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群众来信”保下万竹园

ZHZ  张怀芝 | Dad | Qingdao 青岛/山东 | Jinan 济南  | WZY 万竹园  |  BonV 2016 |

2018-12-05 生活日报 | 一封“群众来信”保下万竹园!记者揭秘万竹园不为人知的故事

  • 贾祥云: 万竹园最大的特点不是十几个院、多少座桥多少扇门. 它最大特点是,把泉水镶嵌 embed 在庭院之中,溪流穿庭入户,形成完整的水系。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 1964年我刚来时,趵突泉是3分钱的门票,文革后期改成5分钱,改1毛是1978年
  • 万竹园总共有13个院子(含前院)
  • 1985年5月再次开放时
  • 李苦禅作品引进后,1986年6月11日万竹园又搞了一次开放活动,这算是三年内第三次开放..

   
受访人:贾祥云我叫贾祥云,1940年生于徂阳县城前村(今属新泰)。1954年考到省实验中学(初中、高中),1960年考到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1964年,济南市要试开放,市里到建设部要人,建设部又到学校选人。我们十来个人就被选到了济南。我去了趵突泉。先是技术员,然后是工程师,1981年任副主任,1983年任主任。1987年任园林局副局长,1999年任巡视员(副厅),2001年退休。我还担任山东园林规划设计专家组组长,一共当了20年(从退休前至退休后)。

  • 1940年生于徂阳县城前村(今属新泰)。
  • 1954年考到省实验中学(初中、高中),
  • 1960年考到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 1964年,济南市要试开放,市里到建设部要人,建设部又到学校选人。我们十来个人就被选到了济南。我去了趵突泉。先是技术员,然后是工程师,1981年任副主任,
  • 1983年任主任。
  • 1987年任园林局副局长,
  • 1999年任巡视员(副厅),
  • 2001年退休。我还担任山东园林规划设计专家组组长,一共当了20年(从退休前至退休后)。

贾祥云先生讲述万竹园的故事。杨文斐 摄

济南园林复苏始自西哈努克来访改革开放前,济南园林是从低潮当中逐渐回落。1972年西哈努克来访问济南,我们从1971年就全力地准备。经过文革冲击,趵突泉基本上是家底荡然无存。当时外事任务压倒一切。我们需要什么可以去看、去选、去采购。字画、瓷器、摆设,包括家具、石头,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把文革损失的东西想法捞回来。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积累了趵突泉公园的万贯家产。像字画,我们弄的明清字画就将近二百来件;红木家具,基本上能成形的有百十件。一单位有张韩复榘的大床,也让我们抬回来了。

1964年我刚来时,趵突泉是3分钱的门票,文革后期改成5分钱,改1毛是1978年。当时想提高门票价格,物价局给涨成8分。8分怎么找零呀,我们要求涨成1毛。物价局不同意,后来我们又找了市领导,最后在78年首届灯会时终于涨成1毛。那时候基本没有文化生活,因此首届灯会空前的热闹。每晚灯会散场,光那个踩丢的鞋啊,能抬一两筐。灯会最多游人量一晚上能达到3万人,才上来卖票,到了后期不敢卖票了,开开大门,随进随出。一次,公安人员从人群里拽出一个老太太,这种场合你怎么来了?老太太说“我愿意来吗?我在黑虎泉唻,人群把我推来了。

1980年,万竹园东院泉池被填,在上面修了房子。贾祥云摄

1980年,为保万竹园致信人民日报

趵突泉公园的面积原来很小,不足四亩地。1964年我来趵突泉后做了个总规图,当时规划的是180多亩,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个总规图并没有完全实现,趵突泉公园当时有50多亩,周围很多名泉都不在公园里。1980年时,万竹园是三家省级单位的下属处室使用。东院是卫生厅,西院是检察院,花园是教育厅。南院当时还保留两进院,是省资产管理部门管着。当时万竹园的情况惨不忍睹啊!东院进来后这个泉池填了当传达室,内院把垂花门拆了做锅炉房。这些房子顶上坏了以后都换成了大红瓦,窗户呢,因采光不行改成了大玻璃窗。西花园全部拆了变成了工厂,光剩下白云轩附近那两棵老树。这些小院里的植被基本上没有啦,只剩下玉兰院那棵石榴。咱是搞园林的,看了以后真特别痛心,这是名园呀!不应在咱这一代人手里毁掉。我就来穿着大衣偷偷过去拍照片,然后给人民日报写了信,当时是80年12月份。1981年1月份,人民日报把我的群众来信登了,题目是《一座名园毁在旦夕》。那时候我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1981年2月份的一天,副省长李予昂带着省里的一行人突然来了,李副省长来了就找我,我很忐忑地被喊了过去。在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和给人民日报写信一事后,李副省长让我带着他到现场去看看。这样,大队人马就上万竹园来了。哪里填的泉池、毁的东西,哪里建的锅炉房、车床……看一遍,他很气愤,岂有此理啊,能把园子破坏成这样子!当时万竹园的三家单位都来了,李副省长要求立即停止一切破坏行为,他要回去向省里汇报。从那开始,万竹园才停止了基建活动。

1984年,万竹园开始重修。图为假山前小三股水处。贾祥云摄

万竹园那些植物小院是我的创意1982年,省政府下来要求,让济南市拿出恢复改建万竹园的方案。济南市下给建委,建委下给园林局,园林局下给趵突泉,趵突泉又下给我。我就根据调查、整理的材料写呀,应当恢复哪一些,恢复到什么程度,泉池怎么疏浚,屋顶、窗户怎么改造,道路怎么铺装。拿上方案去后,1983年省政府批复,同意这个方案,把万竹园划归趵突泉管理(不含前院),同时给万竹园的三家单位找地方。这一年,我开始担任趵突泉公园的主任,当时成立了万竹园改造修复指挥部,我是现场总指挥。

从1984年开始,万竹园进行改造修复。请了北京古建队伍来帮助恢复古建,当时黑白地干,累到什么情况呢,晚上我吃着吃着饭,手里拿着猪蹄、馒头,靠墙就睡着了。整个园子叫万竹园的立意是我提议恢复的,因为这里是元代万竹园旧址,取意就是“万竿修竹,浮云蔽日”。1985年5月,第二次开放(算再开放)时名字正式叫万竹园。修复万竹园时,一棵竹子都没有,竹子都是我们引进来的,有从临清引进的北方竹,有从南方引进的刚竹、紫竹、斑竹和箬竹,后来品种就更多了。万竹园总共有13个院子(含前院),那些小院以前叫西几院、东几院,让人觉得很别扭,我说既然改造,就用植物来命名,现在人们看到的石榴院、玉兰院、海棠院、木瓜院啊等等都是我当年栽种和命名的。

万竹园的历史变迁。

引进李苦禅作品,为名园添彩

1985年5月再次开放时,在大门外边八字形的墙上,我写的万竹园的说明,书画家王仲武画了一个万竹园的鸟瞰图,咱得吸引人进来呀。不过当时人流量不大,主要是没东西,园子里比较空空荡荡。我就集中精力想引进个大书画家的作品。1986年,市领导叶述先、园林局局长郭元祥去北京时,给联系上了李燕(李苦禅先生次子),商量将李苦禅纪念馆落户万竹园。后来叶述先陪着李苦禅夫人李慧文、李航(李苦禅先生长子)、李燕等人来看现场,我给他们讲了总体规划。这样,征得李苦禅家人同意后,我们就把李苦禅先生的四百来件作品征集过来了。趵突泉为这批珍贵作品专门建了现代化的画圃,防爆、防潮,还有报警系统。对所有的画作,进行了录像、编号和登记造册。李苦禅作品引进后,1986年6月11日万竹园又搞了一次开放活动,这算是三年内第三次开放。李苦禅的影响力大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来的很多。当时不少名家都写了东西、写了匾,范曾也写了。这以后,万竹园的人气就开始旺盛起来,公园单独设了一个副主任在这里管理。

贾祥云先生向记者雍坚讲述万竹园变迁。杨文斐 摄

万竹园最大的特点不是十几个院、多少座桥多少扇门,它最大特点是,把泉水镶嵌在庭院之中,溪流穿庭入户,形成完整的水系。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从风格上,它的特点是南北融合贯通,把古典园林跟现代服务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南北融合的园林当中,园林的代表是潍坊的十笏园,庭院就是济南的万竹园。万竹园是济南的荣耀,《中国传统民居》、《中国赏石大典》、《中国近代园林》等很多国家级园林著作都收录了万竹园。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能保下它、修复它,也是我这辈子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记者 雍坚 郑希平 通讯员 张呈柱 录入整理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责任编辑:王玉振_jn08)

Elaine Wu 巫漪丽在音乐声中去世

Jennie | my book叶叶生清音 杜鸣心 Du Mingxin | music | 中央乐团 |  中央乐团史/凤凰咏 | SSO 上海交响  | 中央音乐学院 ccomOliver Chou@scmp | 上海陶行知艺术学校 | 常州灵官庙 – 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 Yin Chengzong 殷承宗   | Timeline  凤凰咏 & CC 中央音乐学院  | ..

  • 2019.4.25, Jennie: 真可惜 杨秉荪 出狱后 没有和她复婚  是楊的姊妹們不允许楊和巫再和好所以巫沒办法楊和協和医院妇科大夫去系团婚彭. 和妇科大夫结婚生了-女在美國洛山機生活前年楊去逝3 哎… 杨自己想不想和巫复婚? ..
  • 2019.4.21,  Oliver A gift from her when I ran into her three years ago at Beijing Concert Hall. I still remember she insisted writing me a long autograph by bending her back and writing on a small desk  大堤琴是馬育弟張仁富和巫猗丽 Elaine; Yang pg 214: It was an emotionally charged interview and we talked until the hotel coffee shop closed for the day  

她的《梁祝》曾感动无数人! 2019-04-25

前天晚上,我国第一代钢琴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巫漪丽先生在听一场音乐会时突然离世!

