放的指令集,例如RISCV;但是用户可以给它安装不同的Emulator,让它变成x86-64处理器,或者ARM64处理器。在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这并不是多么疯狂的想象。

总之,CPU依然不可或缺,但CPU用谁家的,是什么指令集,会越来越不重要。软件的发展,会在用户和底层的CPU之间加入足够大的缓冲带,CPU的差异,越来越难以被用户察觉到。

展望:让CPU不再难
此文在最后修改之时,看到了梁宁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里面写到:
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

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我也曾在北大参与过国产CPU的研发,生态之难体会颇深,真的,只是烧钱做芯片,无论烧多少都无法挑战Intel和ARM,何况过去二十年真的没烧多少。

但我并没有梁宁那么悲观,毕竟技术的潮流无法抗拒,借用马化腾的一句名言“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Intel和ARM如此强大而且极少犯错,我们如此弱小就算它们犯错也无法利用——但我们可以欺负它们的“老”。

在此借新智元的宝地,向小马哥呼吁一声:

请借助腾讯的强大生态,把CPU和OS这两个老大难问题给OTT掉吧!

做法非常简单,把Q+桌面再重新搞起来,做一款完全使用Javascript&Webassembly编程的操作系统,里面用腾讯文档来替代Office,各种微信小程序都支持起来,适当支持游戏(但要加入家长监控系统)。补贴芯片厂,让它们使用ARM或RISC-V外加国产Imagination gpu做SoC,生产类似Surface这样的二合一平板。底层CPU使用的ISA完全不可见,上层编程完全用H5。这样,就帮祖国把CPU和OS这两个陈年大洞都补上了。

芯片要下苦功,别凡事都指望模式创新。这不假。但偏偏CPU真的面临一个十倍速变革的机会,真的有靠模式创新而胜出的机会,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腾讯不去尝试一下,谁还有资格呢?促进祖国的微电子发展功德无量,相信这次不会有人说腾讯垄断之类的闲话。

来源: 新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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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的无限游戏

2019.7.23 | 作者: boss 戴老板  | 行业故事-No.26 | 编辑: 楚团长/董指导

  • FAMGA Facebook、Amazon、Microsoft、Google、Apple,
  • PATH 平安 PingAn、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和华为Huawei
  • 01. 不可攻击:瓶装液体的神奇定律
  • 02. 需求纵深:核心用户的N重挖掘
  • 03. 组织保障:老师傅的十八般兵器
  • 04. 进化能力:大象怎么样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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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2019年下半年,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核心资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正如伟大领袖所说的那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核心资产的攻辩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基金经理炮打司令部,把“核心资产”比作民国时期的租界地产,“依赖外国势力拉升估值,依靠压榨其它资产支撑盈利”,笔锋凶悍。

支持“核心资产”的一方火气则没那么大,原因极可能是仓禀实而知礼节,过去三年都是当权派,教育革命小将自然要彰显风度。他们只是简单的指出:核心资产估值不贵,而外资流入才刚开始,如果我们还只是在俗脂庸粉里选美,等到外国人把核心资产全部买光,去哪里后悔?

双方隔空对骂,攻诘无数,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关于“核心资产”的讨论,其实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讨论了快十年了。

在美国资本市场,有五家公司被誉为美国的核心资产:Facebook、Amazon、Microsoft、Google、Apple,它们被美国媒体统称为“FAMGA”,即这五家公司的首字母集合。它们占了纳斯达克Top100公司市值的39.2%,而在过去十年大牛市里,如果你不买这五家公司的股票,基本很难赚钱。

从规模上来看,FAMGA已是庞然大物:微软10469亿美金市值、亚马逊9672亿美金市值、苹果9321亿美金市值、Google7845亿美金市值、Facebook5662亿美金市值,总和高达37307亿美金,富可敌国。更关键的是,它们的业绩靓丽、现金流强劲、商业版图不断扩张、估值虽不便宜,但似乎还能涨。

当然,看衰中国版“核心资产”一方的重要理由就是:美国核心资产FAMGA代表着科技和创新,我们的核心资产却只是53度的东方神水,想想就让人沮丧。

这个观点足以引发共鸣,但并不准确。在中国,虽然代表科技创新的核心资产并不多,且大都不在国内上市,但也能凑出一桌麻将的阵容,足以可以跟FAMGA媲美,它们就是中国平安(PingAn)、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和华为(Huawei)。如果把它们的首字母提出来,就是:PATH。

PATH在英文中有“路线”的意思,比没什么意义的FAMGA要有内涵一些,但从市值角度,两支队伍差距比较明显:阿里4504亿美元市值、腾讯4411亿美元市值、平安2354亿美元市值,华为如果上市的话保守估计不会低于2500亿美元,加起来13769亿美元,大概是FAMGA总市值的三分之一。

大国的崛起,一定会伴随着世界级科技公司的诞生。中国的PATH能否有跟美国的FAMGA分庭抗礼的那一天,是这两个全球前二经济体之争的核心注脚。

从直观上看,PATH是有机会的。它们不仅在固有领地里毫不松懈,还在能在跨界的领域里持续创新,比如腾讯从游戏做到综艺、阿里从线上切到线下、华为从设备做到手机、平安从金融切进科技。它们跟FAMGA一样,似乎掌握了某种无限扩张的能力,能将疆域版图不断向前推移。

中国的PATH为什么能够持续扩张,以及他们会以什么样的path(道路)来扩张,这是一个好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PATH所具有的四重共性,探讨它们业务创新能力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按照公号老习惯,文章将分成四个部分。

01. 不可攻击:瓶装液体的神奇定律

02. 需求纵深:核心用户的N重挖掘

03. 组织保障:老师傅的十八般兵器

04. 进化能力:大象怎么样翩翩起舞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01. 不可攻击:瓶装液体的神奇定律

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早在1938年,华尔街大佬们就对可口可乐下了“判决书”:市占率已到顶点,辉煌难以为继。对瓶装液体的股票过早言顶,似乎是一个中美股民共同喜欢犯的错误。

但股神从来都是例外。从6岁起就通过兜售可乐赚钱的巴菲特,自1988年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至少攫取了150亿美元的利润。在1993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阐述可口可乐的逻辑时,将他的投资理念比喻的非常形象:宽广的“护城河”(economic moats)才能给投资者带来持续的回报。

护城河这个词,经过这么多年连篇累牍地解读,早已下沉到了18线城市的菜市场,我们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顶级企业的护城河:不可攻击性。

这个词源于2000年的Berkshire Hathaway股东大会。巴菲特在会上解释道:“我们根据‘护城河’加宽的能力以及不可攻击性作为判断一家伟大企业的主要标准。而且我们告诉企业的管理层,我们希望企业的护城河每年都能不断加宽。”显然,“不可攻击性”是企业护城河宽广的一个结果。

有的企业科技感十足、技术门槛高,但一旦面临巨头的降维竞争,便如同1940年的法国,被德军突破防线后无险可守,一个月内便投降亡国;有的企业看起来不起眼,却在核心领地罗织出层层阻拦网,如1937年的淞沪,水网密布防线层叠,日军啃了三个月才啃下,时间足够灭亡三个法国了。

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曾经说过[1]:“一种武器效能的大小,取决于当时与之对抗的武器的水平。”这段话翻译成商业话语便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对手攻入你的战略腹地的难易程度。从这个角度看,PATH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弹药支撑持续扩张,原因就是其核心业务具备“不可攻击性”。

著名机构晨星(MorningStar)曾总结过五大护城河属性:1. 成本优势:无法复制的低成本;2. 规模优势:经营规模的强压;3. 转换成本:转换使用的高代价;4. 无形资产:专利品牌的附加值;5. 软护城河:难以量化的软助力。我们借助这5个维度,来对PATH四家企业的“不可攻击性”进行拆解。。

P: 平安护城河=业务协同(规模优势)+客户绑定(转化成本)

平安首席财务官姚波在2016年提出了对平安集团的全新估值模式:平安利润=客户数量×每位客户的利润。中国平安近年来发力互联网端,在保险、银行、证券、互联网金融以及医疗健康等各业务线上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2018年集团拥有的1.84亿名个人客户中,34.6%同时持有多家子公司合同。

用各业务线估值累加的模型,显然已经不能够真实反映平安集团业务协同带来的增量效应。新估值模式实际上也是平安集团管理层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展现,“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五大生态圈的用户规模已达5.38亿,对竞争对手形成了极强的规模优势。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客户资产一旦沉淀在具体业务中,就很容易被绑定。富国银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名客户在一家银行有四项以上的业务,他就很难再离开。拥有全金融牌照的中国平安经营中树立了极强的品牌信用,而互联网科技思维更让企业获客更为便捷,金融与科技交织出了多元生态场景的护城河,用户极具黏性。

A:阿里护城河=管理体系(软护城河)+平台模式(规模优势)。

2011年3月,王兴当面跟马云说:你最强的是战略和忽悠。马云反驳道:其实我最强的是管理。王兴沉默了一会回应道:我相信。

这对话听起来颇有点马云喜欢的武侠禅意,但实际道出了大家公认的事实:阿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管理体系。包裹在武侠花名和东方组织架构之下的是现代管理科学,价值观统一和组织协调性强赋予了阿里极强的组织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阿里铁军令人胆寒。

阿里护城河的另一面,则是有些老生常谈的互联网平台效应。无论2b、2c业务,阿里始终聚焦平台型商业模式。当业务形成规模后,互联网平台往往呈现出越用越好用的特征。淘宝卖家越多,买家购物体验就越好,在支付宝、阿里云、菜鸟物流等业务线上,这样的逻辑同样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拼多多其实只打到了阿里的外围阵地,像是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部队,虽然用望远镜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但再往前一步,却是千难万难。

T:腾讯护城河=流量资本(规模优势)+用户黏性(转换成本)

3Q大战后,马化腾让16位高管在纸上写下自己认为的腾讯核心能力,最后经过讨论,答案被聚焦在两个词:流量和资本。

之后的故事路人皆知,刘炽平挥舞着资本几乎成为中国最大的VC机构,微信九宫格成为所有互联网创业者眼热的流量入口,东兴局上,马化腾端坐主位。其实无论流量还是资本,本质都是微信和QQ两款超级APP的规模效应下的竞争优势,让腾讯拥有了中文互联网最大的流量池。

转换成本高是社交软件的天然优势,这构筑了腾讯护城河的第二条核心防线。无论是网易的易信、阿里的来往、抖音的多闪,还是罗永浩的子弹短信,刚问世的时候都热闹无比,但它们无法迁移微信的熟人关系链,因此全部阵亡在了腾讯的壕沟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要想攻入腾讯的腹地,可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连接方式出现变化;二是腾讯自己犯错。两者缺一不可。

H:华为护城河=人才红利(成本优势)+科研专利(无形资产)

在PATH中,华为是表面上最没有护城河的,任正非在业界以“居安思危”闻名,经常讲“华为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在故作谦虚,而是真的害怕。

这跟华为的业务模式有关。在华为传统的电信设备领域,客户悉数为B类客户,数量少而集中,只关心技术和价格,竞争激烈,倒下的巨人比比皆是,其中不少还都是华为亲手干掉的;在智能手机业务,消失的品牌就更多了,如日中天者如诺基亚,防线崩塌的速度也令人瞠目结舌。

华为真正的优势,是中国工程师红利带来的成本优势。扎实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扩招政策为中国培养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养一位西方专家需要汽车别墅,但一位华为工程师天南地北的996却要不了多少钱,科技人才的成本优势,是华为在与发达国家的科研竞赛中的法宝。

坦白讲,华为每年巨额的研发投入(2018年华为研发投入高达1015亿),可以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比如5G上领先半代),却并不能构建长期的护城河,甚至可以说,巨额研发投入是华为维持竞争优势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意味着企业要枕戈待旦,毫不松懈,非常辛苦。

因此,能攻破华为的核心防线的对手,未来只会诞生在一个跟中国一样有着充足科技人才供应的国家。从这点上看,这家公司的运数,也是国家的运数。

综上所述,PATH四家公司处在极难被攻击的位置上,这赋予了它们向其他赛道拓展的本钱。但这种拓展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核心用户有多少需求可挖?

02. 需求纵深:核心用户的N重挖掘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在PATH这四家公司中,平安和华为创办于1988年,腾讯创办于1998年,阿里创办于1999年。它们的诞生,都是抓住了核心客户的一种需求:阿里满足了电商的需求、腾讯满足了社交的需求、华为满足了通信的需求、平安满足资产配置的需求。

需求很广泛,按照马斯洛的金字塔模型,需求被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然而,实际上,需求的每个层次并不是绝对的上下级,也不是完全的传递关系。因此,能否在正确的时间,辨识匹配的需求,满足需求,成为公司建立发展的分水岭。

换句话说:好的公司满足用户需求,优秀的公司,则培养了一个广泛的需求池。

以阿里为例:电子商务交易的需求,不仅可以沿着品类扩张,而且可以随着环节不断渗透。因此,阿里从淘宝扩展到了天猫,从撮合跨越到了交易,产生了支付宝。而有了支付工具之后,应用场景也不断扩张,从购物到住店、乘车、缴费等等,只要是用户消费的场景,就有阿里。

以腾讯为例:社交连接了一大批个人用户,这些用户的需求是一个广阔天地。因此,腾讯基于QQ,拓展出了游戏、视频、读书、音乐等多个业务。只要好“玩”,就有腾讯。

金融需求也是一个可以深度挖掘、广泛扩展的领域。平安覆盖了医疗、养老、汽车、教育等多个领域,而在一些医疗理赔过程中,平安感受到用户对更好、更便捷享受医疗服务的强烈需求,于是,平安投入了资金、技术、人才,开发了“平安好医生”的APP,而且通过AI辅助技术有效地提高医生诊断的效率,成为用户全天候的移动私人医生。