前天晚上,我国第一代钢琴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巫漪丽先生在听一场音乐会时突然感到心脏不适,送医院抢救后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巫漪丽先生生前曾说,她一辈子的心愿,就是跟音乐作伴儿,在音乐声中离去,是巫漪丽先生与世界告别最好的方式。

2017年8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向听众朋友介绍了巫漪丽先生的故事,今天,我们重听此前的报道,以此表达我们对巫先生的敬意与怀念。

“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弱不禁风,但她一坐到琴前面,那个声音就是,根本不是八九十岁,所以我说她的每一个音符像裹着芬芳的露珠,在荷叶上跳动。”
巫漪丽肖像 (孔颖 绘)

巫漪丽,1931年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代钢琴家。曾师从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与钢琴家吴乐懿、傅聪等同门学艺。1954年,担任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

“我一辈子想的,跟音乐作伴儿。我们这些人就是老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点,不求闻名于诸侯。”

巫漪丽先生

86岁的巫漪丽颤颤巍巍走上舞台,扶着钢琴缓缓坐下,足足10秒后,关节已经变形的双手才轻触琴键。

一曲《梁祝》立即如泣如诉,在她的指尖下倾泻而出。黑白键上的灵动,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耄耋老人的迟缓。

这架钢琴,巫漪丽已经整整厮守了80年,而这首《梁祝》,也不知在心中起起落落过了多少遍。

巫漪丽在故乡举行专场音乐会

“《梁祝》是1959年的献礼作品,人家都要求要听《梁祝》,没有钢琴伴奏,那我就从资料室去借了总谱来,花了三天三夜写好,所以我是《梁祝》钢琴伴奏的首创者跟首演者。”

巫漪丽与钢琴结缘,源自六岁时跟随舅舅看的一场电影,男主角弹奏的钢琴曲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失眠了。

“这个曲子原来是肖邦的《即兴幻想曲》的中间的那个主调,所以这个调子就使我感觉到钢琴是个很美妙的东西。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学,妈妈拗不过我。”

学琴第一年,她就拿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

9岁起师从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

19岁,巫漪丽与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演奏《贝多芬协奏曲》,轰动上海滩。

1955年,24岁的巫漪丽成为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1939年获上海儿童钢琴比赛第一名

从孩童到白发,巫漪丽和钢琴不知道登上过多少个大大小小的舞台,而她记忆里最特殊的舞台,当数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时那硝烟滚滚的土地。

“当时总的领队是贺龙,京剧方面有梅兰芳、陈艳秋、盖叫天,有马思聪,有周小燕,我就给这些人弹伴奏,我自己也弹一个中国作品。那个钢琴他们是从地底下埋了25米挖出来的,所以那个钢琴根本就有时候键子都不大全。志愿军非常热情,使劲鼓掌。”

巫漪丽在中央乐团时留影

钢琴,不仅给巫漪丽带来了无限荣耀,也让她结识了一生的挚爱、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杨秉荪。两人在北京成家,无论收入有多低,住得有多挤,有琴的地方就是舞台,琴瑟和鸣,就是幸福的日子。

记者:“我听到有一些文章里面评价说您在跟杨先生一起合作的时候,在舞台上您总是甘于做绿叶。”
巫漪丽:“对,我愿意做绿叶。”

十年浩劫,一朝梦碎。文革中杨秉荪获刑入狱,被判刑10年,巫漪丽无奈与爱人天各一方。

1983年,巫漪丽赴美深造,之后定居新加坡。辗转多年,曾经的辉煌已归于平静,她以教琴为生、几十年踽踽独行,窘迫到房子都是与别人合租。让她能略有慰藉的,是有学生拿了大奖,或是在异国他乡听到有人弹起熟悉的《梁祝》。

巫漪丽与同门师弟傅聪在新加坡合影

巫漪丽:“反正我的生活跟人家不同。”
记者:“有什么不同?”
巫漪丽:“独行侠。”
记者:“那一个人在租住的房子里你会感觉到孤独吗?”
巫漪丽:“弹钢琴就不孤独了。”

巫漪丽在琴键上品味着不一般的人生滋味,但无论身在何处,她从不曾忘记前辈的嘱咐:用钢琴弹好中国乐曲。

2017年4月,巫漪丽回到故乡广东龙川

“贺绿汀先生,他就觉得应该把中国作品弹好,他说如果不好好弹,永远是在纸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外国钢琴作品分好多时期,有每个时代的风格,中国钢琴作品也应该有风格。而且中国作品来源更多,有戏曲的、有民间乐曲的、歌舞的,所以一辈子学不尽。”

2008年出版第一张个人钢琴专辑

2008年,几经周折,77岁高龄的巫漪丽终于如愿出了第一张钢琴独奏专辑,收录了《松花江上》、《娱乐升平》等多首中国风曲目。

5年后,83岁的巫漪丽又出版了第二张个人专辑。

她特意托朋友从新加坡给身在美国的前夫杨秉荪带去,即使隔山跨海,还是想跟最在乎的人一起分享。

2017年6月,巫漪丽荣获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然而,与喜讯同时传来的还有杨秉荪病逝的噩耗。

巫漪丽荣获第五届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

奖杯被放在了角落,巫漪丽默默地换上白色上衣,把自己关进录音棚里,又弹起《梁祝》,不用曲谱,一气呵成。

弹到哭坟,她似乎把全身气力都集中在指尖,让悲伤在琴键上四溅;转到化蝶,她柔情似水,像是告别,又似倾诉。

巫漪丽的几位知心朋友在录音棚外默默倾听:这是不可复制的《梁祝》,也是她在弹奏自己的一生。

巫漪丽音乐道路上的多位知己

(综合中国之声)

安徽商报融媒体新闻中心综合出品
值班编辑:木森
值班主任:马翔宇
值班主编:冯兰友

标签:音乐数人声中梁祝巫漪丽

相关文章
据媒体报道,钢琴家巫漪丽去世,享年89岁。
收藏贴丨万能钢琴音乐会主持词模板
生命的最后留给音乐舞台,钢琴家巫漪丽逝世,一曲《梁祝》曾感动无数人~
《梁祝》钢琴首演者巫漪丽去世,一生只守一架琴
临走仍在音乐会的舞台上,钢琴家巫漪丽化蝶飞走,与《梁祝》相伴一生
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老师感人的音乐人生经历
钢琴家巫漪丽去世
痛心!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与世长辞,一曲梁祝成绝响。
巫漪丽在音乐声中去世!她的《梁祝》曾感动无数人!
著名作曲家周成龙先生“若水流韵”音乐会门票免费领取开始啦!

热点文章
杨洋微博晒潜水照,网友纷纷留言:这次终于不是广告博了!
杨洋微博晒潜水照,网友纷纷留言:这次终于不是广告博了!
2019-04-24
鹿晗关晓彤接吻半分多钟,关晓彤的表情亮了
鹿晗关晓彤接吻半分多钟,关晓彤的表情亮了
2019-04-24
关晓彤回应酒店激吻鹿晗事件,关晓彤:我都20了,亲他怎么了
关晓彤回应酒店激吻鹿晗事件,关晓彤:我都20了,亲他怎么了
2019-04-24
# 超人气韩模DJ女团VAVI# 商演邀约:珠海苏可文化
# 超人气韩模DJ女团VAVI# 商演邀约:珠海苏可文化
2019-04-24
钢琴家巫漪丽化蝶仙去,与她相伴一生的《梁祝》经典永流传
钢琴家巫漪丽化蝶仙去,与她相伴一生的《梁祝》经典永流传
2019-04-24
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在新加坡去世,享年89岁
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在新加坡去世,享年89岁
2019-04-24
鹿晗与关晓彤拍吻戏,网友:鹿哥这动作很熟练啊!
鹿晗与关晓彤拍吻戏,网友:鹿哥这动作很熟练啊!
2019-04-24

易读林
沙漏里流失的每一粒细沙。
查看
时事娱乐科技体育
本站文章来自网友的提交收录,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需删除或申请收录,请联系 QQ:852442929

Li Zhun 任庵自订年谱

Duan Tianxuan 段天璇: 一个老表的博客, 水平颇低, 错很多, 凑合看.