与此同时,为了给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平安也成立了医保科技,依托强大的医学知识库,采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为医保管理机构提供精细化、移动化的管理服务,也为参保人提供了“城市一账通”等快捷支付通道。从最初的医疗保险业务出发,平安构造了一个“患者-医疗服务提供商-支付方”的高效化生态体系。

而在金融延伸到的汽车、房产、城市等领域,平安也相继通过“汽车之家”、“智慧城”等公司,为用户带来高科技、高匹配的服务,实现“生活不费心、城市有温度”的新时代体验。

从基础需求出发,PATH四家公司相继开发出了一块广阔的“需求池”,不仅满足、创造客户需求,也将各个业务之间的客户进行共享,提升服务的能力,最终不断提高四家公司的天花板。

当然,建立用户的需求池,只是开始,匹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库”,则成为关键。

03. 组织保障:老师傅的十八般兵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

公司在提供产品服务时,无非要解决四个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出来、卖得出去。这四个问题循环交替,将需求转化为产品,成为公司不断前进的动力。而这个过程则要求公司拥有一个十八般兵器的能力库。

首先是组织管理的能力。产品从0到1的过程,也是公司员工快速壮大的阶段,如今,阿里巴巴拥有10万人、腾讯5.5万人、华为19万人、平安集团38万人,有效管理员工,成为关键。

阿里巴巴创业之初便搭建了薪酬、培养、考核等激励体系,而随后更是借鉴创造了“政委制”,成为业务团队的合作伙伴,保证公司价值观的一致。腾讯则采用“总办、事业群、工作室”等层级架构,实现管理和激励;华为著称的则是其“基本法”和激发斗志的“员工持股制”,公司99%的股票由工会持有,最终覆盖近8万人。

在创新和开放浪潮中诞生的平安,也时刻注重维护创新、执行的氛围,而这个抓手就是“赛马制”。不仅要通过“相马”找到最合适的人才,更要通过对员工个人、团队设置末位淘汰的“赛马”体系,保持人才体系的活力。而2018年末,平安更是大胆地增设了三位联席CEO,增加公司竞争的“狠劲”。这也是平安提升外部竞争力的重要武器。

其次是研发的能力。在科技时代,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无不是以码农起家、以码农、工程师来实现壮大,而中国平安也在多年的发展中,累计投入了近1000亿元,逐渐打造了一只科技大军,包括9.9万科技人员,2.9万研发人员和1千多名顶尖科学家,全面促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提升。

这些技术也开始赋能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房产、和智慧城市等集团五大生态圈。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平安打造人脸识别,准确率达到99.8%,应用于金融服务、机场等30多个行业,利用大数据、图片识别等技术,在车险理赔查勘中实现智能人员调度、极速到达现场、极速定损理赔,95%的日间案件可以在5-10分钟内开展查勘;在区块链领域,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世界领先的五大医疗健康数据库。

优秀的研发能力,能够不断提升产品精进曲线的斜率,从而为客户带来更大的受益和更良好的体验,加速口碑的形成、扩散,延长用户的产品使用周期,成为公司发展的飞轮。

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快乐。PATH四家公司也拥有各自的特色能力,以适应各自领域的扩展。以华为为例,其无论在研发团队、还是营销团队,都体现了“狼性”的能力。这成为其退守过冬的粮草、开辟疆土的兵器。也由此有了华为核心网的逆袭、手机的崛起、以及汽车等业务的布局。

而平安的优势在于业务场景的广泛性。金融已经从传统的银行、信托等领域,延伸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面对广阔丰富的应用场景,平安充足的资本,也成为科技创新的定心丸。自2003年以来公司净利润增长了60倍,总资产也增长了45倍。不仅拥有A股、H股两大融资渠道,也通过保险产品的合理配置,积累了充裕的浮存金。

好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造强有力的研发大军,生产出有卓越功能、满足用户情感诉求的产品,把握时代的科技趋势,这就是PATH四家公司能力库的核心要义。

04. 进化能力:大象怎么样翩翩起舞

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贾跃亭前脚唱着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后脚就踏出国门成为我国最大的债务输出单品,乐视“生态化反”的梦想就这么停留在PPT里窒息了。

但通过构建丰富业务生态,谋求失控性系统进化从来都是顶尖科技企业追逐的方向。投资人李国飞将企业生态进化力的评估分为了六个维度[2]:

1. 公司业务是否有丰富的多样性?

2. 管理体系的机制起了怎样的作用?

3. 公司的事业部被授权是否充分?

4. 公司是否鼓励内部的竞争?

5. 公司内部考核机制是否长远?

6. 公司和主要客户的关系是否足够牢固和强大?

PATH能够不断的在新商业领域开疆拓土,卓越的进化力是其共有的重要素质。

平安集团在与基础业务有深度链接的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城市建设的五大领域中孵化了陆金所、平安好医生、金融壹账通、医保科技等科技创新平台。聚焦科技与金融的长远战略,构建出丰富的业务多样性。而在此基础上,拓展的5亿多用户则成为反哺生态的动力和源泉。

过去十年间平安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已超过1000亿,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三大核心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核心金融、医疗业务的客户经营、渠道管理、客户服务和风险管控等场景中。伴随着与用户和商业伙伴的链接越来越深入,未来平安集团协同效应的增益下,科技进化将会越来越快,形成金融之外的科技专利护城河,截止目前,平安的专利申请数已悄然达到全球第一,专利申请已达12051项。

从科技领域不断实现进化的还有阿里巴巴,电商、物流、金融、云计算每一步都似乎水到渠成。考虑到阿里从来习惯自上而下推动业务,其战略前瞻的准确令人咋舌。管理体系和平台型的商业模式即是阿里的护城河,似乎又是其保持进化力的根基。中文互联网企业对于阿里一直梳离,但当行业进入下半场,互联网延安值得学习。

中文互联网双峰的另一极腾讯则似乎是阿里的镜像,自QQ秀开始,将这家巨头推上顶峰的产品从来都来自内部竞争。张小龙在脱颖而出之前,腾讯内部有三个团队在开放移动即时通讯;《王者荣耀》是踩在另一款名为《全民超神》游戏的尸体上才成为国民手游的。

马化腾在2012年的演讲《灰度法则的七个维度》中阐述了自己的管理哲学: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成为生态型企业,开放协作度、进化度、冗余度、速度、需求度都比较高,创新就会从灰度空间源源不断涌出。我倾向于生物型组织系统,外界看起来似乎是混乱和失控,其实是组织在自然生长进化,在寻找创新。

华为如今的slogan“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显得气象万千,贸易战的C位担当更是将其送上了神位。以技术见长的华为在发展历程中,充满了进化的跃迁时刻。从程控交换机到全套电信移动解决方案、从2b寡头到2c电子消费领域霸主。在5G时代的前夜,我们审视这家中国科技的骄傲时会发现,它的进化力似乎完全来自内功。

手机、电脑、芯片,无论研发如何艰难,华为总能迎难而上。任正非近乎迷信的疯狂从美国引进现代科学管理体系,最终成为了华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是人才”的考核机制则让无数工程师充满着狼性为公司攻城略地,让无数消费电子公司感到胆寒。

PATH的进化力各有倚重,但是企业想要不断拓宽商业边界,就必须要在科技创新上不懈努力。

05. 尾声

1987年,华为在深圳成立,主要做香港交换机的代理销售业务,而当时香港正是中国大陆物资的窗口;

1988年,中国平安正式获批,成为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而当时正是国内商业发展、保险业恢复的起步;

1998年底,腾讯在深圳成立,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理所当然也成为了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的温室。

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时逢中国加入世贸前后,中国小商品纷纷出口,热销全球。

每一家公司的成立、发展,都是时代的雕刻。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PATH业务纷纷进化、转型,都已成为世界500强的常客。

华为,从代理走向自我研发的道路,伴随中国通信业从1G、2G时代的看人脸色,进化到5G时代的技术引领。平安伴随着时代的跃迁,从保险拓展到综合金融领域,并顺应科技浪潮,成为金融、科技双驱动的公司。

腾讯从早年的模仿ICQ,到独立研发各类游戏,并在微信时代崛起为帝国,背后是中国网民需求的激增;阿里巴巴,也从早年的贸易撮合平台,转型为国内最大的云服务公司,踩着互联网从IT时代走向DT数据时代的步伐。

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故事远未结束、科技的浪潮也还未停歇。不用羡慕微软、苹果、亚马逊这些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中国的万亿美金巨头也一定会在PATH四家公司中诞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吧~

参考资料:

[1]. 闪击英雄,古德里安,2006年
[2]. 投资框架2018,李国飞,2018年
[3]. 中国的PATH,能否超越美国的FAMGA,秦朔,2019年

延伸阅读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Modified on 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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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sterious Death Of The Hacker Who Turned In Chelsea Manning

npr | September 19, 2019  | LISTEN· 49:08 |  cc+bk |

 Adrian Lamo (center) walks out of a courthouse in Fort Meade, Md., where Chelsea Manning’s court-martial was held, on Dec. 20, 2011.

Patrick Semansky/AP

Debbie Scroggin and her husband live at the end of a series of gravel roads in a lonesome part of Kansas. It is the kind of place where, Debbie says, “you have to drive 15 minutes to get anywhere.” Getting to the Scroggin house involves turning onto a desolate ribbon of gravel that cuts through fields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It was easy to think that someone might come here to either get lost or be forgotten. Scroggin remembers Adrian Lamo arriving on a night train with nothing but a broken suitcase and a hangdog expression.

“He was shorter than I thought he would be,” she told me as we sat in her living room. “I saw pictures of him when he was young.” He was slight, dimpled and smiling, back then. The Adrian Lamo who stepped off the train was thick, stooped and “had on gloves and a hat and this long black trench coat, full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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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sea Manning Comments Publicly On The Late Hacker Adrian Lamo
I’LL BE SEE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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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eer bulk of the coat demanded attention. Its contents rattled and clicked when Lamo walked, and the look of it was dramatic enough to compel the ushers at the Scroggins’ church to pull the couple aside and ask, “Who is that guy, is he with you?” Bill Scroggin, Debbie’s husband, remembers saying: “If I told you who that guy really was, you’d never believe me.”

Lamo was, back in the early 2000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hackers. As a young man, he broke into a who’s who of corporate America and couldn’t wait to tell anyone who would listen precisely how he did it.

“He was like the Tony Robbins of the hacking world,” Lorraine Murphy, an old friend of his, said. “It is one thing to be gifted at hacking and another to be able to tell the world about it.” Lamo did both. In happier times, he had legions of followers — long before Twitter made that a thing — and he loved the attention. “He wanted to be a household name,” Murphy said. “Fame. Media. That’s what motivated him.”

It turns out, the thing that made Lamo anything close to a household name had less to do with hacking and more to do with a random Internet chat he had with a young soldier in Iraq in 2010 and the decision that followed it.

“Hi, how are you? … Im an army intelligence analyst, deployed to eastern baghdad, pending discharge for ‘adjustment disorder. … Im sure you’re pretty busy… if you had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classified networks 1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for 8-plus months, what would you do?
“Lets just say *someone* I know intimately well, has been penetrating US classified networks, mining data… and been transferring that data from the classified networks over the ‘air gap’ onto a commercial network computer … Sorting the data, compressing it, encrypting it, and uploading it to a crazy white haired aussie who can’t seem to stay in one country very long.”
The “crazy white haired aussie” was Julian Assange, the founder of WikiLeaks; and the young soldier was Chelsea Manning. What happened next is what people remember about Lamo: He turned Manning in and found himself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death threats. Manning was arrested days later, after she had pass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ecret diplomatic cables and a video to Assange, which in one fell swoop had the effect of weaponizing the Internet and transforming the act of whistleblowing into a popular movement.

The gravel road leading to Debbie and Bill Scroggins’ house, outside Wichita, Kan.
Dina Temple-Raston/NPR
Those leaks, Manning’s admission and Lamo are creeping back into public consciousness because they are now at the heart of the U.S. government’s attempt to bring Assange to justice. As it seeks Assange’s extradition, the U.S. government alleges Assange did more than just accept a trove of classified material from Manning. It claims he not only encouraged her to provide more secret information but also attempted to help her crack a Defense Department password so she could leak more.

If the U.S. government can prove that set of facts — and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it can — the founder of WikiLeaks may have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And a key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It might well have been Lamo — had he not died under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last year.

The “Wild West” of hacking

“I canno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 due to connectivity issues, distraction, my death,” an old voicemail greeting of Lamo’s began. “If I’m dead, I’m telling you that I love you from beyond the grave. You should consider this moment rather unique. Thank you and have a wonderful day.”

Lamo was born in Boston and spent his formative years in his father’s home outside Bogotá, Colombia. His early hacker’s résumé tracks like that of most computer geeks. He owned a hand-me-down Commodore 64, which he used to hack into computer games; he played with viruses on floppy disks (remember those?), and eventually he was tapping into strangers’ phone lines and finding ways to spoof the phone company to make free long distance calls.

When his family moved to Northern California, it made it easier for Lamo to pursue his interest in computers. “His name was very well-known especially for anybody who was up and coming in the community,” his cousin Glenn Morrow recalls. “And he wasn’t very hard to find, either, online during the AOL Messenger days. So a lot of people say, ‘Hey, look what I’ve done, what do you think?’ ”

Back then, regular people, civilians, the rest of us, were flocking to the Web. Every business, community and subculture was running headlong into cyberspace to stake a claim. What we consider fixtures of the Internet today were just getting their start. AOL introduced instant messaging in 1997. In 2004, Google launched its IPO, assuring investors it had found a way to profit from searching; and a loose affiliation of computer geeks had started a small group of hacktivists, calling themselves Anonymous. Lamo had been watching this explosion of activity with a mixture of excitement — he was part of it, after all — and alarm. This was all so fragile, he would say, the Internet was dangerous and no one could see it.