任庵自订年谱(一)1岁–10岁 2007-11-25 15:02阅读:382

任庵自订年谱前言
准也不才,倏逾艾岁,遭时窃位,行止多愆,鲜功绩之可述,岂嘉懿之足矜,顾历世既久,更事递多,追忆生平,觊存陈迹。吾中有瑕,滞笔叙之,自兹以往,随年续庚,匪云垂示,方来庶几,自省愆疚,并俾后人,无所增锦云尔。
民国十六年岁在丁卯夏四月 李准 直绳甫自识
同治十年,辛未(1871),一岁。
二月初六日子时,生于四川邻水县东之太安乡太安里活水沟里第。
溯我李氏,系出陇西。原籍江南江宁府(今南京市)上元县。明末有讳诣元公者,以江南拔贡生授四川邻水县教谕。明鼎年遂垦业于邑东之太安乡太安里河堰坝,以族繁人众,遂呼为李家坝,是为我入川之始祖。
六传至我懋德公讳天贵,于乾隆中叶迁居活水沟,耕读传家,经营实业,主持乡事,整理有法,为乡党、州阁所矜式,是为余之高祖考,诰赠光禄大夫。
妣氏张,诰赠一品太夫人,生我传经公,讳清典,积学早逝,是为余之曾祖考,诰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妣氏刘,青年守志,两目为瞽,抚孤有成,享寿八旬。光绪初,经工科给事中赵树吉奏请旌表节孝,奉旨允准建坊,赏给建坊银两,为建坊于本乡之新桥头,诰赠一品太夫人。生二子,长舒锦公,讳逢春,孝顺慈祥,和蔼可亲,为一乡之仰,是为余之祖考,诰封中宪大夫,屡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妣氏张,诰封一品大夫人。生四子,长讳佑弼,字泰交;次讳佑卿,字辅臣;次讳征庸,字铁船,是为余之考。由光绪丁丑科进士,历官京外官,至头品顶戴,三品卿衔,钦差督办四川矿务商务大臣,卒赠内阁学士衔。妣氏王,诰封一品夫人,屡封一品太夫人。季父讳佑哲,字吉士,积学早逝。
准生之年,先大夫年二十四,应礼部试北上。母年二十二。是夜,先王父舒锦公梦宋臣寇莱公来见,正惶惧间,即闻准产生,故名曰“继武”,盖继武前贤之意也。稍长即名曰准,字志莱,别字直绳,号任庵,又号平叔 。准生三日,先曾王母刘闻声异,以为吾母乳少,不足儿食。吾本农家,向无雇用乳媪之先例,先母以米粉调糊,加糖少许,用三角布袋裹糊代乳喂之。日夜依时以食,别无用人,亲自为之,恩勤备至。弥月即襁负于背,与妯娌同事操作,躬亲井臼。先大夫落第留京,准更幼稚,出自襁负外,实无他人可代之者。先四叔父佑哲公偶于耕读之暇,数抱之负之,然不能以为常也。先王父母于准钟爱胜于他孙,恒负之,以便先慈之操作,常曰:“此无父之儿, 我负之,为公引孙也。”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二岁。
先大夫仍留京,住于崇文勤公之家。
准虽乏乳,吾母以米糊喂养,亦极肥壮。偶携准至河水坝外祖母之家,二舅母甘氏同年生表弟子元,乳极多,因并育之,食其余乳以为常,而体更壮。是年已能行走。每早黎明,先母即抱置寝门外,自行至先王父之前,恒抱置怀。先王父日侍先曾王母食,恒以余羹饲准。盖先曾王母之羹,每日必先母亲自烹调者也。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三岁。
先大夫仍留京,馆于同年黄啸洲太史之家。
先母以准渐长,能行能言能食饭,始不以米糊为儿食。然饕餮殊甚,好肉食,然农家不常有肉食供。先曾王母每食必有酒肉,故准仍饲其余也。先曾王母带拖于怀而不肯释,抚准之顶与先王父曰:“此子顶高额宽,声如浑钟,长大必贵胜于其父。吾家孝节之后,必有兴,能兴之,及于此子耶!”先王父曰:“须善教,勿令自废也。”
吾家偶有肉食,母执不自食,即以饲准。然自此可免负儿操作之苦矣。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四岁。
先大夫仍留京,应礼部试。又不第,考取景山官学汉教习。
准更肥壮,以饕餮之故,常患积食之疾。先母以饭或米炒焦煮水食之,食积消而疾愈矣。先母项上患癖疾。农家多不延医,按单方以鲜核桃之极嫩者,菜刀剖而为二,挤其油搽。患处起泡流水,先母正俯首拭患处,菜刀用毕置于方凳上,地本不平,凳故未稳。准赤足往前视疾,手扶方凳,菜刀落地,将准右足四五两趾削去大半,鲜血淋漓。先母急抱余至灶君前,于香炉内撮香灰一握,以手把伤处而血止,以布裹之,不旬日而伤愈矣。盖先母本精越人术,传于先外王父者也。偶有肚痛牙痛等,即以灯草渍油内燃火炙之立愈。
先王父事亲之外,兼督耕稼。常襁负准于背,头顶一孝巾,持旱烟筒,牵牛,往野外视稼。每于肩头教之识一二字,到野外,坐树下观书,亦教已识字知解。准坐地上玩石子,为蚂蚁啮,及下阴肿大如卵而泣,负回,先母以甘草梢、金银花,煎水洗之而愈。
先王母每日扶杖往菜畦,观孙媳芸菜。准常携竹编小提篮,执先王母围裙后飘带随行于畦。遇见向来所闻未结籽菜花苔全摘之,归将盈筐。或煮或炒以饲,准以为自摘之花,喜而食之,其味甚美,至今犹有余味。
光绪元年,乙亥(1875),五岁。
先大夫仍留京,充景山官学汉教习。报满以知县用。
二月十五日,先四叔父佑哲公以日耕夜读,勤劳过甚咯血逝世。临终嘱先母为之抚其遗女莲。余并为去后犹忆其生时于春夏之交,携准至屋后坟山上摘红色苞,甘美可口。至今思之,犹尚在目前也。
先母教子以严,每日除先王父、先王母出外课农观稼外,从不许外行一步,如出大门,亦须秉白而行,且不许与诸兄弟嬉戏,盖恐群儿聚众多口舌之争,不便处置也。如口出一恶言,必责之矣。履不整洁亦责之,从不稍假辞色。一日,偶于过厅之门限上坐,从兄锡之从后扳之,仰跌于地,后脑隆起如鸡卵,痛昏而泣,奔告之。先母曰:“门限为人所出入之地,谁教汝坐门限上?”决不责及锡之,反痛责准之不是。先王父母为之劝解,乃止。
是年,先王父以准初能识字,每日教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在家及在野外必教之读,并为讲解字义,日以为常。已能成诵,夜间临睡,先母必令背诵一遍,始令就寝。
四月初六日,先曾王母旌表节孝刘太夫人寿终于里第,寿八十有二,葬李家坝老宅之右。
光绪二年,丙子(1876),六岁。
先大夫留京应礼部试,仍不第。随毛文达公往江南办赈捐,以工案保升直隶州知州。
是年元旦,准着新鞋随群儿于门前田中玩冰,田滕上本先堆大石块。准着新鞋履之,而竟不觉足为石穴所夹,鞋不得出,群儿皆笑而去。余无计欲号,又恐受责,人急智生,乃将鞋带解开,脱去新鞋,足乃得出。寻得一竹棍,以之撬石而鞋出,急着鞋若无事然而归。虽群儿已先告知,先母正欲来视,中途值准归,见足上鞋如故,问之。准实对不敢欺,盖谎言必受责也。先母携之归,责准不应随群儿玩冰,跪下不令起。为先王父所见,呼令起,曰:“此儿有智,长大必有成就。今日为元旦,且看之可也。”因举陶侃儿时石击水缸救小儿事喻之,先慈乃矣。
今年,先王父教之读四子书,日可十数行,便读便讲,必懂得各字之解而后已。并教以作数字之对。一日,先王父买书归,为订成簿,正以刀切书天地头,偶伤粗皮,准恃于勇,因出对曰“粗皮”,准对曰“精核”。又出“李白”二字,对曰“桃朱”。又出“合掌”,对“分心”。又一日,野外见有野鸭飞过,先王父出对“水鸭子”,准对“火公鸡”,似此之众例亦不具记之。每对,先王父必以小本录之,至今数十年亦不知遗于何处?
有嫡堂叔名佑文者,长于准数岁。自塾中归,得唱本一卷以给准,准不知,乃夕持以观之,乃《大舜耕田》也。正念至“大舜耕田,吉生上唱”,为先母所见,大怒而责曰:“小孩子初经识字,即看唱本,长大尚堪问乎?”责打数十,长跪橱下灶君前,不令起。先王父母齐劝解之,乃令起,犹令誓不看闲书乃已。准非欲自矜聪慧,实不敢忘先人之教诲,以示后世之子孙而已。
是冬,先母偶挖畦地,见有共高祖佑馀公之子新永挑黑炭息于屋侧,问之,乃知其十岁即失怙恃无依。抚之如己子,意以为如无次子,将来即以继吾季父后也。
光绪三年,丁丑(1877),七岁。
先大夫拟以直隶州分发云南,初得官。便于椽养交知中如家少轩、少东两太史为云骋邮郎,咸劝再应会试,勿为高世之文,略仿近日墨卷为之,必获售。榜发,果中三甲第十三名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刑部贵州司。先王父母闻之,喜曰:“吾母苦节数十年,恨不亲见吾子成进士也。”因寄书先大夫曰:“吾虽老而弥健,尔当居京勤所司,勿遽归也。”
准仍在家受先王父训读,能作七八字之对。吾家屋后有红豆树,门前有紫荆树,其花甚繁。一日,大风吹落红豆满院皆是,忽大雨,紫荆花亦打落不少。先王父出对曰:“风吹红豆树”,准对曰:“雨打紫荆花”。时读千家诗,先王父以“一行白鹭上青天”,准对曰:“几个乌鸦过小桥”。先王父循循善诱,于读书之外教以游戏之事。先王父好象棋,每对弈,准侍于侧,常教以象棋歌诀,曰“车行直路象行田,马走斜日炮翻山,卒要过河横顺走,大象不离老王边”。积之又久,居然能知行走之法。一日,偶与先大伯父佑弼公对弈而胜,先大伯父曰:“七岁小儿即能下棋,长大当务国事。”殊不知余今将六旬,犹与七岁时无异。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也。
是年正月初旬,本场柑子铺开市。随族叔祖名桂元者赴场上看热闹,吾乡谓之赶场。族叔祖给制钱二十枚,携至文武宫庙前之卖糖人者,一文钱即可一转,头指某处即得某式之糖,二十文可转二十次。所得有龙、有鱼、有瓜果、小人之类甚多,插于草制之蜡饼子上,捧之而归,以白先母。先母曰:“如何可得如许之糖人玩物?”准以实告之。先母接过蜡饼置于案上,令准跪下,责之曰:“据尔所说乃赌情之性,小孩子竟敢如此,长大何事不可为?”责打数十而止。先母教子之严也如此。余每受责不敢号,号则更责之,盖恐惊动两重老人也。至今梦寝间犹常受先母之责惊泣而醒。常曰:“黄荆棍下出好人,如不教,将独儿不孝……”世上为母者当视此。
光绪四年,戊寅(1878),八岁。
未进学堂从师,仍先王父教之读。二月中旬,先王父偶沾微恙,竟至不起,十五日亥时卒于里第,享寿六十三岁,葬活水沟宅后。
呜呼!痛哉!准仰承先王父教育,数年来孜孜不倦,方能略解大意。不幸天不假年,遽归道山,而准亦失学为不文之人矣。
先大夫闻先王父之丧,仓惶奔返故里。准年八龄,尚未见过有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尝处来”,正为我而咏也。先大夫守礼家居,与先母同事先王母以孝。同事亲之暇,兼课准及诸子弟读。是年读诗经,旁及小学集注、小儿语、老学究语、幼学琼林、唐诗等书。是冬,先大夫于屋侧建五开间之屋为学堂,备来春设馆于此也。
是年二月初四日,四叔母游逝世于母家,抬回于门外搭棚治丧。
是年冬,准患牙痛,两腮尽肿。先大夫、先母同在,日轮流抱余坐大长板凳上,竟枕先母腿上睡熟,乃以灯草渍桐油灯上着火炙两腮及耳际,余痛极而号。然从此腮及牙患愈矣。
光绪五年,己卯(1879),九岁。
先大夫守礼家居,设馆授徒于屋侧以教子弟。受业之人,如黄俊三、李北山、陈希孟、文纯甫、王炳照、李丙亭、喻家琼及族兄文伯、铸九、新运等皆一时之秀。而准与堂兄新承、新标、新颖、新丰 堂叔佑文及表兄甘公仁奇皆年幼,则令黄俊三先生(名彝,县学生员)训读之。一日,有表弟王二元在学堂窗外骂人,辱及俊三先生。准愤其不敬,奔告先母曰:“二元老表骂及先生,夫先生分当如父,岂不擅骂者哉?”先母令送表弟二元归。先大夫闻之,以孺子尚知尊师为喜。
先大夫教人素主宽大,不轻责人。一日,准于吾家走马楼上傍楼口外之长单木梯而上,已及半。先大夫见之不惊,曰:“好好上,不要慌。”候栏边,曰:“来,吾抱汝。”准得从容而上至栏边。先大夫抱于怀中,以掌打后股数下而止。先大夫曰:“小孩上梯及半危险已极,倘一惊跌下将不堪设想矣。”一生受先大夫之责仅此一次。
一日,先大、二伯父对弈争车,各揪其发辫,扭结一团,不可开交。先王母以杖责之,仍不可解,先王母气极,跌坐椅上。准跪于两伯父之前为之泣请曰:“两伯息争,勿令祖母气氛填膺也。”先王母曰:“畜生,年大若此,尚不及数龄之孺子,曷当羞死,尚有何颜立于人世哉?”先大夫闻信自学堂归,为之跪地求解,准更泣不可仰。两伯始同释手跪先王母之前而请罪焉。从此和好如初。
余入学读书以来,五更先母即令起,持灯笼赴学堂读书,勿俟天明始起者,至少至壮至老皆不候黎明即起者,实自幼习惯而成自然也。
八月十一日,先王母张太夫人寿终正寝,享寿六十有七,与先王父合冢。
先大夫守礼讲学之暇,就乡间田园凿池养鱼、种桑养蚕,精究种植、畜牧等事,又察附近山间矿产煤铁之属,集资开采,得舅祖张旭斋先生之资助,大获胜利,推广至于县属之篮家沟、集福寺等处,令先兄绍基经理其事,整理有法,欢为难语,乃决定为之继吾季父之后,入祠香庙,命名曰“新承”,学名毅,字绍基。
是冬,准偶随绍基兄赴市柑子铺太白楼中之权治生号中闲玩,天晚不能独归,以市距吾家尚五里也。绍基在市经营商业,须事毕乃得归。准饥欲得食,绍基于太白楼中买猪肉四两,命么司(吾乡店中伙夫名曰么司傅)作川汤及小炒及煎豆腐同食便饭。及同归,先母问曰:“如许夜深始归,将从何处得食?不吾饥呼?”准以实告之。先母怒曰:“小孩子家动辄就在街上打平伙(吾乡土话,以数人合食同餐曰打平伙)吃半斤四两,开奢靡之渐,长大尚堪问乎?”责令跪而打之。绍基亦跪而请之,曰:“非弟如此,乃儿之过也。”先母曰:“尔有事不得归,饥当得食;尔弟无事何不早归食饭?似此妄费钱财,非严责无以儆将来。”鞭笞交下,绍基兄以身蔽之,曰:“事诚在我,与弟无涉。母无责弟,责儿可也。”先母乃止,令同起。
先大夫上年自京归,带有猫皮(印寿字花)小马褂,先母至是始制与准服,而随先母往苏家坪为四舅祖张旭斋拜寿(旭斋为先王母之兄,是时寿已七十余矣)。
光绪六年,庚辰(1880),十岁。
先大夫仍守礼家居,专营实业,延李雨亭先生(名润泽,县学廪生)课准及同堂诸兄弟读。是年读《四书集注》及《尚书》(上古 制义中起止鹄至,先大夫自作制义,七家秘帖诗)试作破承题,先大夫写阴阳寸楷令准影而写之,并教握管之法,究运腕之力。稍得其法,为先大夫所称许。因曰:“若究运腕运臂之力,不究运指之力,恐不能使小楷。”日习之,终身不改。
先大夫以年来研求种植之法大有所获,更欲就本地出产原料为乡人谋生计。吾乡多竹,绵亘数十里皆竹山也。向来从无用处,皆作柴薪。先大夫惴惴,以为枉有此原料,不可不尽其用。乃聘造纸工人来乡,就学堂之旁设造纸厂,煤炭、石灰、卤水,皆本山所出产,无待外求,算无过策,竹头、木屑皆归有用,无一废人,无一弃物,获利甚厚。