A Commodore 64, the computer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hackers, as seen at the 2014 Gamescom gaming trade fair in Cologne, Germany.
Sascha Steinbach/Getty Images
Lamo’s hacking was a way to underscore the point: Cracking into companies like AOL, Yahoo, MCI Worldcom, even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such ease certainly suggested something was broken. If someone like Lamo — who often got into these companies while borrowing an Internet connection from a local Kinko’s — could do this, the hacks seemed to suggest, anyone could. Lamo didn’t steal information; he didn’t hold people’s computers hostage. That might have had people questioning his motives. Instead, he would find security holes, offer to fix them free of charge, and if companies didn’t take him up on it, he’d notify the media, hoping that public attention would force whoever it was in his hacker crosshairs to patch the hole.

Federal prosecutors ended Lamo’s crusade after he hacked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paper pressed charges. The way it unfolded would sound familiar to anyone who was in the hacking underground at the time. Lamo was very good at figuring out passwords, either getting someone to unwittingly give him one or guessing at default passwords that hadn’t been changed. The Times had some employees who were still using the digits from their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as passwords, and that gave Lamo the opening he needed.

He searched the Times’ internal server and gave himself administrator credentials and a login and a password for the paper’s LexisNexis account. (The Times claimed he ran up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worth of searches; this was later disputed, since the paper had negotiated a monthly rate with the company.) Lamo gained access to a database that contained the telephon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for more than 3,000 contributors to the paper’s Op-Ed page. But he didn’t steal them or publicize them. Instead, he played a little joke: He added himself to the paper’s internal database of experts — as an expert in hacking. What might have been his undoing is that he then trumpeted what he had done.

The Times was not amused. In August 2003, the FBI issued a warrant for Lamo’s arrest; the U.S. attorney in Manhattan at the time, James Comey, likened Lamo and other hackers to common thieves: “It’s like someone kicking in your front door while you’re on vacation and running up a $300,000 bill on your phone, and then telling you when you arrive home that he had performed a useful service by demonstrating that your deadbolt wasn’t secure enough.”

Lamo pleaded guilty, paid a fine and served six months of home detention. “I do think there were some lines I stepped on in my access,” he told the Off the Hook radio program, a hacker favorite at the time.

“I w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nd I want to put it behind me.” And then he added, “On a tangentially related note, the U.S. marshals actually let me retake my mug shot until I thought it looked pretty.”

Julian Assange speaks to the media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Embassy Of Ecuador in London in 2017. The founder of the WikiLeaks website was forcibly removed from the embassy earlier this year and is fighting extradition to the U.S. to face charges related to the Manning leaks.
Jack Taylor/Getty Images
Lamo was olive-skinned and dimpled — and had a fun, impish air. That mug shot was pretty, too. He was half smiling and looking a little smug; and it reveals something about Lamo that he expected The New York Times episode to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nding. His friend Murphy told me, “He was really appalled that he didn’t get a job offer out of that… He thought he’d be made a security consultant…. You know the pipe dream of the best kid in the drama club at high school is to go to Broadway? The pipe dream of every kid in every hackerspace in the world is to get a paid job from a major corporation as a security consultant and all you do is sit there all day and find their weaknesses.”

The idea that everyone felt that way may be overstating the case, given the countercultural ethos that pervaded the hacker community back then, but about Lamo she was correct. He made no secret that he wanted to do that kind of work, but The New York Times hack only dimmed his prospects for doing so because it gave him a felony record and sparked a belief he never shook: that federal authorities were watching him, constantly.

To be sure, there was more than a whiff of self-importance in think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red about him that much, but Morrow, his cousin, believes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was under surveillance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Lamo’s calculation to turn in Manning. He may have assumed the authorities knew about the Manning chats and would be able to prosecute him as an accessory after the fact. “He never said that to me directly, that that was what motivated him,” Morrow told me. “But even back then, being digitally anonymous was an ever increasing challenge.”

Morrow witnessed the exact moment when the hacker community turned on Lamo. It happened, in a stark way, at a Hackers On Planet Earth conference in New York. Hacker meetups were usu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party, meet new people and start new projects, but from the outset it was clear that post-Manning, this HOPE meeting would be different.

“The first day at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yelling out ‘snitch’ and at least one occasion that I recall somebody spitting in his direction,” Morrow recalls. “It was a rather divisive time back then. Something like this had never happened to the community. Up until that point, Adrian had been an inspiration, but that all turned. In their minds, or in the culture, the worst thing you could be was a snitch and I think that probably confused a lot of people. There was a bit of a mob mentality, people were just so taken aback that this happened.”

The organizers put together a last-minute panel they called “Informants: Villains or Heroes?” and it basically revolved around Lamo. He was onstage and there were boos from the crowd as soon as he was introduced. One by one conference attendees came to the microphone to berate him. “I see what you’ve done as treason,” said one. “I think you belong in Guantánamo,” said another.

Then Mark Abene, a member of one of the original hacking groups, Masters of Deception, took the floor. “As soon as you make up your mind to choose a side,” he told Lamo, “politically speaking, you cease to be a hacker. You had a choice and you made the wrong choice. You could have simply walked away and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Lamo leaned forward and spoke into the mic. “I could have, but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live with myself,” he said. The rest of the conference, Morrow said, was a bit of a blur. “It was a little tough for me to hear,” he said, remembering the weekend. “Everybody knew who he was, and up until that point Adrian had been, you know, a hero.”

It didn’t help matters that the Manning arrest unfolded at a time when hackers were just beginning to consider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In the early days, hackers didn’t think that there were rules when it came to websites,” Murphy explained. “It was the Wild West. It wasn’t against the law to hack a particular websit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The whole Manning affair had forced the community to address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at did ethical hacking really mean? If you cracked into someone’s server but didn’t do any damage, was that OK? And if someone tells you they hacked into a machine and leaked classified information, were you obliged to say something?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wanted hacking to remain a force for good, but they weren’t entirely sure how to make that happen.

The homepage of the WikiLeaks.org website circa 2010. The Manning leaks put a little-known transparency organization on the map and made it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a household name.
Joe Raedle/Getty Images
After the conference, there was no ambiguity about how the hacker community felt about Lamo.

“People hated him,” said another of his friends, Andrew Blake. “He couldn’t log on to any sort of interest platform under his actual name without instantly getting some sort of hate directed toward him. Even when Adrian would do something with the absolute best of intentions, as soon as anyone realized that it was Adrian Lamo who did it, they did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it.”