The Wrong Notes

Jennie叶叶生清音 杜鸣心 Du Mingxin | music | 中央乐团 |  中央乐团史/凤凰咏 | SSO 上海交响 | Oliver Chou@scmp | 上海陶行知艺术学校 | 常州灵官庙 – 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names| Google | LinkedIn | ….

2019.4.25: Duan Tianxuan: 😂😂我爸也有那本杜铭心,照片过几天吧,我今天外面,明天要出门,等回来。他那这类东西太多我都发愁了。不知您对哪方面有兴趣。我主要“从我做起”,找和自己亲戚朋友有关的吧,有时走着走着就“忘了初心”. 他 杜鸣心 和我爸老同事啊! 毛宇宽我爸也熟识,我不熟

The music book:

I fall in love with classical music during the lowest point in my life. It sounded bo .. Chairman Mao against it. It sounded foreign, Madame Mao was against it. It sounded a utopia where I wanted to go and hide.
I am ilterate in music but my love for it only intensify as I grow older, and wiser, to a point that I could selfheal the truma left in me during my childhood. Each essay is an … vienette …

My closest chance to learn an instrument was when my cousin Jennifer acted up and refused to practice or could hit the right note, getting frustrated … her mother Jennie would say, “IF you don’t want to learn, then I’ll teach her.” Her chin pointed to me. I eagerly nodded the first time. Her son Steven was a different. He was so good a learner that he was poised to be the concert master of his time.

The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879 LHZ  in 1956 CPO formed; in 2000 concert Jennie closure 

  1. Yin @ Lake George
  2. Zhou Fu’s capella; LHZ; Robert Hart
  3. QingMuGuan in Sichuan – the beginning
    Jennie & Changhui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to make
    Yin Chengzong – meeting my husband
    Duan Pingtai & Li Xian – mom connection
  4. Liu Mama – color photos; Dada
  5. Nixon – speechless
    Kissinger – playing forward or backward – foreign influence again
    Wen Zengping
    Philly orcharest – $10 I was debating
    Liu Xiaoqing – marrying up; rather to cry inside a BMW don’t want to laugh at back of a bike … 2019 Benz oil leaking
    Sheng Zhongguo – cake bakery in ZZC 一技之长
    Yang Bingsun – jailed and ex wife wanted to – cultural revolution
    Zhang Renfu – sexual abuse
    Mutter – the atmosphere in China and foreign land –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people react it different
  6. 1958, Liu Shikun 2nd to Van Cliburn @ inaugural Int’l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7. Kevin’s summer camp full of pianos …
  8. Seiji to Han Zhongjie – new furniture
  9. Wen Zhenping – The Roots – modern, leading the trend
  10. 2008, Li Yundi youtube n youtube 2; Carnegie: noise?
  11. Lin Chaoliang
  12. J Bell – DC subway station
  13. Julia Fisher
  14. SF opera – too long
  15. male vain – younger photo to ad
  16. CulRev: many of them knew each other from their kiddie times but during
  17. END: Yellow River – Jennie first concert, burb 打嗝 I’ve heard that slurping on noddle in Japan is the highest compliment to the chef but not sure — Xian bad performance 连滚带爬

访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老人段平泰

Duan Tianxuan 段天璇  | 中央音乐学院 ccom  | musicLi Xin 李昕 1952- | 凤凰咏 16 |

2013.10.11 | 我与白哲敏先生的青木关缘 | 阅读534 评论59|

  • 白哲敏 1933-, HK; 孙女白汶芊 2000-
  • 段平泰 – husband of Li Xian
  • 为什么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是青木关呢?
  • 中大 =中央大学
  •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初期校址在天津
  • 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演奏家,现香港著名钢琴教育家白哲敏先生.
  • 青木关6年,迁南京后3年
  • 于1945年成立的10年制的附属幼年班,更为传奇。1952年,学员们尚未毕业,就几乎整体地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央歌舞团乐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的前身),而且当时乐队各音部的首席,几乎全部由这些小小少年担任,一时成为美谈。以至后来有业内人士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称为“乐界少林寺”。

(附:我与白哲敏先生的青木关缘)

我曾在一篇日志中写道:“请问歌友,你知道青木关吗?如果不知,那么你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吗?它的前身——国立音乐院,就在青木关。”现在看,这话并不全面,但是他的本意却是对的。

(一)

9月22日星期天下午,80岁的白哲敏先生从香港来京,刚出机场就打来电话:“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好吗?”

“见谁?”

“段平泰”。

“段老!好啊,好啊,什么时候?”

“我先跟他通电话约下吧”。

“好的,好的,我等着。”

(二)

我等着和段老的第二次见面。

中为段老,右三为白先生夫人歌唱家赵玲明女士

第一次,是(今年)8月5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我和段老等人应白先生邀请,去观看有他13岁孙女白汶芊(香港小孩)参加演出的“京港台青少年系列音乐会——香港青年爱乐乐团交响乐专场”。同去的有十来个人,但是段老这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言谈举止都很活跃的老者却格外引人注意。白先生专门介绍我俩认识:“这位就是你曾在博客里提到过的,老青木关学员段平泰”;“这位是我的朋友牛树江,他关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已经很久了,写过好几篇文章”。提到青木关,两人都来了精神,于是握手,寒暄,一起参加合影。——这是在演出之前。

(三)

左四为白先生,右三为白汶芊

芊芊参演的节目是舒曼a小调钢琴协奏曲,小学刚毕业,正在准备赴美读钢琴专业学校的她,与香港青年爱乐乐团合作,担任钢琴独奏。这是整场演出的一个大节目。芊芊的演出及整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最后谢幕时,观众全体起立,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掌声结束,我们一行人来到台前向芊芊和她的爷爷奶奶祝贺。大家一起和芊芊合影留念,我和段老、白先生三人合影,我和段老还互留了电话。

13岁的白汶芊,已是小有名气的小钢琴家,演出成功,被大家祝贺,还有些腼腆

(四)

与二老合影

第二天(9月23日)上午,我和白先生先在地铁长椿街站会齐,然后一起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家属楼,敲开了段老的家门,段老正等在家里。

段老独居(没跟儿女们住在一起)的两室一厅,客厅中的一架老式钢琴十分显眼,墙上挂满了字画和大幅照片,然后就到处都是书籍和音乐光盘了。看得出来,这位曾多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的著名作曲家,虽已退休多年,但仍然自得其乐地漫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由于已接触过一次,所以我坐下便问:“段老,为什么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是青木关呢?”没想到段老却反问我:“没这么说呀?谁这么说了?多少年都没这么说呀?!”

“你们校庆70周年就是这么说的呀,你们1990年校庆时说的是40周年,2000年校庆时说的是50周年,到了2010年校庆,就说是70周年了。一下子增加了10年,不是明摆着把1940年创建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算进来了吗?”

段老和白先生相视一笑,然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讲道:以前是这样,不是青木关出来的人,有的是故意不说,有的是不准人说;从青木关出来的人,前期是不敢说,怕受牵连,因为那是国民党——准确地说是民国办的学校,后期是不愿说,好像是要为自己争什么。现在好了,大家都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讲青木关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个问题上,校史办的黄旭东教授是有功的,他不是青木关出来的人,但是搞了很多调研,写了一些文章,用事实说话,正式向学院提出建议,终被采纳。

二老还谈到:1950年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是由南京国立音乐院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音乐院由重庆迁往南京,院名加上了“南京”两个字)、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工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和上海、中华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合并组建而成。这么多的机构,唯有南京国立音乐院是连老师带学生(含幼年班)、带教材、带乐器、带图书、带设备整体过来的。所以说,它是主体,准确地说,原国立音乐院应是现中央音乐学院的主要前身,学院的历史从青木关算起,是应该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至此,我觉得我提的问题,已被两个当事人完全说明白了。

接下来我问他们:“在青木关时,你们一个在大学部(段老),一个在幼年班(白老);后来,你们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一个在中央乐团演奏,怎么走的这么近呢?”

段老说:“凡青木关走出来的人,应该说都走的很近,毕竟是摸爬滚打70多年走过来的老校友了,又都是搞音乐的。当然我们两个更近一些,那时我们跟同在青木关的中大(注:中央大学)附中学生打架,他们幼年班的还过来帮忙呢!”