Wired differently

“He used to say that he liked to believe in a world where things can happen, even if I have to do them myself,” said Lamo’s ex-wife, Lauren Fisher. “That was kind of his motto. He just liked to make the extraordinary happen.”

If he found a letter on the ground without a stamp, he and Fisher would do whatever they needed to do to deliver it. They found a cellphone at a post office once and traveled across town to return it to its owner. “He just wanted to deliver it with all haste to this older woman who ended up buying us flowers and chocolates and giving us a big hug,” Fisher remembered. “There was always an adventure.”

There had always been rumors about whether Lamo had signed on as a government informant after the Manning affair; and they may have started with a project Fisher and Lamo dreamed up years before anyone had ever heard of Chelsea Manning. They called it Reality Planning and it was a kind of an a la carte offer of Lamo’s hacker services. He would test your website or your company’s servers, like the “red teaming” of company websites, which is common practice today. “It was all very vague but it was really just to get him back in the PR spotlight, and it kind of worked,” Fisher said.

Early on, someone contacted them about coming to speak at a computer expo in Europe. Lamo asked for business class airfare, a luxury hotel — but before discussions progressed very far there were unexpected complication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a hold on his passport because of that felony hacking conviction relat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European trip, speaking engagements, being in the spotlight again — it never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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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Lamo in a motel room on Long Island, N.Y. Lamo tried to make light of his reputation as a snitch, even wearing a hat that labeled him as such.
Jennifer S. Altman/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Magazine
Fisher recall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things that didn’t go their way back then. People saw only the Lamo they wanted to see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just being Lamo, living up to the expectations, took a toll. “He’d have to step into those shoes,” she said, “and if you’re anyone in the spotlight you have to do it wholeheartedly if you’re going to survive. It was hard for him to be who everyone thought he was.”

Lamo was wired differently, she said. That difference allowed him to see things other people didn’t see when he sat behind a keyboard and a screen, but that difference would also lay him low with crippling anxiety. Sometimes he wouldn’t leave the house for days. It was around that time, Fisher said, that she first heard Lamo mention something called ProjectVigilant. He was speaking with someone on Skype about a project that would use his hacking skills to catch the bad guys.

“It was kind of like Reality Planning, though it was all just vague,” she said. “But it seemed, for me, a bit bigger. And it seemed more secret.” Lamo told her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ark Web but he didn’t seem to want to talk much about it. The secrecy, looking back on it, was in keeping with the two Adrians that Fisher was constantly trying to manage. “He’d like to shine in his Adrian Lamo kind of persona,” she said, “but there were also the times where the walls were down completely and he wasn’t the Adrian Lamo that he himself made himself believe that he was.”

To cope, he medicated, hoping to find some little door within himself that would give him the control he wanted. Fisher called it body hacking, his attempt to contain all the different feelings inside him and keep them in check. The list of what he took was as long as your arm: Valerian root, vitamins and, at some point — no one is quite sure when it started — the list included an herbal supplement called kratom. (It is legal in most states.)

“It’s … a fine powder … like a dust, and Adrian explained that kratom was supposed to work on the same brain receptors that opioids did,” explained Blake, a longtime friend. Blake had helped Lamo out with a couch and a meal over the years and was well aware of Lamo’s kratom use. “Adrian would get it in like a big bag. … [He] gave us a bag for Christma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hackers like Lamo looked at drugs a little differently than would a typical recreational drug user. Drugs aren’t just a way to have fun; they are seen as a way to expand their powers. Early hacker conferences were so drug-addled and alcohol-soaked, attendees would get banned from hotels. So Lamo’s body-hacking approach was hardly the exception. Murphy said Lamo dosed himself with prescriptions and natural supplements and did remarkable things. “We would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if he hadn’t done these remarkable things,” she said.

“Tourist to normalcy”

Murphy met Lamo on Facebook when they worked together on the platform’s 2600 Group. 2600 was an outgrowth of a magazine of the same name: 2600 — the Hacker Quarterly. Founded in 1984, it had become a bible for people testing the security of computer systems, full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invitations to meet up with other hack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claim had always been, even back in their 2600 days, that Lamo was using the group to spy on people.

“He told me at one point that his job was to provide intel on non-Americans operating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Murphy said, but he would never reveal precisely whom he was working for. “He never said, but [it was] either the U.S. government or a contractor who is reporting to the U.S. government.” Murphy assumed it was this company he occasionally talked about, ProjectVigilant. The last time Murphy heard from Lamo was about two years ago. “I said, ‘How are you doing?’ He said, ‘Homeless in Wichita but better than a lot of people,’ ” she said.

Spring 2012 Issue of 2600 Magazine, a bible for hackers.
2600.com/Wikipedia
In his heyday, Lamo had been known as the “Homeless Hacker,” couch-surfing before couch-surfing was really a thing and long before it became an app. Ironically, when he wrote to Murphy, this may have been one of the few times in his life that Lamo wasn’t exactly homeless. He was living with Debbie and Bill Scroggin. Lamo had been living with their son, a good friend of his, and had worn out his welcome, so Will Scroggin called his mother and asked if she would take him in.

Lamo was in his mid-30s by then, and whether it was a lifetime of transience, poor nutrition or his constant body hacking, he didn’t seem well. He walked with a limp. He had put on weight. He had back trouble. The younger Scroggin had a sense that someone needed to take care of Lamo, and he wasn’t equipped to do it. So he asked his mother. There was a FaceTime discussion, an understanding about house rules, and Lamo was on a train bound for Kansas and a life unlike anything he had ever known.

“He became a tourist to normalcy,” Murphy believed. “The 9-to-5 small town, you go to work, come home to your loved ones; you play with the dog, you take your kid to Little League. That was all as foreign to him as walking on the moon would be to you or me. The idea that someone like Adrian would be at your Little League game is like looking up in the stands and seeing Darth Vader at your ballet recital.”

There were family Thanksgivings and Christmas stockings. Lamo hadn’t really had much of an occasion to experience any of these things. And while the Scroggins took him in and made him feel like family, living with him could be a bit odd. He wandered the house at night. “I could hear him and I could see his little flashlight going down the hall,” Debbie Scroggin said. “He always slept either on a couch and if he slept on a bed it was always on top of it, never under covers.”

Sometimes he would just pile up his clothes and sleep on top of them, as if he were preparing for a quick getaway. There was also a constant stream of mysterious packages that arrived on the doorstep. “He did not use his real name,” Bill Scroggin said. “Most of the stuff that came would be to Adrian Alfonso, his middle name.”

And while he didn’t seem to have a paying job, he was hard at work in the basement doing what he called research. His projects seemed to have evolved; his focus had been updated. His days of hacking corporate America were over, he told them; instead, he was focusing his energies on more sinister forces. “It had to do with the dark Web, hacking into ISIS stuff,” Debbie Scroggin said, adding that Lamo led them to believe that he was in Kansas on a kind of secret assignment. Was it for ProjectVigilant? “It might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Bill Scroggin said. “But I can’t say that for sure. I think in his own mind, he worked for this country.”

“I do believe that he kind of thought that he was an agent in some way,” Debbie Scroggin said, though she couldn’t put her finger on what that meant.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d say, this has to be in his head but there were other times where he would either show us a confidential piece of information from Homeland Security or tell us that he was working on something and I’d think, this almost seems real. It was hard to tell with Adrian.”

Lamo drives an ATV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Debbie Scroggin at a family friend’s home.
Courtesy of Debbie Scroggin
Lamo’s methodology and motivation had been under scrutiny ever since he turned in Manning. How he came to tell the authorities back in 2010 has been a source of controversy and confusion. The fact that Lamo eventually turned Manning in to the authorities isn’t in dispute. How it happened has always been a muddled story. According to depositions related to the case obtained by NPR, Lamo placed two phone calls shortly after the Internet chat with Manning.

The first was to a friend: Tim Webster, who at the time wa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Lamo may have called him because he had previously been in Army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the deposition of an investigating officer, Webster called the FBI shortly after hanging up with Lamo. Whether he called the bureau on Lamo’s behalf or felt compelled, as a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er, to report an intelligence breach is unclear. Despite repeated attempts by NPR to contact him, Webster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stor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Lamo then placed a second call — this time to a business partner, a man named Chet Uber, and he told him what Manning had said. The business partner immediately left a message on the Army’s Criminal Investigative Division tip line. That was on May 23, 2010, just two days after Lamo and Manning began their fateful exchange.

By the end of that week, Lamo had turned his computer over to investigators and Manning was in custody in Iraq. Whether it was Lamo who turned Manning in or the people who phoned the authorities became beside the point: The person everyone blamed for Manning’s arrest was Lamo.

“He really did think it was the moral imperative [to turn Manning in],” said Murphy, who later became active in the Free Manning movement. “He thought it would make him a hero, but it backfired spectacularly on him.” She knew about the death threats, but Lamo didn’t like to talk about them. “They were daily,” Murphy said. “Hourly.”

ProjectVigilant

In the state of Kansas, medical examiners have five categories for determining a cause of death: natural, accident, suicide, homicide or undetermined — the last of which is the most unsatisfying.

“It’s certainly possible to have a known cause of death but still have an undetermined manner of death,” Scott Kipper, the deputy medical examiner who handled Lamo’s autopsy, explained.

“So, for example, if we find a body at the base of a tall building, it looks like he fell off the building. I can bring the body in. I can document the injuries. What I can’t tell you is how he ended up on the sidewalk. Did he jump off? Was he pushed off? Was he working on the building and accidentally fell off? I can’t see that at autopsy, but those three different things would have three different manners of death.”

In Lamo’s case, Kipper said he wasn’t able to find, despite all the supplemental testing, “anything that definitively showed a cause of death.” He couldn’t even rule out murder, he said.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to a body that leave minimal or no findings at autopsy,” he said.

He did allow, though, that there were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Lamo case, including something that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On Lamo’s left thigh, under his clothes, Kipper found a sticker with a name and an address. Finding a sticker on a dead body was a first for him. The sticker read: Adrian Lamo, Assistant Director, ProjectVigilant, 70 Bates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We took the sticker off; there was nothing under it,” he said, adding, “no needle marks.”

This seemed like a clue. Company records in Florida establish that Uber, the same man whom Lamo called during the Manning affair, incorporated ProjectVigilant in 2011. Uber was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ose Skype calls Lamo’s ex-wife had overheard all those years before. ProjectVigilant had nine 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Uber was one of them; Lamo was another.

When we started calling the others, we got some peculiar answers, especially from a man named Duane Johnson, who was listed as the company’s direct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hnson is a professor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and, before we called him and asked about it, he had never heard of ProjectVigilant. After we sent him the incorporation papers, he speculated about how his title may have been created.

The papers were “using a title tha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my title at the time — I was chief research officer of a laboratory,” he said. Not just any lab; he was chief research officer at the Ames Laboratory, one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labs. He also noticed that his contact address in the paperwork was the address for the campus student union. “I’m not sure how they chose me, but certainly it was misappropriated with some kind of intent,” he said.

So from the outset, there was something a little “off” about ProjectVigilant. Other officers or directors we called said they had heard of ProjectVigilant, but they declined to speak on the record because they had signed nondisclosure agreements. Some of them were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DHS. One, former NSA official Ira Winkler, agreed to talk.

Winkler is now the president of a company called Secure Mentum. He’s a delightfully geeky guy who helps companies beef up their cybersecurity by probing their systems for vulnerabilities, something known as red teaming. It sounded a little like what Lamo used to do, but Winkler is doing it legally. Winkler said he met Uber at a hackers conference and after a quick conversation, Uber asked him to be part of this company.

He was mad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Lamo was supposed to report to him. The animating idea for the company was to use volunteer hackers like Lamo to find bad people on the dark Web and then use ProjectVigilant as a vehicle to report them to the authorities.

“It was supposed to look for illegal, immoral actions on the Internet that pertained to foreign intelligence, terrorism, child exploitation,” that sort of thing, Winkler explained.

But if Lamo ever discovered anything criminal during his trips to the dark Web, he never passed it along. Winkler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from him. “What ProjectVigilant did was absolutely nothing, as far as I can tell,” he said. If it had a mysterious connection to the government — aside from listing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officers or directors — we couldn’t find it.

Lamo did receive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it was from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appeared to be small reimbursements for travel expenses related to his testimony at Manning’s court-martial.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e saw said that Lamo’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ended in July 2011. He did have a military email address for a short time, but it was unclear how it was created. He told some of his friends that he had devised a way to create his own .mil email addresses, but if that was the case, that hole in the system was eventually patched. We saw emails that he had sent over the years asking people in the military if they could help him get a .mil address again.

An illustration shows Army Pfc. Chelsea Manning being shown a bedsheet as she testified in her pretrial WikiLeaks hearing in Fort Meade, Md., on Nov. 30, 2012.
William Hennessy/AP
The way Lamo came to be living in a senior living facil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 incident about a year before his death. Bill Scroggin had set up a camera in his office. He put it on motion activate. “Kind of like fishing for catfish on trotlines,” he said. “You put the bait on there and you come back and you check it four or five hours later and see if you’ve got anything.”

The “fish” he caught was Lamo, slipping into the office with his flashlight. Bill and Debbie Scroggin believe he was looking for some medications to steal. “The temper got a hold of me and I literally blew up,” Bill Scroggin admitted. They packed Lamo up and he went to a nearby homeless shelter. Debbie Scroggin found him an apartment a few weeks later. It happened to be a senior living facility; anyone with a low income could qualify to live there.

In Lamo’s tax returns, he was declaring less than $1,000 a year in income. He was on public assistance, and the Scroggins appear to have helped him out with the rest. “We gave him a coffee maker. We gave him some furniture,” Debbie Scroggin said. “But I was like, ‘Adrian, don’t you want to buy a mattress, a bed?’ No, the couch was fine. So he didn’t even have a bed in his apartment.”