白先生接过来说:“那时两个学校的学生打群架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每逢我们音乐院举办重要演出,他们都想挤进来看,礼堂很小,他们挤进来,我们的一些人就看不成了,于是就打起来了;再就是当时中大附中的学生官员子弟多,我们音乐院的学生几乎都是平民子弟,两个学校的学生平时就有矛盾。——那时我们音乐院经常有音乐会和各种演出活动,大部分都是宣传抗日的。”

与院史办同志合影,左一肖玲,左二黄旭东,右一周建都

段老接着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初期校址在天津,我两住一栋宿舍楼,我楼上,他楼下,每天都见面。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段时间勤工俭学,兼职教少年班(那时幼年班已改叫少年班)作曲,我还当过他的老师呢!”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说着说着,到了中午,段老执意要请我们到学院食堂就餐。因白先生并不常来北京,院史办的三位同志闻讯后一起赶了过来,午餐就由他们埋单了。

餐间,中心话题自然又是青木关。

(五)

白老、段老,说是二老,其实一点都不显老。80岁的白哲敏近些年一直活跃在香港儿童钢琴教学第一线,带出了一个又一个钢琴神童,至今还带着10几个学生;87岁的段平泰,说话时的语言、语速、语气,都完全年轻化,跟中年人无异,他一直保持着冬天赤膊在雪地里锻炼的习惯,让人惊叹不已!

二老论乐

我和段老

我与白哲敏先生的青木关缘

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演奏家,现香港著名钢琴教育家白哲敏先生,可说是我的一位博友。

2010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趟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青木关,发现抗战时期成立于此的国立音乐院十分了得,国内一大批当时顶尖的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家汇集于此,如吴伯超、江定仙、王云阶、陈振铎等等;短短9年(青木关6年,迁南京后3年)又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的音乐家,如严良堃、吴文季、瞿希贤、张权、吴祖强等等。特别是它专为培养交响乐人才,于1945年成立的10年制的附属幼年班,更为传奇。1952年,学员们尚未毕业,就几乎整体地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央歌舞团乐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的前身),而且当时乐队各音部的首席,几乎全部由这些小小少年担任,一时成为美谈。以至后来有业内人士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称为“乐界少林寺”。

就是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很少被人提及,或者故意不提,甚至有些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也不在个人的履历表上提及。

现在(2010年)情况好多,已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越来越多地提到国立音乐院,提到青木关。可笑的是,我作为一个业外人士,一个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于是写了一篇《青木关,歌友们不可不知的地方》,直接整到网上去了。

从此,我和原幼年班学员白哲敏先生结缘。不知道他怎么看到了我的帖子,我文中提到:“幼年班曾培养出了一大批交响乐人才如白哲敏、毛宇宽、田丰(田保罗)、吴祖强等人”,白先生毫不客气地在评论中指出:“當時幼年班只招收十二歲以下的小學生、吴祖強已大大超龄了,音樂院『復員』南京後,他是南京國立音樂院的學生”。落款是“姓白的”。我一看来者不善,赶紧查资料,发现这位“姓白的”说的是对的,于是回复:“您说的是对的。吴祖强是1927年出生的,1945年幼年班招生时,他已经18岁了。感谢教正!”回复完了,再回看他的评论,我发现他用的是繁体字,于是循着他的署名查到了他的网页,发现此人竟是我文中提到的白哲敏,现居香港。于是我再次回复:“难怪您说的正确,原来您就是幼年班的,本文能得到您的教正,深感荣幸!”

接着,我又发了一篇《“乐界少林寺”,你听说过吗?——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考记》,白先生又给予了热情的评论和指导,还给我发来了一些有关幼年班的图片和资料,几幅幼年班当时留下的合影非常珍贵。

因白先生已建立了个人博客,我建议他加入了我所在的博客圈子“老年博客村”。于是,我们之间的来往就多起来了。白先生曾在一篇博文的回复中,推荐“村友”们看他9岁孙女白汶芊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网上视频,我看了后,很有感触,查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一个九龄童演奏的黄河和她的音乐世家》。后来,芊芊来北京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白先生还专门请我去看了他孙女的演奏,同时送我一大摞芊芊在各种场合担任钢琴独奏和伴奏的光盘。

当年(2010年)10下旬,白先生来函,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他们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校庆,并说届时老青木关的学员们将单独有个聚会,想介绍我与他们认识一下。

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我当时正在重庆公干,赶不回来。我只好给他回信,除感谢他的盛情邀请外,还表示了错过这次活动的遗憾。白先生再次来函,在同样表示遗憾的同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单独介绍你认识几个人”。

如今,此事已过去快三年了,可是白先生还记得此事,于是就有了前面对段老先生愉快的访问。

和白先生2011年的合影

最后修改于 2013-10-21 16:41 阅读(534)评论(59)
上一篇: 难得 下一篇:小院温馨
评论 想第一时间抢沙发么?

牛树江的博客10月15日 21:45
回复
与村友们一起学习点现代音乐史方面的知识。 来自【搜狐老年村】圈子

牛树江的博客10月15日 21:50
回复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音乐界前辈的名字:白哲敏,钢琴教育家、前中央乐团单簧管首席演奏家,我们老年村村友;段平泰,作曲家、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曲系主任。 来自【搜狐老年村】圈子

牛树江的博客10月15日 21:59
回复
与村友们一起学习点现代音乐史方面的知识。 来自夕阳正红圈

牛树江的博客10月15日 22:00
回复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音乐界前辈的名字:白哲敏,钢琴教育家、前中央乐团单簧管首席演奏家;段平泰,作曲家、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曲系主任。 来自夕阳正红圈

好心情10月15日 22:28
回复
图文并茂的好帖! {图片} 来自【搜狐老年村】圈子

好心情10月15日 22:29
回复
读美博,长知识! 来自【搜狐老年村】圈子

看海老人10月15日 22:31
回复
{图片} 感谢牛老师,让历史复还本来的面目,使我们了解了原国立音乐院。{图片}{图片} 来自夕阳正红圈

看海老人10月15日 22:33
回复
{图片}祝贺和欣赏您有幸结识了两位音乐界的大师!{图片}{图片}{图片} 来自夕阳正红圈

看海老人10月15日 22:36
回复
{图片}您的帖子是资料级的记叙!{图片} 来自夕阳正红圈

看海老人10月15日 22:36
回复
{图片} 来自夕阳正红圈

共6页 | 第一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最末页
由于最近广告泛滥,暂只允许登录用户对此文评论。登录
帮助 – 客服中心 – 意见建议 – 举报 – 搜狐博客 – 搜狐首页 – 全部博文 – 新闻
Copyright © 2014 Sohu.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搜狐公司 版权所有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中央音乐学院

Jennie叶叶生清音 杜鸣心 Du Mingxin | music | 中央乐团 | SSO 上海交响 | Oliver Chou@scmp | 上海陶行知艺术学校 | 常州灵官庙 – 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names| Duan Tianxuan 段天璇 | 段平泰 | Qingmuguan 青木关 |….

ccom 其前身是1945年成立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后迁至江苏常州). 1950年, 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 幼年班随国立音乐院并入中央音乐学院, 遂改称为中央 …

Google 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timeline also see 凤凰咏 since 1879 LHZ

  • 1927年11月, 建立国立音乐院, 建立于上海 by 蔡元培 short
  • 1929年9月, 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上海国立音专 校长肖友梅 short
  • 1940.11, 中央音乐学院由1940年建立的国立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于1949年合并组建而成 |short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集中—批音乐家, 在重庆青木关成立国立音乐院
  • 1946年, 分别迁南京和江苏常州 – 国立音乐院本院和幼年班 short
  • 1950 spring, 中央音乐学院 在天津成立 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 上海中华音乐院和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音乐科等合并 short 
  • 1951, Jennie enrolled
  • 1952, 学员们尚未毕业, 就几乎整体地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央歌舞团乐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的前身) 段平泰  
  • CPO 中央乐团, 1956-96 凤凰咏 
  • SSO 上海交响 1879, as Shanghai Public Band… 1956, known as SSO 

SSO 上海交响乐团

SSO web | Jennie | oliver.chou@scmp@music| Google | 中央乐团 | 中央乐团史 |

2013

上海交响乐团—-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附图)

上海交响乐团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的新家,最近结构封顶,即将进入内部装修,上交这个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2013年1月8日,是上海交响乐团诞生134周年的日子。在这134年里,它几度濒临解散,历经风雨而执着前行,终于成就了一段见证上海的文化记忆。也正因为有上交这样的百年老团作为坚强后盾和强势载体,上海的交响音乐事业始终处于中国乐坛的前沿。

临危受命,梅百器开启长达23年的辉煌时代

1926年6月8日公园露天音乐会节目单

1879年1月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发行的一张英文版报纸《字林西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内容是“上海公共乐队将于兰心大戏院演出”。这是关于中国交响乐队的最早的报道,通常被视为上海交响乐团诞生之始。当时主持该乐队的是一名叫让·雷穆萨的法国长笛演奏家,有20位乐队演奏员,全部来自菲律宾,主要在租界中为外侨服务。1900年,乐队由工部局正式接管。

最初几年,乐队的发展很艰难。乐手工资、乐器更新维护、场地租借,每一样都是固定的支出,但演出收入却不能保证。据记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一次工部局纳税人会议上都会提到解散乐队,但最终还是由权威人士投票“赞成继续保留”。
1919年9月1日,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从德国人布克手里接过乐队指挥棒,并于当年11月指挥了首场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长达23年的梅百器辉煌时代就此开启。

实际上,梅百器当时称得上是临危受命。他本来是来沪举办演奏会的,结果正赶上当时的工部局乐队指挥布克离职,乐队面临解散。在离沪的客轮上,梅百器接受了邀请,决定留在上海重建并执棒乐队。当时乐队只剩下以菲律宾人为主的14名乐手,梅百器利用自己的威望招兵买马,在两个月内将乐队扩充到了37人。到了1934-1935年度,乐队已经有团员44人,被称为上海的“主要文化资产”,包括津巴里斯特、莫伊舍维奇、艾尔曼、戈多夫斯基、麦科马克等著名音乐家都与该乐队合作过。与此同时,音乐听众也在增加,许多欧洲人因为时局动荡移入上海,带来了大量的音乐爱好者。

梅百器坚持前任的传统做法,每年夏天举办公园露天音乐会,秋冬两季则举办室内音乐会,20多年如一日。此时乐队也开始在电台演出,将古典音乐推介给更多观众。

在梅百器的专业领导之下,音乐会年年有起色,尤其是儿童音乐会和公园音乐会特别受欢迎。当时乐队的演奏曲目已经几乎与欧美同步,1936年1月,梅百器指挥乐队在大光明大戏院(今天的大光明电影院)演出海顿的《创世纪》。这也是这部清唱剧在中国的首次公演。梅百器特别注意华人听众的参与人数,致力于发展新的听众群,扩大音乐会的影响度。

1937年,上海沦陷,日军进驻租界。1942年,梅百器辞去指挥职务,辞职前他率领乐队在兰心大戏院举行4场告别音乐会,有近2000名听众因为没有买到票而无法入场,音乐会之火爆由此可见一斑。

培养本土音乐家,助推西洋音乐扎根中国

工部局乐队本来是为租界里的外国人设立的,中国人难以参与管理和演奏。1927年,工部局乐队首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小提琴手谭抒真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后来他去国外游学,返国后于1937年再度加入乐队)。1935年又有5位华人以实习生身份进入乐团,可以确定的有张贞黻、王人艺、陈又新和刘伟佐。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4人首度以正式乐师身份加入,毛楚恩则在1939年考入乐队。1940年,乐队名单中正式出现陈又新、黄贻钧、毛楚恩、谭抒真4人的名字。
除了这些华人乐师之外,马思聪、卫仲乐、夏国琼、赵梅伯、吴乐懿、沈雅琴等中国音乐家也多与乐队有过积极合作。其中最可大书特书的是1936年1月19日的音乐会,乐队首演俄罗斯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根据中国民族音乐主题创作的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专门为中国民族乐队写了主奏部分,由卫仲乐、许光毅、秦鹏章、黄贻钧等14人组成的民乐队来演奏,一时传为佳话。

1930年12月23日,梅百器指挥乐队首演音乐家黄自在美国创作的交响序曲《怀旧》。这是乐团第一次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也是该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演奏。1935年梅百器又指挥乐团演奏黄自创作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将其录成唱片。这也是中国作曲家首次为影片谱写的片头音乐。

而关于工部局乐团对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不能不提其与国立音专、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合作。1927年11月,国立音专(最初叫国立音乐院)开学,其聘请的教师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部局乐队。在此之前,租界里的外国音乐家几乎很少有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因为欣赏他们表演的主要也都是租界内的外国人。自从任教音专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与中国学生接触。学生们尊敬这些外国音乐家,外国音乐家对学生也尽心教授,谭抒真就回忆说,小提琴教师富华(在梅百器之后接任乐队指挥)经常在上课时让他拉自己的名琴。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

陈毅市长说:交响乐是个好东西

到了1949年,乐团里还有一半是外国人。听说解放军要进上海,乐师们都以为乐团要解散了。事实上,在上海解放之际,考虑到乐团最初由外国乐师在沪建立,后来虽然有中国音乐家的逐渐加入,但演出的主要是欧洲古典交响乐作品,似乎与人民生活相去甚远,的确有人提出乐团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应当解散。而贺绿汀、黄贻钧等音乐家却认为,人民也需要交响乐,交响乐中大量经典作品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也应享有。

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明确指示,交响乐是个好东西,不能取消。于是,上海解放第三天,军管会就接管了乐团,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一个月后,交响乐团在解放剧场举行了解放后的首场交响音乐会。1950年10月8日,黄贻钧第一次以中国交响乐指挥家的身份走上舞台,指挥乐团演奏了他和丁善德、王云阶、张赫等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乐团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949年之后,上海交响乐团的发展得到了几任领导的大力支持。表现之一,就是场地的几次搬迁。

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之下,乐团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从待了几十年的嘈杂简陋的福州路菜场楼上搬到了延安路陕西路一处宽敞房屋内,后来又搬到湖南路一处幽静的花园洋房,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

而2012年12月30日,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的上海交响乐团新厅宣布实现正式结构封顶。从高空俯瞰,乐团新址上一个1200座的交响乐演奏厅(大厅)和一个具备高品质录音功能的400座室内乐演奏厅已经拔地而起,大厅顶部“马鞍形”的曲面造型已经显现,优美而大气的流线型如同流动的古典音乐,让人率先感受到了这座艺术殿堂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力。

预计在2013年年底,观众便能在这座拥有1200座的演奏厅中欣赏音乐会。这意味着上海交响乐团即将与柏林爱乐乐团等世界一流乐团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演奏厅,圆自己“厅团合一”的梦想。
文革后,再度从困境中崛起

1985年上海交响乐团演出贝多芬系列,观众在音乐厅门口排队买票
从1966年开始的10年间,全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黄贻钧被迫离开团长岗位。
当时,演奏外国交响乐作品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乐手们只能在舞台上身穿军装演出“革命交响乐”。据现任团长陈光宪回忆,整整10年里,上海交响乐团只能演出《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这两部革命交响乐。在这种情况下,乐手们带着乐器下基层,下农村,在田间地头为时而几十人时而上百人的基层群众演奏。
最为人痛惜的,当属钢琴家顾圣婴的英年早逝。她17岁考入上海交响乐团,20岁时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荣获钢琴金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40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是一个奇迹”,“那种快速的触键技巧令人赞赏……”。1958年,她的精湛演技又在日内瓦引起轰动,在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她与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年仅30岁。

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黄贻钧重新担任团长,乐团又回到了正常排练和演出的轨道。重新上任的黄贻钧抓紧时间安排演出,由于那时演出较少,尤其是在文革中被禁锢的交响乐演出更少,所以当上交恢复交响乐演出时,入场券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一套曲目连演3场、5场都全部售罄的盛况。

但是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对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有限,各专业院团纷纷出现走穴现象。上交也受此冲击,有人提出将全团拆分成几个小分队演奏轻音乐。黄贻钧坚持交响乐演出不能停,乐队不能拆散,从而维护了全团队伍的完整。

尽管如此,乐团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在梅文诗和蔡金冬合著的《红色狂想曲》里这样记载:这期间上海交响乐团为支付工资困难地经营着,经费成了问题,94位演奏员的工资已很低下,但乐器又必须更新。乐团基金会虽对外呼吁企业的支援,但应者寥寥,基本上只能靠政府拨款维持日常运营。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上海交响乐团还是继续前进。
期盼“交响乐人口”持续壮大

今天,展现在上海交响乐团面前的是一幅壮丽宏图。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愿景为乐团发展提供了背景和空间,国内外有经验和才华的音乐家的加盟为乐团增强了实力。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交响乐团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除了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加大之外,陈光宪说,这首先得益于交响乐的观众增加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每次演出之前,门票都一抢而空;去年12月31日举行的2013上海新年音乐会,开票一周门票就售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97年陈光宪初到交响乐团时,当时经费紧张,“有一天时任团长的陈燮阳说有个赞助商给了钱,让我去拿,顺便送一些演出票以示感谢。那个老总用家乡话说‘票你拿回去,我们不懂的。’现在没这种事了。”

与此同时,乐手们个人的技巧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原来上交排练一场音乐会要2个礼拜,现在最多4天,有时甚至1天就可以上台演奏,完全达到了国际上对职业乐团的要求。在陈光宪看来,这与青年音乐人才眼界的不断开阔有关:“我在音乐学院读书时,一张唱片要在图书馆门口排很久的队才能听上一遍;现在的学生,随手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版本的CD可以听;以前能听一场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现在每周都可以听到高水平的音乐会。”此外,乐团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带动整体水平的提高,比如眼下就邀请了王冰等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家担任客席首席,每年回来演出五六场。

乐团水平的提高直接促成了音乐会的质量不断提高。衡量音乐会的质量有很多参照指数,其中之一就是演奏曲目。早在文革结束之后,柴可夫斯基、柏辽兹、西贝柳斯、勃拉姆斯等各时期音乐大师的经典曲目和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曲目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节目单上,但马勒的作品始终缺席,因为难度大,而且对乐手数量的要求也高。“但这些年来我们已经都演过了,包括马勒第八,是千人交响乐作品,我们都演过两次了。有一次在澳门,跟澳门交响乐团等合作。还有一次在韩国首尔,也是与当地交响乐团合作。”陈光宪这样介绍。

对于上海交响乐团来说,眼下稍显遗憾的是相比于国外一些交响乐文化成熟与发达的城市,上海观众的绝对数还不够大。具体表现是国外一套节目可以演三四场,场场满座,“我们顶多演两场,而且到了第二场就只有七八成上座率了”,陈光宪告诉记者。为了培育更多的“交响音乐人口”,乐团在票价上动脑筋,与企业合作开展“乐(yue)生活,乐(le)生活”活动,听一场音乐会只需要花一杯咖啡的价钱,上座率达到100%。
(胡明浩摘自《文汇报》作者邵岭)
2013-01-25

网站地图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2016@上海市档案局 上海市档案馆 版权所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26号 上海市档案馆 电话:021-62751700

指挥大师卡拉扬的中华缘

Jennie | music | oliver.chou@scmp 2019.3.12| Philadelphia Orchestra | 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史 his book|