On March 14, 2018, the manager of Shadybrook Senior Apartments found Lamo’s body. He was lying on a pile of clothes in the bedroom and when she saw the blood pooling under his fingernails, she pulled a medical alert cord in the apartment. The first responders found an apartment in complete disarray — huge piles of trash, dirty dishes, pills and powders everywhere. The medical examiner took photographs and then loaded Lamo’s body into a van.

Debbie Scroggin called Lamo’s father and then went out to the apartment to tidy it up a bit before he arrived. “One of the things I did that I probably shouldn’t have done is I threw away all his empty prescription bottles,” she said. “Adrian only called his dad when he had good news. Like after I taught him to make lasagna, or to tell him about Christmas presents.” She didn’t want Lamo’s father to see how his son was living or how many pills he was taking. S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them both from the reality of what Lamo had become.

The memorial service was a small, hastily arranged affair.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were there. “I was the only one of Adrian’s friends; no one, you know, his age, no one who knew him besides his father for more than a few years,” said his friend Blake, who made the trip from Washington to attend. “Just knowing that had I not gone, that no one besides the people in Kansas and his father would have been there … that baffled me.”

Blake said Lamo wasn’t so much forgotten as unforgiven. “People tended to associate Adrian with the Adrian who snitched on Manning,” Blake said, choking up. “Not the Adrian who did a whole bunch of cool other stuff.”

Body hacking

Dr. Timothy Rohrig is Sedgwick County’s chief medical examiner, and when he began to read through the chemicals found in Lamo’s bloodstream, he saw it was a long list of prescription and over-the-counter drugs: clonazepam, etizolam, flubromazepam, Benadryl, chlorpheniramine, citalopram, gabapentin, some decongestants and anti-diarrheals. It wasn’t enough to kill Lamo, Rohrig said, but he was likely in a fairly sedated state.

That didn’t surprise Debbie Scroggin. “He would overmedicate because his anxiety was so high,” she said.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ould … come up to have dinner and he’d fall asleep in his food. Literally face down in his food.”

They were working on the problem, she said. His doctor was in the process of weaning him off some of the medications, including reducing the three different benzodiazepines he was taking. That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because about a month before Lamo died, the FDA came out with a medical alert — a warning against mixing benzos with kratom. The combination had been linked to dozens of deaths.

“A few assessable cases with fatal outcomes raise concern that kratom is being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drugs that affect the brain, including … benzodiazepines,” the alert read. Rohrig said Lamo had a handful of what he called designer benzos in his system, some of which weren’t available by prescription in the U.S.

“The most common way of getting these particular ones is basically off the Internet,” Rohrig told us. “You can order them and have them shipped to whatever address you want.” Debbie Scroggin assumed that lots of the pills and supplements coming into the house were in those packages addressed to Adrian Alfonso.

Because kratom isn’t regulated by the FDA, it’s impossible to tell whether Lamo was ingesting potent doses of it one day and weak ones the next. It can change that much from batch to batch. “It’s a strange drug,” said Dr. Bertha Madras, a professor of psychobi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a former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Combating Drug Addiction and the Opioid Crisis. “It ha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re opioid.”

And while Madras couldn’t say exactly what killed Lamo, she did allow that people who mixed “natural” substances like kratom with prescription drugs were essentially conducting their own human experiments. “They have no clue what they’re putting into their body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Jailhouse note from Chelsea Manning passed to NPR through her attorney. She said that when it came to Lamo, there was nothing to forgive.
Shuran Huang/NPR
So this is where all the evidence pointed us. The kind of hacking that killed Lamo wasn’t the Internet kind; everything we learned pointed to that thing that worried Fisher, his wife, so many years earlier: His body hacking — the constant intake of pills and powders and liquids — is likely what did him in. “I think he lost track of what he was taking,” Debbie Scroggin told me. She is sure it wasn’t suicide.

“We had long conversations in the car about all kinds of stuff; it was a safe place to talk. I asked him once if suicidal thoughts happened and he told me he was too much of a narcissist to do that.”

In his last voicemail to Debbie Scroggin a few days before he died, Lamo sounded fine. “I’m not ignoring you on purpose,” he told her. “I had trouble with my phone. Give me a ring or a note when you can. My phone service is active again. Love you, bye.”

That was the last time the Scroggins heard from him. But the message cleared up a mystery. Hackers had noticed that Lamo hadn’t been on the Internet the week before he died. The absence fanned a number of conspiracy theories. But the reason was simple: Lamo hadn’t paid his cellphone bill, and he used his cellphone to get online.

In retrospect, as we retraced Lamo’s steps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of his life, it is clear there were no assassins lying in wait, no government officials eager for a briefing. Lamo was profoundly alone.

He left a voice note to himself hours before he died. He had twisted his leg and was, in his words, in agonizing pain. Given everything we had uncovered it is possible that Lamo’s last night went something like this: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on the computer and having dinner he took something to help him relax and maybe ease some of that muscle pain. He went into the bedroom, lay down on the clothes, curled up, and just stopped breathing. It wasn’t natural, suicide, homicide or completely undetermined — it was an accident.

And that leaves just one unsolved mystery: that address label found on Lamo’s thigh, the one that read Adrian Lamo, Assistant Director, ProjectVigilant, 70 Bates Street, Washington, DC. We searched the property records, previous owners, renters. ProjectVigilant was never registered there. But there was one name I did recognize: Andrew Blake, the friend of Lamo’s who flew to Kansas for the memorial.

“That’s an address that I lived at for a brief time and Adrian stayed with me occasionally off and on,” he told me, adding that he didn’t even know the sticker existed until he read about it in the autopsy report. “That’s when I laughed and that’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in the weeks after his death where I actually felt a bit of closure.” He said it felt like a joke or a signal from his old friend.

“That ProjectVigilant sticker, I think maybe it was where he put his hopes,” Murphy now believes. “And it didn’t go anywhere.”

Perhaps Lamo’s real ProjectVigilant was himself. To try to find his place in a world that had gone one way after he went another. Oddly, had he stayed alive just a bit longer, things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for him.

Assange’s extradition hearing is scheduled for February 2020, and if Lamo had still been alive, the prosecution would likely not have needed to compel Manning’s testimony; Lamo was there too. As it is, Manning has said that she told the authorities everything she knew during her court-martial investigation. They say she may have more to say about her interactions with WikiLeaks than has been previously disclosed.

I asked Manning, through her lawyer, if she forgave Lamo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nd she said something surprising: She said there was nothing to forgive. In a handwritten note she passed to us she added, “I’ve never had any ill will toward Adrian at any time. I’m more mad at the government for using him.”

Had he lived, Adrian Lamo likely would have been preparing to testify in the Assange case recounting what Manning had told him about that “crazy white haired” guy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he would have been where he thought he was happiest: back in the spotlight.

NPR’s Adelina Lancianese contributed to thi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