作者:周光蓁   发布日期:2009/8/7 17:07:50

今年的4月5日是上世纪下半页雄霸古典乐坛的指挥巨擘卡拉扬的百岁冥寿。柏林、维也纳、巴黎、伦敦、瑞士洛桑等地乐团都举办纪念音乐会,又或发行影音特辑,缅怀这位“大师中的大师”。广大华人爱乐者以文章、网志纪念之际,有多少人还记得卡氏在中华土地上走过的足迹?
毋庸置疑,卡拉扬留下来的艺术遗产对古典音乐界一直起着巨大甚至指导作用,至今未息。从五十年代中出掌柏林爱乐终生指挥至1989年辞世的三十多年,他在乐团出访、录音、扩大曲目、歌剧设计、培育新进等方面,都树立出新的标准。以其完美主义式的无限追求,加上天生德意志的严谨自律,卡氏把古典音乐“提高、普及”这个老大难化解之余,更缔造出“卡拉扬-柏林爱乐”这个质量最高保证的金漆招牌,把古典音乐带进全球寻常百姓家,甚至包括七十年代正处于水深火热文革结束前后的神州大地。
造访京城
据已故中国指挥元老李德伦生前忆述,他领导中央乐团文革后在北京首次演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所参照的正是卡拉扬的版本,取其“勇往直前、朝气蓬勃”的艺术意境。
这场备受国际关注的音乐会演出时为1977年春。万万想不到,两年后卡拉扬带着柏林爱乐全体来到北京,演出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还在设有六千座位的北京体育馆,把世界古典音乐至尊和中国老百姓拉至零距离。
这个场馆其实几个月前已有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过,指挥是卡氏的门生小泽征尔。但卡拉扬以其一贯的严谨,先派来一队音响专家组作实地考察。结果按专家建议在馆内加设音响反射板。全团抵京后,卡氏让他的助理指挥中央乐团,听后称赞演奏纪律良好(原话:「very good discipline」),遂邀请部分弦乐、管乐共二十位乐师和柏林爱乐一道演出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穆索斯基《画展》等。据有份参加演出的女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回忆,与当时全男班的柏林乐团演出可是个罕有的经验。
惜憾《图兰朵》
但卡拉扬这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神州之旅不能说是愉快的,主要是因为在北京机场停机坪上发生不幸意外,舷梯断裂摔伤了双簧管首席Lothar Koch和一位大提琴乐师,卡氏情绪备受困扰。而他提出关于在故宫上演普契尼著名歌剧《图兰朵》的构思,亦未引起有关方面兴趣,未免有点儿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更扬言到北京演出《图兰朵》和到埃及演出《亚依达》是他的两大愿望。数年后他联络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王殊,把关于《图》剧的音像资料代转中央。事情酝酿一年多,绿灯终于开启,可惜卡氏的健康却亮起红灯,不久便撒手人寰,与还未完成《图兰朵》的作曲家同叹出一句“时不与我耶”。
收一个中国徒弟
其实卡拉扬1979年历史性访华前二十年,风华正茂的他就已带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香港作首演。日期是1959年10月25日,地点是铜锣湾利舞台,于晚上9时开演。首部演出作品为长达近四十分钟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中英传媒还特别声明迟到者只能在全曲演完后才可进场。演出可谓震撼香港音乐界,英文乐评人更自言不够资格评论如此高质演奏水平,亦有评论称演出为香港音乐史上之最。110人乐团拥挤在改建的舞台上,是音乐会唯一备受批评之处,因而催生大会堂音乐厅在1962年的落成,间接开启了香港音乐艺术的新纪元。至于台湾则可谓和卡拉扬擦身而过。他原有计划在1988年到访演出两场,可惜中介公司开天杀价,台方只能作罢。一年后卡氏病殁,成为永远的遗憾。
卡拉扬和中国的缘份最直接的,是收纳原籍上海的指挥汤沐海为他的门生。汤氏学成后曾于八十年代中来港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大型管弦作品《天方夜谭》,终章变速全奏的一段极有卡氏风范,令人至今难忘。可见音乐无国界,卡拉扬在古老中华国度亦有传人。
在纪念特辑中与大师相遇
上文提到卡氏到访北京、香港都没有留下录音记录。但可通过他和乐团在出访前夕的录音作参考,领会乐队当时的声音。抵京前一个月,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灌录了贝多芬《三重奏协奏曲》,其中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华籍演奏家马友友,这是卡拉扬和中国音乐家合作录音的首次。这个录音收录在今年纪念卡氏百岁的特辑内(DG 477-7572)。至于在港演出则可参考卡氏和维也纳爱乐在出发亚洲之旅前为Decca录音的《贝七》,相信声音和演绎不中亦不远矣。
最后一提近日出台的纪念卡拉场传奇一生的纪录片DVD (DG 073-4392)。九十多分钟的影片包括不少从未播放过的片段,其中有不少名人罕有地开金口赞颂(例如前西德首相舒密特)、批评(例如著名女中音Ludwig)等。最重要的当然是卡氏本人对音乐、历史等的现身说法和排演情景,其中关于他的纳粹党员身份一段最为珍贵。影片亦播出纳粹德国期间卡氏以一束长发指挥华格纳序曲,还有还未成名、没有胡子的巴伐洛堤的唱腔,亦有卡氏弹钢琴和小提琴大师曼纽轩的二重奏(虽然只有几个小节),以及他的夫人和两位女儿的深情回忆。
但欠奉的是令卡氏和柏林爱乐在八十年代交恶的女单簧管演奏家米亚(Sabine Meyer)。也许是米氏本人不欲出镜陈述往事吧?但乐团成员却直言卡氏晚年的“危机由他的脊椎骨和米亚”开始。
俗语云:树大招风。更何况卡拉扬是棵参天大树。他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以及身处的年代,注定了他的争议与成就。

卡拉揚1979年歷史性訪華

Jennie | oliver.chou@scmp.com @ music| link to book | 中央乐团 |

@ 周光蓁 2008.10.21
文:周光蓁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圖:由周光蓁及環球唱片提供

今年的4月5日是上世紀下半頁雄霸古典樂壇的指揮巨擘卡拉揚的百歲冥壽。柏林、維也納、巴黎、倫敦、瑞士洛桑等地樂團都舉辦紀念音樂會,又或發行影音特輯,緬懷這位「大師中的大師」。廣大華人愛樂者以文章、網誌紀念之際,有多少人還記得卡氏在中華土地上走過的足跡?

毋庸置疑,卡拉揚留下來的藝術遺產對古典音樂界一直起著巨大甚至指導作用,至今未息。從五十年代中出掌柏林愛樂終生指揮至1989年辭世的三十多年,他在樂團出訪、錄音、擴大曲目、歌劇設計、培育新進等方面,都樹立出新的標準。以其完美主義式的無限追求,加上天生德意志的嚴謹自律,卡氏把古典音樂「提高、普及」這個老大難化解之餘,更締造出「卡拉揚-柏林愛樂」這個質量最高保證的金漆招牌,把古典音樂帶進全球尋常百姓家,甚至包括七十年代正處於水深火熱文革結束前後的神州大地。

造訪京城

據已故中國指揮元老李德倫生前憶述,他領導中央樂團文革後在北京首次演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所參照的正是卡拉揚的版本,取其「勇往直前、朝氣蓬勃」的藝術意境。

這場備受國際關注的音樂會演出時為1977年春。萬萬想不到,兩年後卡拉揚帶著柏林愛樂全體來到北京,演出三場音樂會,其中一場還在設有六千座位的北京體育館,把世界古典音樂至尊和中國老百姓拉至零距離。

這個場館其實幾個月前已有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過,指揮是卡氏的門生小澤征爾。但卡拉揚以其一貫的嚴謹,先派來一隊音響專家組作實地考察。結果按專家建議在館內加設音響反射板。全團抵京後,卡氏讓他的助理指揮中央樂團,聽後稱讚演奏紀律良好(原話:「very good discipline」),遂邀請部分弦樂、管樂共二十位樂師和柏林愛樂一道演出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穆索斯基《畫展》等。據有份參加演出的女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回憶,與當時全男班的柏林樂團演出可是個罕有的經驗。

惜憾《圖蘭朵》

但卡拉揚這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神州之旅不能說是愉快的,主要是因為在北京機場停機坪上發生不幸意外,舷梯斷裂摔傷了雙簧管首席Lothar Koch和一位大提琴樂師,卡氏情緒備受困擾。而他提出關於在故宮上演普契尼著名歌劇《圖蘭朵》的構思,亦未引起有關方面興趣,未免有點兒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覺。但他沒有因此而放棄,更揚言到北京演出《圖蘭朵》和到埃及演出《亞依達》是他的兩大願望。數年後他聯絡中國駐奧地利大使王殊,把關於《圖》劇的音像資料代轉中央。事情醞釀一年多,綠燈終於開啟,可惜卡氏的健康卻亮起紅燈,不久便撒手人寰,與還未完成《圖蘭朵》的作曲家同嘆出一句「時不與我耶」。

收一個中國徒弟

其實卡拉揚1979年歷史性訪華前二十年,風華正茂的他就已帶同維也納愛樂樂團在香港作首演。日期是1959年10月25日,地點是銅鑼灣利舞臺,於晚上9時開演。首部演出作品為長達近四十分鐘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中英傳媒還特別聲明遲到者只能在全曲演完後才可進場。演出可謂震撼香港音樂界,英文樂評人更自言不夠資格評論如此高質演奏水平,亦有評論稱演出為香港音樂史上之最。110人樂團擁擠在改建的舞台上,是音樂會唯一備受批評之處,因而催生大會堂音樂廳在1962年的落成,間接開啟了香港音樂藝術的新紀元。至於台灣則可謂和卡拉揚擦身而過。他原有計劃在1988年到訪演出兩場,可惜中介公司開天殺價,台方只能作罷。一年後卡氏病歿,成為永遠的遺憾。

卡拉揚和中國的緣份最直接的,是收納原籍上海的指揮湯沐海為他的門生。湯氏學成後曾於八十年代中來港指揮香港管弦樂團演出大型管弦作品《天方夜譚》,終章變速全奏的一段極有卡氏風範,令人至今難忘。可見音樂無國界,卡拉揚在古老中華國度亦有傳人。

在紀念特輯中與大師相遇

上文提到卡氏到訪北京、香港都沒有留下錄音記錄。但可通過他和樂團在出訪前夕的錄音作參考,領會樂隊當時的聲音。抵京前一個月,卡拉揚和柏林愛樂灌錄了貝多芬《三重奏協奏曲》,其中擔任大提琴獨奏的是華籍演奏家馬友友,這是卡拉揚和中國音樂家合作錄音的首次。這個錄音收錄在今年紀念卡氏百歲的特輯內(DG 477-7572)。至於在港演出則可參考卡氏和維也納愛樂在出發亞洲之旅前為Decca錄音的《貝七》,相信聲音和演繹不中亦不遠矣。

最後一提近日出台的紀念卡拉場傳奇一生的紀錄片DVD (DG 073-4392)。九十多分鐘的影片包括不少從未播放過的片段,其中有不少名人罕有地開金口讚頌(例如前西德首相舒密特)、批評(例如著名女中音 Ludwig)等。最重要的當然是卡氏本人對音樂、歷史等的現身說法和排演情景,其中關於他的納粹黨員身份一段最為珍貴。影片亦播出納粹德國期間卡氏以一束長髮指揮華格納序曲,還有還未成名、沒有鬍子的巴伐洛堤的唱腔,亦有卡氏彈鋼琴和小提琴大師曼紐軒的二重奏(雖然只有幾個小節),以及他的夫人和兩位女兒的深情回憶。

但欠奉的是令卡氏和柏林愛樂在八十年代交惡的女單簧管演奏家米亞(Sabine Meyer)。也許是米氏本人不欲出鏡陳述往事吧?但樂團成員卻直言卡氏晚年的「危機由他的脊椎骨和米亞」開始。

俗語云:樹大招風。更何況卡拉揚是棵參天大樹。他對藝術的追求和執著,以及身處的年代,注定了他的爭議與成就。

DG(Deutsche Grammophon)卡拉揚紀念特輯 : www.deutschegrammophon.com/herbertvonkarajan

卡拉揚官方網站:www.karajan.org

■卡拉揚(右)與李德倫交談,稱讚中央樂團「very good discipline」。 周光蓁 提供

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4/27/YC0804270001.htm

U.S. Pianists Give China Taste of Rock (and Bach)

Jennie | oliver.chou@scmp.com @ music| link to book | 中央乐团 |

nyt  DONAL HENAHAN NOV. 8, 1972 |

  • when a drive against foreign influences was begun
  • There were mothballs in the carpets when they rolled them out
  • The people are absolutely nuts about music
  • musical life in China unsophisticated
  • Compositions are held up to the scrutiny of the people

The article as it originally appeared.
November 8, 1972, Page 56 | 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s

It wasn’t the Rolling Stones, exactly, but China has had its first taste of rock music played by Western musicians. Richard and Frances Hadden, duo‐pianists from Mackinac Island, Mich., closed that cultural gap last month. They also played Bach, Handel, folk‐song arrangements and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Western music during a seven‐week, fivecity visit to China.

“We found the audience reaction to be one of great openness to everything we played,” Mr. Hadden said in an interview here. The Haddens believe they were the first Western pianists to play in Peking and other cit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1949. Mrs. Hadden, the daughter of an Episcopal missionary, Bishop Logan Roots, was born in Lu Shan, in Kiangsi province, in 1910, and at a concert in Peking on Oct. 2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duo gave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her “Lu Shan Suite,” composed In tribute to her birthplace.

Invited by Premier

In Peking, where they dined with Premier Chou Enlai and had a two‐hour interview with Chiang Ching, wife of Chairman Mao, their concert was the first given in the Great Hall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6, when a drive against foreign influences was begun. “There were mothballs in the carpets when they rolled them out,” Mr. Hadden said.

“We went to China at the personal invitation of Premier Chou En‐lai,” Mrs. Hadden explained. “He was a friend of my family and used to visit us. When I left China in April, 1938, he came to my farewell concert. I remember I played Bach, Chopin and Franck.” Mr. Hadden added, “Chou even came on stage and gave her flowers.”

The Haddens found musical life in China unsophisticated in many ways but extraordinarily exciting. “The people are absolutely nuts about music,” Mrs. Hadden said. She doubts there is the wild profusion of talent one finds in Korea and Japan, “but the Chinese love their popular music, and many of them memorize the arias they hear at the Peking Opera.” The Peking Opera, she explained, has been readjusted to the people’s present level of mus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ere is no more evi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opera.

“There was a repertory of some 200 to 300 works before 1966,” Mr. Hadden said, “and 2,000 or 3,000 operas available. All have been discontinued.”

Mr. Hadden said the violence, stylized acting and falsetto singing of the classical opera is ou now. The new works “stress the heroic exploits of Chinese martyrs and so on.”

The Haddens found it heartening that Chinese music, formerly the exclusive pastime of the elite,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people. “Coinposers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what will mean something to the people,” Mr. Hadden said. “Compositions are held up to the scrutiny of the people. Composers revise and revise, according to the letters they receive. We were told they take suggestions from peasants, workers —and officials, of course—and adapt according to what the people want.”

Of necessity, this keeps much of the music on a fairly simple level, the Haddens agreed. “But they have symphony orchestras, such as the Central Symphony Orchestra of Peking, conducted by Lei Teh‐len, which plays workers and soldier music, tunes from the Peking Opera and so on,” Mr. Hadden said, adding that reasonable comparison might be drawn with the Boston Pops, which specializes in symphonic arrangements of popular music, and light classics.

The prospects for an immediate popular acceptance of Western music are not bright, the pianists said. “China rejected Western music In 1966 because the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it. It had no meaning for them. We were told that Western music never had been banned, actually, but that the musicians themselves had engaged in self‐criticism and had decided it had no meaning.” A long period of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is likely to occur before public taste expands sufficiently to accept sophisticated music, either Chinese or Western, the Haddens felt.

Still, at their concerts the audience was attentive and polite at least, and there was warm applause not only for such folksy selections as “Oh, Susanna” and “Dark Eyes” (both in Morton Gould arrangements), but also for the overture to Handel’s opera, “Ads and Galatea.” Among other composers given Chinese exposure by the Haddens were Poulenc and Mozart.

On the popular side, they played “Baby Boogie” (by a former Fred Waring arranger), Cole Porter’s “Begin the Beguine” and their own, rock composition, “Arch Rock.” “We think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rock ryhthms had been heard in China,” Mr. Hadden said.

For their Peking concert, the Haddens performed on two 9‐foot Steinways, made in Hamburg, Germany, but also could not resist trying out a mammoth 15‐foot piano that had been built especially to suit the vastness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demand for pianos is enormous, we discovered,” Mr. Hadden said. “The Chinese actually are exporting 400 to 500 pianos to Sweden a year.”

While in Peking, the Haddens met Yin Cheng‐chung, the pianist who in 1962 tied for second place in Moscow’s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He now uses Western music only for practice—Beethoven and so forth—but he is famous for composing the ‘Yellow River Concerto’ and ‘The Red Lantern.”’ It was the latter work, Mr. Hadden said, that “saved the piano for China.” The pianist went to work with the peasants and wrote a work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show that the piano was an instrument capable of playing people’s music.

“He showed us through his studio,” Mr. Hadden said, “and we came across one of his colleagues working away at Chopin.”

A version of this archives appears in print on November 8, 1972, on Page 56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U.S. Pianists Give China Taste of Rock (and Bach).

周光蓁: 中央乐团史是写不完的历史

中央乐团史 | Jennie | oliver.chou@scmp.com music | 中央乐团 |

2013.7.06

  • 为什么大家白天斗晚上还能坐在一起拉琴。有个乐师告诉我,“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演出是命令,不演就是反革命..
  • ..

2009年12月,《中央乐团史1956-1996》在北京和平里乐团排演厅举行了首发,到场的有前文联主席周巍峙(左五)、前中央乐团指挥大师韩中杰(左六)、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左二)、钢琴教授周广仁(左四)、钢琴家鲍蕙荞(右五)、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右三)等。

周光蓁与前文联主席周巍峙,周巍峙在上世纪50年代参与催生了中央乐团。
本版图片均由周光蓁提供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上、下)
作者:周光蓁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3年3月

1999年7月28日,香港学者周光蓁在深圳遇见了原中央乐团艺术指导李德伦。李对他说了一句话:“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这一年10月,周光蓁去了北京,在医院病房里再次见到了李德伦,一项庞大的中国当代音乐史工程就此展开。
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新京报:你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和两年半前港版的这套书相比,有了修订,主要有哪些不同?
周光蓁:图片方面有很多新图,港版有280张图片,简体版超过400张。新增加的图片很多是港版出版后,各方面热心读者提供的,很多都很珍贵。有一张是1973年阿巴多带维也纳爱乐来中国时的图片,那时他风华正茂是个帅哥。还有一张是整个乐团在厦门演出,在解放军炮舰上游玩,也挺有意思。图片之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附录,有六七位老乐师一起帮我完成了这个附录,里面收入了建团40年来参加过乐团的所有全职人员的名单,非常全面,里面的很多人名我在采访的时候听到过,但是不知道名字怎么写,看了这个附录我自己也收获很大。另外港版最后一章是乐团1996年改为国交后的发展,简体版取消了,以1996年2月马勒一演出时,大家含泪握手道别作为结束。因为国交现在也还在发展,如果需要,以后再写吧。

新京报:文字部分的内容还有补充吗?
周光蓁:港版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提了很多意见。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卞祖善大师邀请我去他家,我没想到他把这本书一字不落看完,书上贴着满满的纸条。香港版有52万字,他70多岁了,还有这样的耐心给我指正,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还有其他人也有各种补充,之前我搞不清楚“文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乐师跳进苏联大使馆,后来等书出来,有一位乐师告诉我确实有这件事,因为跳进去的人就是他。这一类的补充还有很多,但我必须要强调,中央乐团史是一本写不完的历史。过了40年,里面的人和事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超过了100位成员,都是一对一的采访,工程很大。

新京报:你有念头写这本书其实源于李德伦的一句话,他说“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
周光蓁:1999年7月28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李大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还说,“如果你要了解,就来北京找我吧”。这一年的10月是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我去了北京,见到李大爷的家人,说他在医院。我拿了医院的地址就去了,他住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不能随便进的,我也不知道,就直接进去和他聊了一个小时,最后是被护士踢走的。李大爷说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很多对乐团几十年历史的观点。他鼓励我说:“写乐团历史不好写,但是你应该写,你不要怕,要做就尽快去做。”当时我还想,怕什么?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新京报:为什么呢?
周光蓁:他当时给我准备了一张字条,写了三个名字和电话,他跟我说,要想了解乐团,先去找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李学全、章棣和和刘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李学全和刘奇都是反对李德伦的。我去他们家里拍门说是李大爷让我来找他们的,他们都不相信,说“不可能!”李大爷说的“不要怕”,指的是40年里团里的各种斗争,“文革”的时候大家要站队要分门别派,在我采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某一拨人对另一拨人的不同看法。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白天斗晚上还能坐在一起拉琴。有个乐师告诉我,“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演出是命令,不演就是反革命。”我听乐师们回忆,学习到很多东西,看他们怎么在大时代里作为个人在集体里追求,很有意思。

新京报:李学全和刘奇主要反对李德伦的是什么?
周光蓁:他们都反对1996年乐团改革,刘奇当时是巴松管首席,他反对实行艺术总监制,他说“总监,总监,就是总强奸!”李大爷是在辅仁大学念历史的,他有历史观,知道历史不应该是一面倒,他有这样的胸怀。在他2001年过世前,我很多次到他家,他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他很多乐师也是这样,大家众志成城帮我完成了这本书。我采访了100多位乐师,有两位拒绝了我。还有一位本来不接受,我就灵机一动告诉他,已经接受采访的人中有一些说的内容对他不太有利,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我只能根据别人说的来写。他想了想说“那好吧,你过来吧。”我去强迫他回忆过去,他70多岁的人了,流泪啊。这让我更觉得有必要带他们回他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新京报:你最早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后来怎么变成了一本书?
周光蓁: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以学术性为主。写完论文我觉得我欠这些乐师们一本书,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有些人是流着泪很痛苦地回忆过去,我在采访的过程里也没有客气,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当时为什么会打人等等,我都问得很直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辞掉了香港大学的工作,全职写了两年,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8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采访过的乐师的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爸爸那天早上走了,走之前跟她说,香港有个周先生,说要写中央乐团的团史。“我大概是看不到了,将来书出的时候,请管他要一本。”我听到这些话真的很难受,那一天下午我就写了辞职信。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新京报:在这本书出版后,李德伦的家人却对书中内容表示了不赞成,说你抹黑了李德伦,还说你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为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叫屈。
周光蓁:其实李德伦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写作动力,关于他家人的批评我不想说太多,但是我要强调,这本书不是某某人的历史,而是乐团的历史,李德伦是这个乐团的一分子。我觉得乐团的性质就是指挥和乐队总会有矛盾。所以是要从乐师的角度看还是从指挥的角度看?李大爷把乐师名字给我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他大气,觉得要对历史负责。有句话我希望你一定写下来,我在这本书里所有引用的内容都是乐团直接成员的采访内容,家属不算直接成员。我也有和家属聊,作为参考,但是家属有既定立场,我不会把他们的话写进去,这个关我把得非常严格。如果有一些家属看了这本书不舒服,我很抱歉,但我必须为历史而写。

新京报:这种反对你会不会觉得意外?
周光蓁:我很感谢李珏(李德伦女儿)当时帮我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如果没有他们家人的帮忙,我这本书得少10万字。但是我并不是只采访了反对改革的人,我也采访了支持者,我是根据李大爷的指示去做的,他家人的反对我很意外。书出来的时候李大爷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挺遗憾,我觉得李大爷会支持我这么写。我也采访了一位“文革”时乐团的指挥,他看了我的书,我问他,这样写李大爷会不公平吗?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对他已经很客气了。”我说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写,每个乐师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关于是不是要香港人来写也成为了一个话题,卞祖善就说,还是由香港人来写最好,没有立场比较客观。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周光蓁 曾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著有《中央乐团史1956-1996》(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十大好书,其简体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更名为《凤凰咏》。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90533号 国新办网备字[2006]7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02592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440031号
Copy Right © 2004-2013 www.bjnews.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京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版权法律顾问律师 刘家辉 电话:62112060